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文本·文献：第二届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研讨会

我国清代朴学兴盛之际，西方古典学也在酝酿发展。对于古代典籍以及古典文明的研究，虽有中西之别，而无学理之异。“学无古今，学无中外，学无有用无用”，人文学术研究的特点正在于此。一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坚持“基于文字、回归文本、考信文献”的研究理念，秉持实事求是、考文责实之学术态度，希望能够与学界同仁一起为中国古典学研究乃至世界古典学研究作出真贡献。有鉴于此，2021年4月23日至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联合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于无锡举办了第二届“文献·文本·文字：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凤凰出版社等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

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开宗明义指出：“人文学科的学问，离不开文献、文本、文字这‘三文’的研究。以精炼的文字学、语言学功夫，准确和正确地解读不同语境下的相互关联的不同文本的原本含义；通过对不同文献，包括不同语言的多语种文献的综合的精致的研究，精准地理解和复原历史及其传统，这就是‘三文’研究的方法与原则，也就是西方所说的‘philology’，即‘语文学’。”他还对当前学术界的浮躁表示了担忧，乌云毕力格说：“我们经常讨论当下的学术浮躁现象及其产生的学术‘垃圾’”，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放弃了以‘三文’研究为基础的学术道路、学术理念、学术基本功和学术研究方法。”

乌云毕力格教授还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研究并非一项特殊工程，它的学术原理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比如说，人们不能栽无根之树以造林，哪怕是为了应景也不能这样；人们不可能建造空中楼阁，那只是幻想和骗局。我们不必否认古代罗马文化或古埃及的金字塔，我们自己的文明足够早，也足够灿烂；我们不必否认荷马史诗的存在，我们自己的文献足够古老，也足够丰富。只要我们以足够的文化自信，以科学的态度去探索，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更多的，让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感叹和仰慕的文化成就。我们不必逼郑和的英灵说谎他发现了美洲大陆；也不必编造英语起源于中国某地之假说。我们应该‘动手动脚’，去浩如烟海的中国和世界文献中，发现我们伟大的古典文明和伟大的文化传统，在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历史基础上，树立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必须构建我们的学术话语系统，掌握中国学术话语权，但这同样应该以令人信服的基础研究为前提。对此，‘三文’研究大有用武之地。希望我们大家精诚团结，紧密合作，争取更大的成就，为国家文化和学术建设之繁荣，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乌云毕力格教授开幕式致辞

接着，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十五年来的实践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延续至今的“国学热”，更多的是社会的狂欢而不是学术和教育的进步。为了使“国学”研究能够得到持续深入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落实到学术中，通过学术将之深化和推广，并形成一种体制化的学术和教学机制。长期以来，“国学”在很多地方被局限为以儒家或者儒学为主题的传统文化，对于儒家或者儒学的研究当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过分强调儒学并不利于客观全面地看待源远流长、丰富深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术遗产。沈卫荣对于冯其庸先生所提出的“大国学”理念表示支持，也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十五年来秉承“大国学”理念所进行的教学科研实践和设立“中国古典学院”的尝试表示充分肯定。他认为，人大国学院这种使用传统汉学、藏学、蒙古学等学科所采用的语文学方法，对中国各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的做法，真正体现了学科交融的特色，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对学术和教育的进步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沈卫荣教授发言

随后，浙江大学中西学院教授刘迎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岗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分别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阐释了“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这一主题。

刘迎胜教授作了题为“12-15世纪内亚研究使用审音勘同法的语料库问题”的演讲。刘教授指出，在古代汉文文献中有一部分非汉语词汇，如何找到这些词汇的词源并确定其在上下文中之义与它原有之义是解读古代文献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接着，刘教授提出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使用审音勘同和传统音韵学相结合的方法，并建立起相关语料库。刘教授从直接语料库、间接语料库、汉语音韵学资料和间接语料库的继续等四个方面介绍了语料库的种类。他最后总结到，在处理文献里的非汉语词汇时首先应该尽量使用本民族的双语直接语料，其次是使用本民族的间接语料，再次可以利用同时期其他民族的语料来尽可能佐证其词源及词义。最后他强调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但是非常重要，也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学者在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中继续将这一工作推进下去。

