康坪村的北京知青：那个瘦高个就是王岐山

        《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中的第一卷。书中的作者是45年前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

        当风华不再、青春已逝，追忆当年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度过的苦乐年华，更有一种人生况味。书中所收录的这些追忆文章，感情真挚深沉，文字朴素优美，尤其是在对插队生活细节的挖掘和展示中，呈现出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气质，将陕北黄土地浓郁的乡土风情和知青们的心路历程给予了准确的描述和表达，是一部滋养人精神的、充满正能量的励志之作。

        今日，澎湃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我们康坪村是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村子所在的这条川叫丰富川，名曰川，实则是连绵群山之间夹着的一条狭窄川道。这里平地很少，大都是山地。但为什么叫丰富川呢？后经考证，这道川属古西夏丰村城所在地。也许是我们的祖先期盼物阜民富，便起了这么一个寓意吉祥的地名。新中国成立后，康坪村与陕北的广大农村一样，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个闭塞荒凉的川道里聊度日月。直到有一天，这种闭塞、单调、沉静的生活被一群到这里来插队的北京知青打破。

        1969年元月，康坪村的村民们都忙着做年茶饭准备过春节。有一天，生产队长韩志厚带着几个社员，吆着驴拉车去了公社。韩队长是个老八路，他听说公社要派知青来村里插队，心里有些不愿意。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来了人就要张口吃饭，生产队的口粮有限，现在又是冬天没活干，等于要白吃白喝好几个月哩！到了公社之后，韩队长发现自己来迟了，因为别的生产队已经将身体好的知青领走了，只剩下几个身体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知青，韩队长自然不高兴。但不管高兴不高兴，公社的干部给他发话了：“给康坪分来14个知青，你领回去。”韩队长看到这十几个娃娃站在公社院子里，个个冷得发抖，一下子心疼了。可当时他想：这些娃娃一个个穿得薄忽闪闪的，往后咋干活哩？韩队长让与他同来的几个人把大家的行李都装上驴车，这时候，一个瘦高个走过来说：“我叫王岐山，您是韩队长吧？”韩队长“嗯”了一声，就再没了言语。这时，王岐山从接知青的社员手里要过拉驴的缰绳说：我来拉吧。走了一段路，韩队长看到王岐山把驴车拉得有模有样，心里一下子就高兴了。

        知青们问韩队长，咱康坪村都有啥？韩队长觉得不好回答这句话。说啥都没有，是个穷村子，这样说，怕把知青们吓走了，还要挨公社干部的批评；说啥都有，这不是欺骗这些年轻娃娃。最后，韩队长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到了村上你们就晓得了。一走进康坪村，知青们全傻了眼。眼前的康坪村，除了几根冒烟的烟囱和光秃秃的大山之外，什么都没有。知青们站在村边的大路上，面面相觑，感到有些失落。

        刚进村，一些碎娃娃、后生和年轻女子们聚在硷畔上。一开始，村里的人都听不懂北京话，大家都来看热闹，有人还直白地说：“是来看这些北京娃娃哭鼻子的。”事实上，当知青们看到村子是这样一种景象，还真的想哭。当天晚上，几个女知青真的哭了。她们说：到老乡家去吃饭，窑洞里黑乎乎的。吃饭的筷子是用柴火棍儿做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怪味儿。面对这样的环境，王岐山把知青们叫到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没完没了。到最后，王岐山开讲了。他说：“既然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那就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样，是一个胜利。今后，谁当了逃兵，就是给咱知青丢脸！”王岐山的一席话说得让所有的知青都不做声。接着，他又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我去韩队长家吃派饭，全家人拣最好吃的给我吃。人家从心里把咱当尊贵客人看，我心里很愧疚。我们知青到了村里，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首先要在生活上融入康坪村，要成为康坪村的一个社员。从明天起，我们吃了谁家的派饭，就要帮谁家干活。首先要学会和社员进行交流，主动跟社员们学说陕北话。”

        知青们在王岐山的鼓励下，第二天便主动到各家各户去帮忙。没过三天，大家基本熟悉了康坪村的情况。

        这个时候，生产队的主要劳动是给地里送粪。王岐山到韩队长家提出知青也要去送粪，韩队长开始有些犹豫，觉得这里的山太高，路又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要滑到沟底，万一出个事，他还要承担责任。王岐山看出韩队长的心思，便对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队长一听王岐山这样说，便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韩队长答应了王岐山的请求，还特意给他们派了两个帮手。于是，男知青们开始送粪，女知青跟着村里的妇女给生产队磨面。

