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建筑与政治

        “建筑跟政治关系最密切，因为你需要有空间，而空间跟政治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这样阐述建筑与政治的关系。

        雷颐认为，没有政治支持，什么样的建筑都建不起来，建筑的风格，尤其大的国家性建筑，风格都是由国家领导人确定，包括每个地方的地标性建筑都是由当地的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所以建筑、人、政治紧密的在搅合在一起的。

        以下内容摘自“理想国”举办的2014年新年场文化沙龙的演讲：        

政治与建筑师命运紧紧相连

        梁陈（梁思成、陈占祥）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旧北京的状况，建一个类似于新德里的新北京，或者新北京行政中心移到西边，也就是现在的钓鱼台附近，现在我们觉得很近，但是在当时觉得是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当时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我们好不容易进到北京城，有人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这是对梁陈方案的评价。

        建筑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1949年之后不是简简单单的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是全新的政权建立。在建筑美学上，无论什么样的代价，要有标志性的建筑。比如天安门广场，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要学苏联，但是天安门广场要建的比红场还要大。因为领导人要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游行、庆祝，而这种政治化的空间，要求周围和宏大的政治叙述不符合的这些建筑都要拆掉。比如说阅兵的时候，原来从天安门东边往西边走，不远就是几座牌楼，我们的军旗也要从牌楼下面经过，牌楼比军旗高，拆掉。

        政治又与这些建筑师命运紧紧相连。《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有一段写得挺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书中谈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发生一个运动，亲美、崇美，批判西方现代派，政治思想改造恰恰在梁思成先生那里内在的和他的学术观念有一种吻合，或者说他把政治性的要求和他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对火柴盒的批判，当时受到苏联影响，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就是，很复杂的风格、修饰、装潢。对“火柴盒”的批判，跟梁思成先生某种对中国民族形式的要求、大屋顶有内在的契合，他把外在的政治性的要求和内在的学术语言融在一体，所以在他的主导下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建筑，这些建筑就是大屋顶的建构。大屋顶的建构既是强调了民族形式，又是对西方一种拒绝。

        他谈到知识分子如何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要求进行内在化。但是政治的变化总是变化莫测的，1953年1月斯大林逝世，我们一般谈到是1956年赫鲁晓夫做报告批判斯大林，实际上，去斯大林化或者对斯大林批判，不是一开始突然来一个报告，而是一点一点地。在报告前面有一个预热，从建筑风格开始。1954年1月赫鲁晓夫做报告，当时中国正好有一个建筑代表团去参加这个会，当时一切都学苏联，斯大林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听了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回来赶紧向中央做出汇报。而在建筑理念上又符合毛泽东的观念，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民族形式，他自己写古诗词，对国际主义，对洋八股的东西很反对，但是建筑方面却没有强烈的表示。按照这本书的说法，恰恰在1955年，苏联批判斯大林，国内开始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顶，这在建筑学界是非常大的运动。梁思成先生也感到莫名其妙，开始是按照你的意思，要有民族形式。突然政治风向一转，批判他的大屋顶。从五十年代初期到1955年反胡风、批胡适，这套政治运动一直没有停过，这些都搅合在一起，恐怕从那之后梁先生自己也觉得，我明明真诚的跟着你走，突然你又批判我，这反映出建筑的风格、建筑的风向在中国确实跟政治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

        大家会很奇怪，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应该是很成熟的学者了，那么他的学术语言、风格怎么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并不为奇，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现象，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思想改造，无论冯友兰、潘光旦，还可以举出很多，都有思想改造的记录。他们怎么做检查，那些语言还是比较新旧杂陈，有一些左派学生批斗老师，老师要做检查，一次一次过不了关，慢慢就熟悉了这套语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熟悉。我做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采访过一位老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说我是延安的，从1947年到1950年代初期，我们随着大军占领一个城市，都是和地下党会合的，地下党在内部配合。但是一到开会就反映出，开始我们都是穿着列宁装，解放军装，地下党女的穿旗袍，男的西服，开会就换服装了，慢慢的他们要跟我们学语言，学那套政治词汇。他说这个转得很快。我找了左派的报人，办文汇报，但是1950年起他发现不会写社论了，因为那个社论是全新的语言，他只好找另外的人，找共产党的理论家来帮写社论，经过两三年他自己就可以按照新华体写这种社论了。这个语言的转换，只要你思想改造了，它也是非常容易的。

        这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近代被侵略、被屈辱的历史，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尤其是开始的时候，他是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国家强盛而付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尤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梁先生之所以要做中国建筑史研究，因为他看到日本人做了，他谈到知识上的承继性。他觉得中国建筑是日本人做的，我们要加紧赶上，在这方面超过他们，这也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

        总之，我觉得阅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建筑史，它背后就是一个政治史，包括某些地方，你可以看到非常恶俗的建筑，那就反映出领导人的水平、一种风格。当然一个城市的建筑史，尤其在我们这种结构之中，政治和建筑紧密相连。大家都知道在十几年前，北京市当时的领导特别喜欢加个亭子，所有建筑师都知道，建筑师说设计到一个建筑，不论多高上面加一个亭子就可以通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西客站，一定要加亭子。所以当时市长提出要夺回首都风貌，所以别人给陈希同起外号叫陈希亭。        

        演讲者简介：

        雷颐：把历史作为现实参考的著名学者。祖籍湖南长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