刘迎胜教授发言

陈岗龙教授以“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评点和回批”为题，介绍了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把120回本《红楼梦》节译成40回蒙古文译本，并撰写回评，流传至今，在红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哈斯宝也因此成为旧红学评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的“读法”中说：“这部书里，凡是寓意深邃、原有来由的话，我都旁加了圈；中等的佳处，旁加了点；歹人秘语，则划线标识。” 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六个抄本中都不见哈斯宝的文中加批，那么哈斯宝原来做的加批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答案就在每回的“回批”里。哈斯宝的“回批”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叙事线索，一个是对具体文字内容的字里行间的评论。这两个内容也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哈斯宝对《红楼梦》叙事学层面的提纲式把握，一个是哈斯宝对具体文字的评点。尤其是对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的点评，与《红楼梦》其他评点学家的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岗龙教授推测，哈斯宝“读法”中所做的“旁加圈点划线”的加批和评点后来被他统一写进每回“回批”的内容中了，于是后来的抄本正文中就都没有了“评点”或者加批。其主要出发点可能就是把零散的个人式的阅读体会重新组织成首尾一贯的评论文字，以便蒙古族读者宏观上把握《红楼梦》全书的思想。

陈岗龙教授发言

最后程浩作了题为“《老子》中的‘妙‘与‘徼‘”的演讲。程浩认为《老子》中出现四次的“妙”，均应根据北大简本与帛书本解作“眇”，意为精微渺小。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眇玄通，深不可识”，体现的就是《老子》所反复强调的“谦退”“隐匿”精神。“徼”则应视为“要”的通假，在第一章与第二十七章中都用为与“眇”对立的概念，可解释为贪求。“故常无欲，以观其眇；常有欲，以观其要”，是将“眇”与“要”视作“无欲”与“有欲”两种状态下的终极追求。至于“众眇”，即“大小”“多少”，“众眇之门”可理解为“多”与“少”的对立统一规律。

程浩副教授做主题发言

次日，共进行了四场学术论坛。上午的论坛分上下两场，共有七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的发言题目是“《老子》八十一章原始”。他认为《老子》八十一章本作为《老子》的标准本，对《老子》的文本形成与思想定型起到了巨大作用。近年关于八十一章本的形成，产生了若干焦点与争议。李若晖认为，汉代《老子》诸本章数是以“神秘数字”为基数进行计算所显示的绝对必然性作为对于天道的真切把握。北大汉简七十七章本到河上公八十一章本的重要中介是《淮南子》所引据之《老子》。通过对《淮南子》引《老子》的分章分析，可知该本《道经》部分同于（或近于）河上公八十一章本，《德经》部分同于（或近于）北大汉简七十七章本。与这一特征相符的最可能是《老子傅氏经说》，即将该本理解为仅编成了《道经》三十七章（篇）。至于宋人所引刘歆《七略》刘向定著《老子》语，当出伪造。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是近些年公布的研究秦汉史的新材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杨小亮针对这些新材料做了题为“对五一简中一份完整‘解书’的解读”的发言。他指出，周海峰曾根据内容、形制和字体风格将五一简第二卷的四枚木两行复原为一份题为《广亭长晖言傅任将杀人贼由併、盗由肉等妻归部考实解书》的完整册书，但未说明册书编联的具体情况和内容。在这一基础上，杨小亮通过对文书结构、套语及版面格式的分析梳理出了案件的基本内容，即永元十六年六月（公元104年），广亭长毛晖向临湘县廷报告考实杀人犯由併和盗贼由肉兄弟二人案情的进展情况，表示已将二人的妻子由孨、由妃带回广亭部审问，待考实后，将继续上报。在梳理案情之余，杨小亮又对册数中所涉及的几处字词进行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士食湘中”的“士”当通“事”，“事食”即佃种别人的土地；“具任五人”则指五位担保人，反映了东汉的候审担保制度；“证左”指证人，“具位”指徒具其位，“考实杀人小盗具位证左”一句中，“杀人”“小盗”当为“具位证左”的定语；“解书”之“解”即为“释”，当为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就行政或法律事务进行辩解或解释的实用文体。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华建光结合汉语史文献和现代吴闽方言材料，讨论了六朝吴歌“侬”的性质。他在主题为“六朝吴歌‘侬’是第一人称代词吗？”的发言中指出吴歌中的“侬”不是第一人称代词，而是表示“人、别人”的旁指代词，与普通话“人家”的功能相近。它可转用于指称说者和听者，表亲近、谦卑等语体功能，与闽语表谦称的“侬”一脉相承，而吴语第一人称代词“侬”是“我侬”的变体，与之没有直接联系。此外，华建光还认为六朝吴语的第一人称代词也是“我”，建康一带用“阿”字记录，可能与“我”鼻音声母的脱落有关。因此，从六朝吴语到现代吴闽方言，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由“我”替换“侬”的过程。