        送粪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活，需要几个人同时协作。捣粪、装粪、上驴、吆驴不仅要有体力，还要有技术。王岐山和其他知青都没干过这种活，尤其是上驴，一个人拉着驴，另外两个人要往驴脊背上抬粪。驴脊背光溜溜的，也没有鞍子，再说驴又不好好配合，将粪口袋抬上去，驴刚走两步，粪口袋就掉了下来，于是，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看着队里的社员腰一闪，一口袋粪就稳稳当当地搁在驴背上，驴走得再快也掉不下来。干了半天，知青们终于懂得，装粪、送粪，光用蛮力不行。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口袋不从驴背上掉下来，必须要将粪口袋装瓷实，给驴压力，尤其是要把粪口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这样就能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十几头毛驴由六七个男知青吆着，从村里出发，送到对面山上的地里。一路上，大家必须时刻看守着，以防毛驴抖掉粪口袋。知青们到了山上，把驴驮来的粪倒在地里，趁这个间隙，他们站在山顶上，放开声高唱革命歌曲。韩队长听到对面山上有知青在唱歌，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在开社员会的时候，韩队长特意表扬了知青，而且不住地夸奖王岐山，说他看上去瘦精精的，但干起活来还满在行。

        王岐山是知青组的组长。他能吃苦、肯钻研，善于团结群众，在康坪村很有威信。很快，他就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康坪村自从来了知青之后，办养猪场、开采小煤窑。搞了这些副业之后，村上的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村民们对村财务不公开、不透明有些意见，有人还跑到公社去反映此事。韩队长听到这些闲话很是生气，尤其是他老婆是个躁性子，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就开口骂人，也不知道在骂谁。社员们听了之后互相猜忌，知青们的心里也不舒服。

        一天，韩队长找到王岐山说：“你是知青组组长，又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见多识广，村里人猜忌我，我老婆又是这个松脾气，你看这事该咋办。”其实，王岐山也一直在琢磨村民的议论，他觉得这些议论主要是大家对村里的账务不清楚，所以才猜疑。于是，他就和韩队长把队干们叫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王岐山说：“既然大家对村财务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咱就给大家一个明白，白纸黑字写出来，放明朗！”但是，这个提议也遭到一些队干的反对，他们说：社员们对生产队的账务有怀疑，那就换人算了。可王岐山说：“换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把财务公开，让村里的每一个人对村财务要有知情权！”最后，通过举手表决，大家都觉得公开好。老支书尹治海还提议队务公开由王岐山做账务监督员，因为王岐山是知青，大家都信任他。王岐山觉得既然大家信任，那就试试。第二天，王岐山与当时来驻村的北京干部老肖、村支书尹治海、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康坪生产队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核查完毕后，立刻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将每项开支都进行了张榜公布，核查结果是：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些事情。在会上，王岐山对每一项开支都进行了解释，并当场进行核对，给了社员们一个明白，还了队干部一个清白。直到今日，这些开支项目的条据都有据可查。

        当年，王岐山对村集体财务严格审核、监督，做到按时核查公开的做法，时至今日，我国的基层农村村级账务的监督依然沿用这套办法。

这些娃娃能过把好光景

        知青们住的窑洞位于康坪村的正中。男知青多，占了两眼窑；女知青住一眼。知青们初来康坪的时候，每天干完活要洗手、洗脸，晚上睡觉前还要洗脚。但后来，这个讲究没有了。每天天刚麻麻亮，他们就要上地，上午10点多，做饭的才把饭送到地里，这时，刚刚抓过粪的手，又没地方去洗，不得不在衣服上擦几下就开始吃饭。晚饭要等到天黑的时候才能回去吃，这让长期吃惯三顿饭的知青饿得有些撑不住。知青中有两个人是低血糖，有几次饿得差点昏倒。后来，大家就把从北京带来的糖果攒起来，让低血糖的知青在干活时，兜里揣上几个糖果，饿的时候，吃上一个，还能起些作用。后来，韩队长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在上山劳动时，兜里揣上几把干枣，看到哪个知青饿得撑不住了，就拿出红枣让他们来填填肚子。