垣曲北白鹅墓地是最近山西考古的新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明东在“北白鹅夺簋的人与事”发言中，对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夺簋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夺簋属于前代遗物，铸有94字长篇册命铭文。他通过器型对比、系联铭文等方法，判断夺簋为厉王时期铜器。铭文中的井叔不仅管理成周讼事，又是殷八师首领，与禹鼎之禹、曶鼎之井叔大概是同一人。在平定鄂侯及淮夷叛乱后，井叔逐渐成为王室执政卿，全面管理成周地区的民事与军事。张明东还指出，夺不是M3的墓主，夺簋葬于墓中，不能排除器物易主的可能性。厉宣、幽平之际的社会动荡及王室东迁，是理解垣曲北白鹅墓地形成的关键背景。至于北白鹅墓地本身所属的家族，很有可能不是召氏，而是与殷商和戎狄关系密切的南燕，匽氏不应为留守京师的召氏大族，而当为在周氏东迁过程中兴起的姞姓南燕。

接下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赵令志做了主题为“满文档案所载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初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土尔扈特熬茶使团的任务与行程。熬茶是藏传佛教中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包含礼佛祈福、布颜讽经、超度亡灵等内容，蒙古部族首领遣使赴藏熬茶多有叩拜达赖喇嘛，并向其求取封号的意愿。土尔扈特东归之前，曾多次遣使赴藏熬茶，而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这次由敦多卜达什等派遣的吹扎布使团，则是其东归前遣往清朝的最后一个使团。在宗教活动之余，本次熬茶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在乾隆朝认知土尔扈特方面，吹扎布向清朝表明土尔扈特并未归降俄罗斯；另一方面，在土尔扈特部认知清朝方面，吹扎布使团见识了清朝的国力和官员的作风，也理解了清朝“阐扬黄教，安逸众生”的宗教政策。此外，使团成员在热河见识了满蒙联盟，得悉西北局势，对其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乌云毕力格的发言题目为“蒙古语‘历史’的历史——兼谈《白史》的‘伏藏’文献性质”。乌云毕力格梳理了现代蒙古语词汇 ᠲᠡᠥᠭᠡ（音“图克”，意为“历史”，形写TAOKA，音写：teüke）的演变历史和蒙古文文献《白史》的文献性质。16世纪后半期成书的蒙古文献《白史》书名叫做arban buyan-tu nom-un čaγan tegüge，意为“十善法正集”。书名中的最后一个词tegüge 具有“文集、集子”之意，由西藏“伏藏文献”《玛尼全集》（Ma ni bkav vbum）的书名翻译而来，或是作者从中受到启发而译用。随着时间的推移，tegüge（集子）一词在蒙古语元音弱化、逆同化的影响下发生音变，又随音变而改变了书写形式，从语音到词形都变成了teüke（历史）。直至今日，人们不再知道teüke一词的来历，却赋予了它“历史”术语的新含义。对《白史》书名的重新解读，不仅弄清了蒙古语“历史”一词的来历，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了《白史》一书深受西藏“伏藏文献”影响的创作背景。

最后，来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学者马子木做了主题为“明季浙党考”的发言。马子木认为，在晚明清初渐次形成的亲近东林的历史叙事中，由沈一贯及其羽翼构成的“浙党”是东林的主要对立者，浙党与东林的竞争也成为解读晚明政局演进的主要线索。通过对文献和文本的仔细考察，马子木指出晚明所谓的“浙党”只是在万历三十五、三十六年（公元1607、1608年）前后，围绕科道考选与阁臣人事之争逐渐被建构出的，用以打击政敌的话语，而非边际分明的官僚士大夫集团。“浙党”最初与东林并无明显关联，亦非某一特定派系的发明。万历三十年代后期，“反浙党”成为词林与言路中超越派系的普遍共识与立场。辛亥京察后，东林与反东林方渐次成为党争话语的主流，浙党更是成为双方共同排击的对象。就此，马子木指出，走出东林史学，动态考察晚明政治身份的演进，是晚明政治史研究应需关注的议题。