        白天干活，晚上回到窑里，大家累得不想动弹。女知青还要做饭。晚上，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麸皮合在一起熬煮的稀饭，最好的饭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在一起蒸的两面馍。当时，知青们一个月每人供给45斤粮，可这45斤粮根本不够知青们吃。为了能吃饱饭，大家就想办法把十几斤细粮兑换成粗粮。当时的换法是：一斤白面能换一斤半玉米面，若换小米，则能换一斤二两。这样交换下来，还凑合着能吃饱。

        过了春节，知青们第一次去李渠集市赶集。在陕北农村，赶集是最红火的事，知青们一方面可以买一些日常用品，一方面还能和其他村的知青聊聊天。有一次，冯如珍在集市上打听到猪娃比较便宜，就打定主意买头小猪回去。韩队长知道此事后，有些不高兴。他说：“现在人吃饭都困难，还要养猪？要知道，猪光吃草不行，必须要添料，添料就得浪费粮食。”更让韩队长不高兴的是，冯如珍买回来的是一只小母猪。要是劁过的猪还能养膘，到年底大伙儿还能分点肉吃，可母猪养大了，下了猪崽，还得要吃要喝。可冯如珍却不这么认为，她说：“生产队如果不养这头母猪，就由知青来养。等母猪下了猪崽后，就卖猪崽。”最后，韩队长算是同意他们养猪了，可他从来不过问养猪的事。到了第二年，母猪产了一窝崽，知青把猪崽卖了，还收入了几十元钱，这在当时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从此后，康坪村的人都学会了养猪，养猪成了一项传统产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康坪村的村民仍然有很多人以养猪为副业。上下川里的人说起养猪，都夸赞说康坪人养猪养得好。后来，韩队长每次说起这件事就夸赞知青：“这些娃娃可活泛哩，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准能过一把好光景！”

娃娃们可把罪受扎了

        知青们刚来时，干活经验少。送粪上山崴了脚，掏地手上起了泡，但他们从来不叫苦。有时，韩队长得意地说：“上下川里的知青，都没有我们康坪村的知青皮实、能干。这是其他生产队选剩下的人，说明剩在锅里的都是稠的。”

        康坪村左右的大山都光秃秃的。在黄土地里刨挖，辛苦一年，还分不到20块钱。因此，该村依托当地资源，把挖煤作为增加收入的一项副业。当时，下煤窑挖煤是一件既危险又累人的苦差事，没人愿意干。谁若敢下煤窑去挖煤，就被村民们视为是“英雄”。知青们知道挖煤能为村上增加收入，就派焦中平和徐雨晴在煤窑考察了一番，回来以后，他们对大家说：“煤窑没有那么可怕。”于是，经过大家商量，决定让男知青也和村上的壮劳力一起去煤窑挖煤。男知青到了煤窑之后，每天吃住在煤窑上，女知青为他们送饭。当女知青们第一次将饭送到煤窑时，看到这些在煤窑里挖煤的男知青一个个黑不溜秋的，一张黑糊糊的脸上只露一双眼睛。当时，她们感到既心酸又心疼。直到今天，那些在看守煤窑的人说起当年男知青在煤窑挖煤时的情景，都感慨地说：“那些娃娃们可把罪受扎了。”

        男知青下煤窑挖煤，女知青们也不甘落后。姚明珊和几个女知青主动要求下煤窑慰问矿工，生产队一开始不同意，但又拗不过她们，便只好让她们也去了煤窑。

        上一个世纪70年代初的陕北煤窑，挖煤主要靠人工。人进了煤窑巷道，开始还宽，但越到掌子面就越窄，只能跪着往前爬。头顶上是石头，巷道两边渗水。有一次，姚明珊正在掌子面给矿工发“棒棒糖”，突然，卷扬机上缠绕的钢丝绳断成两截，钢丝绳的一头不偏不倚地打在姚明珊的腿上，顿时，腿上鲜血直流。一名老矿工看到之后，“呲”的一下，把自己的上衣扯成几绺，迅速为姚明珊裹住腿上的伤口，紧接着，他又一把抱起小姚，快速向公社卫生院奔去。