上午的发言结束后，下午的两个论坛分为两个会场，共有二十位学者进行了发言。

第一分会场共有十二位学者参加，他们围绕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秦汉历史和思想史、历史地理、古代舆图、古代文学等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凤凰出版社的张沫的发言题目为“从字词角度分析文本异文及其产生原因——以《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为例”。《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一句在郭店简本中作“万勿方作，居以须复也”，在马王堆甲乙本中作“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在北大本中则作“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万物并作”句的争议在“方、旁、并”三字之间的关系及所记录的词义。“吾以观复”句的争议在“须”字的隶定。张沫从字词角度出发，利用文献词例，对异文中的关键词重加分析。认为方、旁、并在表示普遍义时，存在历时的词形更替。旁可以借为方表方始义。万物方始而作、旁邪而作、万物遍作，都不与老子的思想相违背。须复即等待归复之义。从居到吾，从须到观，反映了人之主观力量的增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吴洋在“读安大简《诗经》札记二”的发言中对于新发现的安大简《诗经》再次进行了讨论。他主要谈到四个问题：第一，传世《诗经·周南·卷耳》“维以不永怀（伤）”二句在安大简《诗经》中均脱“不”字，然而句意并未发生变化，可见，“不”字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语气词的用法，其对于句意没有影响，意义只在于在修辞层面调节语气和节奏。第二，安大简《诗经》中“之子于归”均作“寺子于归”，这一特殊用法显示出“之子于归”在《诗经》确实是仅指代女子出嫁的专门用语，之所以用“寺”字，或许与“妇寺”之用法相关，当读为“侍”。第三，《魏风·硕鼠》“爰得我直”在安大简中作“爰得我惪”，“惪”与“特”相通，或可取“特”的匹配之义为训，则此句可以理解为去到与我匹配的地方。第四，安大简《诗经》中的虚词异文展现出更加清晰的语法意义，此外安大简《诗经》中完全没有“乎”这个虚词，这说明起码在安大简《诗经》抄写的战国早中期，“乎”字依然没有被普遍用为语气词。今传本《诗经》中的语气词“乎”，看起来应该是后世学者在传承过程中为了诵读的语气和节奏所增加。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的付佳做了主题为“‘泮宫’小考”的发言，她指出“泮宫”一词，出《诗经·鲁颂·泮水》，传统注解一般遵循毛《传》之说释为学宫之名，沿用至今。然《泮水》诗文，并不涉及教化、学习之内容，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无于泮宫从事教学活动的记载，泮宫是否为学宫值得怀疑。关于泮宫之属性，自汉代许慎便提出了非学宫之说，宋以后更是歧说层出。付佳认为，王夫之于《诗经稗疏》中所论泮宫为泽宫的观点较为可信。泮宫应是《周礼》《礼记》中所载之泽宫，主要功能是用于天子（诸侯）郊祭之前的习射、择士、受谏、誓命等。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把梦阳的报告题目为“从‘暴秦’到‘霸道’——论‘王霸之辩’对西汉‘过秦’叙述的重塑”。他在报告中提出，汉初学者“过秦”之论的重点，多集中于检讨秦政苛暴之历史事实，并据此形成秦为“凶暴”之政的历史定位。伴随汉代经学的发展，儒者参与政治的热情日益高涨，而汉帝国皇权专制也日益强化。因此，在“王霸之辩”思维的影响下，儒者仍常以“过秦”为论，但其论述重点则由汉初检讨秦政，逐渐转变为论证秦与“霸道”的历史关联；其目的亦随之由总结“亡秦之鉴”，转为宣传儒家王道政治，进而实现对西汉政治文化与君臣权力关系结构的重塑与改造。从学术史的角度亦可看出，战国诸子之学对汉代学者的影响力亦伴随西汉儒家政治学说的发展而退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董家宁则对秦始皇的“祠邹峄山”的历史进行了探索，她在“秦始皇‘祠邹峄山’的历史定位考察”中谈到，作为秦始皇东巡的首个地点，邹峄山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秦始皇“祠邹峄山”史事的历史定位也比较模糊。通过将之与秦始皇泰山封禅进行综合考察，则可以发见“祠邹峄山”作为封禅的前期铺垫和准备的特殊意义。泰山刻石可以视作封禅的纪念碑，峄山刻石与泰山刻石铭文中文治、武功的配合关系，可以作为另一重证据。秦始皇通过巡游过程中的祠祀行动，将东方各自不同的地域信仰悉数纳入大一统帝国秩序之中，从而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祠邹峄山”作为一切的开端，其意义应该加以重视。

国家图书馆的吴寒在“清代北京八旗地图之版本源流考略——兼谈古文献研究的图像视域”的发言中揭示了中外北京城地图中所发现的问题，她指出，在《北京内外城全图》等清代地图中，镶蓝旗和镶红旗的方位与官方规定的八旗方位相反，也与“首善全图”“八旗通志”等图系的表现不同，这被学者称为一个“未解之谜”。吴寒认为，“南北对调”的背后是“内外调整”，即镶蓝旗占据了离紫禁城和皇城较近的区域，而镶红旗被排除在较远的区域。这说明，八旗制度的实际运作并不像官方文献的记载那么简单，其中牵涉了复杂的权力关系。

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陈才以“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漫谈”为题，指出上海地区方志有区域志、专志、杂志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修纂者对方志体例作出了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自清嘉庆起，上海方志调查、 整理、编目、撰写提要等工作就逐步开展起来。近年来，上海方志的影印、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上海方志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不少上海方志，不乏孤本，颇具特色，亦有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但一直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既有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陈才对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书规范著录版本，撰写更为详细的叙录，并配以图片，纂成《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叙录》一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陈伟文的发言题目为“杜弼《为东魏檄梁文》非伪作考”。他在发言中指出，《文苑英华》卷六四五所载杜弼《为东魏檄梁文》，《艺文类聚》卷五八节引其文，却题作者为魏收。而且，此文与《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所载魏收的另一篇檄梁文的雷同文句竟多达数百字。关于这两篇檄梁文的作者及其相互关系，学者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最近庄芸《<文苑英华>收杜弼<为东魏檄梁文>辨伪》又另立新说，认为杜弼《为东魏檄梁文》作者既非杜弼，亦非魏收，而是杜台卿伪托其父杜弼所撰。实际上，庄芸提出的几个论据皆不能成立。杜弼《为东魏檄梁文》对侯景入梁以后局势的预测，并不是全部符合后来的历史事实；其部分符合，只是在常理范围内的巧合，并非事后的追述，因而不足为伪证。杜台卿《齐记》成书时间并非隋朝，而是北齐武平中。其时离侯景叛乱仅二十余年，当事人尚多在世，杜台卿不可能凭空伪造檄文而载之当代国史《齐记》中。此外，王仲镛、何德章以为《为东魏檄梁文》为魏收作，论据亦不足。《玉海》所载《梁书》佚文可与《资治通鉴》、《文苑英华》相互印证，证明《为东魏檄梁文》的著作权仍当归于杜弼为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刘新光在“《史记》‘金城河西’解”中对读了《史记》《汉书》有关“金城河西”记载及今人点校差异，结合《通鉴》胡注及《水经注》，刘新光认为：“金城河西”不应断为“金城，河西”，“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的第二个“西”也非衍文。“金城”在这里既非金城郡，也不应是金城河。阚骃所说“随地而名”的“金城河”极有可能是金城县（郡）出现之后后出之名。“金城河西”与“河西”在地域空间上关系密切又存在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谢霞做了题为“汉唐正史帝后死亡婉辞的书法义例”的报告，她在报告中指出，死亡婉辞即死亡的委婉指称语。一般而言，帝后死亡应当根据惯例写作“崩”。但汉唐正史中却频繁出现惯例之外的婉辞，究其原因，是受到了史家观念和史料来源的双重影响。南朝时期，“殂”产生了新的含义，并影响了隋唐以来的史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辛晓娟的发言题目为“两都陈事空间说——‘忆昔’类歌行的叙事结构及空间书写”，她指出“忆昔”类歌行指通过对都城形象的书写与想象，抒发盛衰之感的作品。其特点为以“忆昔”“忆昨”“畴昔”等标志性语汇引起回忆，在都城景观中展开情节，末尾处回到现实，以当下萧瑟衰朽对比回忆中的盛景，以见感慨。这类作品源头可追述至鲍照、沈炯、骆宾王、宋之问等作，至杜甫《哀江头》《忆昔》初步定型，中晚唐诸家踵事增华，历宋元明清而不衰。这类诗歌不限于对具体古迹的咏叹，而是通过回忆与想象，重构出复杂宏大的盛世图景，同时具备诗史性、传奇性、自传性的特点。辛晓娟以唐人“忆昔”歌行为中心，梳理了其诞生过程及在后世的演变，并探索其叙事结构及空间书写模式，阐释了其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郭文仪的发言题目为“体认·建构·想象：晚清文人的中唐情结与文化想象”。她在发言中谈到，自道咸至民初，数代文士论著都表现出对以贞元、元和为代表的“中唐”学术与士风的认同。梳理文本可知，晚清士人对“中唐”体认可大致表现为：对贞元、元和士人士气昌昌的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对贞元、元和士人所处变革时代的无奈挣扎和政局多变的体认，以及对贞元、元和士人所经历的时代悲剧和个人命运悲剧有了相同的感伤。郭文仪认为晚清士人以宋学为纽带，重新认识并建构了“中唐”的形象与学术价值 ，联系自己的现实语境与感情投射，使得“中唐”成为晚清士人话语中的一种术语与情结。