知青救了咱娃娃的命

        知青们到康坪没多久，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不知不觉、或是在无意识之间，知青们也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着村里的人。没过多久，村里的社员也学着知青，每天早晨起来刷牙；一些女社员还学会了用香皂、卫生纸和塑料布。知青们都非常有礼貌，见了村里的老乡，一口一个大叔大妈。他们一有空，就跟村里的年轻人在一起，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读报纸上的文章。当时，村上有很多社员听不懂广播，知青们就一句一句地用陕北话讲给他们听。在知青住的窑洞里，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年轻人，大家都喜欢听知青讲故事。在村里人的心中，这些知青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无所不知，连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谁家里出现矛盾都去找知青咨询。

        有一天晚上，村民孙明尚的大女子跑到知青窑里哭着说：她弟弟发烧头痛，大队赤脚医生看了没顶事，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说她弟弟可能患上了脑膜炎，公社卫生院不具备治疗这类疾病的条件，建议尽快转入大医院去救治。

        知青们听了之后都慌了神。后来，经过打问才得知，孙明尚的小儿子得了这个病之后，老孙十分害怕。他患病的这个小儿子叫院生，家里人看到院生的病不见好转，便叫巫婆来“撩拨”，没想到越“撩拨”，小院生的病越严重。大家都说老孙是个糊涂虫。在贾延峰的安排下，知青们一边去叫拖拉机，准备将院生往医院送，一边又到了老孙家。进门一看，巫婆正在院生家，窑里乌烟瘴气，院生病恹恹地躺在炕上，已处于半昏迷状态。问清情况后，王小枫对老孙说：“大叔，孩子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明天再上延安会误事。咱不如连夜上延安，到地区医院去看，那里条件好、技术高，孩子的病很快就能治好。”听了知青们的劝说，老孙有点犹豫。这个时候，王小枫转身严厉地警告巫婆：“你要是再给娃娃瞎糊弄，我让人把你送到公社去。”这时，巫婆也上前劝老孙赶紧把孩子往医院送。说走就走，众人手忙脚乱地把孩子放在拖拉机上，出了川道，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救治，没出十天，小院生的病好了。王小枫、刘捷、焦中平几个知青都十分高兴。有一天晚上，孙明尚一家人来到知青窑里。活蹦乱跳的小院生满窑乱窜，孙明尚和他的婆姨、女儿，将自家做的醉枣挨个给大家散发，口中不住地千恩万谢。这时，老孙用亲昵的目光看了看每个知青，诚恳地说：“娃娃们，你们可是我家院生的救命恩人呀！我们全家真不知该怎样来谢承你们。”老孙不善言辞，但这两句话是他掏心窝子的话。他说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割舍不断的亲情

        丰富川，这个富有诗意的川道，在改革开放之后，真正实现了物丰民富；康坪村，这个寓意康泰平安的村庄，开始迈上了幸福安康的康庄大道，而这一切，与当年知青到村上插队有着密切的关联。

        40多年过去了，当年在康坪插队的知青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演绎出各自的精彩人生，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康坪村，时刻在惦记着那里的父老乡亲。

        一个人的青春记忆，是值得一生回味的美好记忆；人在年轻时形成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受用一生。1997年，当知青们得知康坪村的父老乡亲吃水依然困难，村上发展产业受到水的制约，于是，知青们决定为康坪村兴建引水工程。在刘克的倡议下，知青们纷纷慷慨解囊，筹款29万元，为村上建了一口水井，从此，村民们吃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养殖业和种植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出于对知青们的感激，村上人将这口水井亲切地称为“知青井”。紧接着，知青们又通过积极努力和多方争取，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落户到康坪村，从而拉开了康坪村走向富裕之路的序幕。

        一段插队岁月，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永世亲情。多少年来，康坪村的旱涝丰歉无不让知青们牵挂在心，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他们心中最亲切的景物，那里的父老乡亲被他们视为是自己的亲人。在知青们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康坪村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抓手，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积极发展主导产业，村上先后硬化了道路，修了排洪区、便民桥；新修了高标准党员活动室、计生服务室、医务室、文化站等多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和活动场所；建成了蔬菜川地温室大棚和山地温室大棚，形成了蔬菜、养殖、劳务三大产业，201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村民们过上了富裕安康的幸福生活。

        “东山上的糜子西山上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这是贺敬之《回延安》诗中的典句。每每咏读到这样的诗句，唤起的是知青们对康坪村的记忆，是对青春岁月的记忆。但愿这种记忆、这份亲情能成为一束感情的纽带，将知青们与康坪村永远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