第二分会场共有八位学者参加，他们围绕藏传佛教、元史、蒙藏关系史、语音对堪、汉藏佛教艺术、地方志、满文文献等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维忠以“吐蕃末代赞普达磨时期的佛教——以新发现的藏文史籍《月种王统》为中心”为题，指出关于吐蕃末代赞普达磨时期的佛教整体情况，学界并没有清楚的了解。藏文史籍一直宣扬达磨灭佛导致前宏期吐蕃佛教的衰败，并将之塑造为“朗达玛灭佛事件”。对此，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该事件系佛教史家建构的结果。黄维忠以新发现的12世纪前后的藏文史籍《月种王统》（zla bavi rigs kyi rgyal rabs）为切入点，初步讨论吐蕃赞普达磨时期佛教的整体情况。他指出，该书关于达磨时期佛教情况的记载不到500字，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仍沿用了敦煌藏文文献中达磨赞普的尊号赤达磨乌东赞（khri dar ma wi dur[m] brtsan），而非“朗达玛”这一蔑称（朗lang，系藏语公黄牛之意）；二是王弟藏玛系被两位大臣流放，而非达磨赞普；三是达磨赞普系由拉隆谢吉多杰（shel gyi rdo rje）所弑杀，而非著名高僧拉隆贝吉多杰（dpal gyi rdo rje)；四是并无后期佛教史家构建的诸多灭佛内容，仅有“王行为浪荡”“三宝被亵渎，正法日渐衰微”这样的表述，展示出达磨时期相对真实的佛教情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说‘胡速急’ ——《元典章》之‘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篇证补 ”， 特木勒指出《元典章·刑部》卷十九所录忽必烈圣旨《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出现“胡速急”一语，柯立夫误校为“做速纳”。他认为，“胡速急”应该就是《元典章》和《通制条格》公文书中多次出现的“喉嗉急”和“喉嗉系”，意谓自立更生，自己养活自己。“胡速急”或“喉嗉急”应该是蒙古语的汉字音写。源自元朝皇室家族中传承的关于祖先孛端察儿的早年经历有关。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树林以“藏文文献所见蒙藏高僧师承关系史特点”为题，指出师承关系维系和发展了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发展，加快印藏传统五明学的丰富和创新发展，促进了蒙藏文化关联。这种师徒关系，有时决定着整个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对蒙藏文化关系中的师承关系来说，最初主要表现为藏族上师和蒙古族徒弟的师承关系，后来随着涌现出一批蒙古族高僧学者，也有了蒙古族上师和藏族徒弟的师承关系，使蒙藏文化关系更加繁荣而丰富，而且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蒙藏师承关系始于元朝时期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与其蒙古弟子，随着格鲁派佛教宏传蒙古地区，得到广泛发展，师承关系的具体内容也在佛教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均反映在蒙藏高僧藏文文集中，主要集中在佛教史、寺庙史、传记、诗歌、闻法录、信函中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建强的发言题目为“《大白伞盖陀罗尼》咒语校勘研究”。《大白伞盖陀罗尼》有诸多译本，李建强系统梳理了这些译本，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份咒语进行了校勘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份于阗本（S.2529、IOL.Khot.S.46）咒语的转写和校勘；第二，藏文本（P.t.23、P.t.20等）的转写和校勘；第三，比较房山石经所收的不空译本与普通真言藏梵本、于阗本、藏文本，推测与汉文本相契合的梵本。李建强指出，比照图版和相关文献，Bailey先生对于阗文转写，有的地方还可以再斟酌。梵文咒语，藏文本尽量用固有词来意译，这部分在拼写上的差异不是太突出。汉语字音和梵音之间，有严格而细致的对应关系，用汉语的声、韵、调可准确地描写梵语的辅音、元音、音长、重音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恢复成梵本。译音勘同必须建立在清晰的语音对应规律基础之上，汉语和梵语的对音规律可以作为汉语和其他语言语语音对应规律的参考。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赵媛的发言题目为“明代河西宗喀巴图像研究——以一幅敦煌藏经洞所处度母救八难唐卡为切入点”。赵媛以一幅明代河西绿度母救八难题材唐卡中出现的上师像为切入点，探讨河西地区出现的宗喀巴图像源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了以甘肃炳灵寺为主的甘青其它石窟寺和国内外早期宗喀巴图像和唐卡遗存，指出其图像是依据大乘佛教早期《法华经》释迦、多宝二佛对坐图像和11世纪文殊、弥勒对坐图演变而来。她从文献和图像遗存两个方面梳理了汉藏早期遵循《法华经》图像解释佛教义理，并适应后弘期佛教法华信仰回归趋势产生图像重构的历史，指出15至16世纪宗喀巴图像正是11世纪佛教图像重构后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变革，这也反映出汉藏文化艺术在汉藏边界的交流与融合。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中心苞璐尔以“一世哲布尊丹巴所建喀尔喀蒙古佛寺萨日达格寺措钦大殿佛殿配置分析”为题，指出萨哩达克寺遗址是喀尔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扎纳巴扎尔在17世纪后半叶主持建成的一座寺庙，然而仅在建成两年后就被烧毁。近些年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人员对此遗址进行挖掘后出土大量泥塑以及建筑碎片。这些寺庙残存是研究一世哲布尊丹巴艺术生平的宝贵材料。苞璐尔对原措钦大殿后方佛殿中遗留的五方佛样式千佛造像及其他造像碎片进行分析，还原此殿原有的图像配置，从而解读哲布尊丹巴扎纳巴扎尔的图式选择及其思想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闶以“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国满文‘表文’探颐 ”为题，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此前未受学界关注的“满文表文”为研究对象，张闶对这一表文进行了对勘和释读，指出这一表文实际上为“译出英吉利国表文”的满文译本，并提出“满文表文”的发现，为探讨国书(表文) 翻译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和更多元的视角。在此先行研究基础上，张闶还进一步讨论了国书中文译本、满文译本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周赫以“《锡良遗稿:奏稿》及锡良教育改革初探”为题，以《锡良遗稿:奏稿》中与教育改革有关的史料为中心，整理研究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所施行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教育改革作为三省教育新政改革的第二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弥补了前任总督徐世昌改革上的不足，并在其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延续了近代东北教育体系的构建，符合当时国情，达到了振兴东北教育的目的，培养了社会所需的人才，改变了东北地区200多年的特殊教育体系，对近代东北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本次会议，不同专业和领域的学者们围绕“文献、文本、文字”，就中西古典学研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和讨论，涉及诸多新资料、新思路与新发现。研讨会过程中，各位学者的发言精彩纷呈，亦不乏激烈交锋。

会议结束时，乌云毕力格教授表示，希望明年能在无锡再举盛会，继续围绕“文献、文本、文字”，探讨古典学视野下的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