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头丸之父和他的迷幻年代

        摇头丸（Ecstasy，E丸，一种毒品，其主成分是MDMA，中国内地译为摇头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影响着无数西方青年的心灵和生活形态，舒尔金的离开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个迷幻的年代。

从“不要作战只要做爱”开始        

        从人类有历史记载开始，人们就不断寻找能够拓展心灵领域又具有医药功效的植物和草药，在人类的早期巫术时代，致幻植物本就是巫觋仪式中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工具。19世纪初，科学家开始在实验室制造有相同效果的化学药剂，如著名的LSD和摇头丸。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由于介入越战，使得崇尚爱与和平──“不要作战，只要做爱”的嬉皮运动如烈火燎原般，发展成一股广泛的社会运动。此时对于嬉皮的思想和药物文化，有几位精神的导师不可不提，比如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艾尔帕（Richard Alpert），以及所谓“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几位代表如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杰克·凯鲁亚克等人。

        利里和金斯堡等人对于这种强力的迷幻药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利里在第一次尝试“墨西哥毒蘑菇”后写道：“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具宗教色彩的一次经历。所有的美、宗教启示、感官享受、历史的真相、上帝、魔鬼……所有这一切都来到我的身体里，却又游离于灵魂之外。”从此开始研究致幻物对人类意识的作用。

        舒尔金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二战期间，舒尔金从哈佛大学退学加入美国海军，战后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生化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就职美国陶氏化工公司，在陶氏化工工作期间，舒尔金第一次尝试服用了麦司卡林（一种强力致幻药物），从此他对于药理学的兴趣就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可生物降解的杀虫药兹克威（Zectran）。后来因为公司不愿他在《自然》等杂志发表文章时署上公司的名字，舒尔金脱离了陶氏化工，在自家后院进行独立试验。随后几十年的大多数时间中，他都将自己封闭在家后院的实验室里，制造和尝试各种精神性药物。

        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所谓的“地下化学家”都一直在研究发明新的迷幻药物。

        据相关资料介绍，自1988年开始，随着Rave文化（源自英国的一种文化现象，指播放酸性歌剧或硬核唱片的、大量使用药物，特别是迷幻类药品的地下派对）的快速蔓延，New Edge（新时代的思潮，但比旧称New Age更新）和VR（Virtual Reality 虚拟真实）的到来，这种“地下药物文化”的景观开始跃上了台面，逐渐在全球慢慢展开，甚至触碰了主流文化。

        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摇头丸。

        摇头丸与Rave文化和电子舞曲（EDM）这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相当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欧洲发展的初期。摇头丸最初是1914年德国一家药厂制造出来当做减肥药使用的，当时的名称就是它的学名MDMA。直到1953年，美军开始对这种药做动物试验，以研究其毒性。然而，它的迷幻的药效一直到舒尔金之前都未被人注意过。

        1976年，舒尔金发展出一种新的合成方式，他的研究报告为他赢得了摇头丸之父的称呼。他这样说：“你像忽然发现了一道秘密的通道，在你自己所熟悉的家中。而且经由这条通道，你找到了一个从前未曾发现却一直都在你家里的房间。”

        此后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开始将MDMA用于临床治疗。20世纪90年代乘着Rave的风潮成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合成精神性药物。

 摇头丸何以成为“爱之药”        

        摇头丸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很多研究者并不把摇头丸归为致幻药物，因为摇头丸的药劲不能跟LSD相提并论，但是大部分的使用者把服用摇头丸的Trip（术语，意为服药后的旅程）视为是用LSD的轻微版本。

        英国著名研究者Nicholas Saunders在他的著作《狂喜之摇头丸》（E For Ecstasy）中写道：“摇头丸一旦和这种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可产生一种使人感觉非常兴奋的出神状态，也就是类似古代部落里的舞蹈仪式或是宗教仪式。”

        根据Saunders在《卫报》上的一篇文章，当年耶稣会创始人Ignatius de Loyola靠受伤后的发烧达到了一种神秘体验，而现在的时代已经普遍承认受伤和肉体上的痛苦会带来与致幻药物相似的效果。究竟是因为身体产生了致幻的物质，还是因为脑内神经递质的释放，在科学上尚有争议。但是各种理论无一不暗示，快感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诱导出来。

        摇头丸的魔力并不仅仅诱导快感，致幻药物改变的是人的意识状态，使人产生深刻却难以言喻的内在视野和洞察力，这样的经验也无法被现实生活吸收同化。与此相比，摇头丸更有优势，能够让人停留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扩张人的意识。所以当人清醒之后，还会记得之前的体验和视野，从而能思考和评估。

        摇头丸最基本的功能是去除人的恐惧。不管意识到与否，恐惧是影响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控制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恐惧使人审查自己的言辞甚至思维，恐惧保护人免于受伤或受愚弄。恐惧使人保留情绪不表达，恐惧甚至体现在人的身体行为上，一些身体上的举动可以让人隐藏自己的攻击性。恐惧是严酷世界的保护工具，却可能成为习惯而无法靠意志解除，阻碍人的欢喜感，或阻碍人表达一些更有意义的经验，如与性无关的爱。爱即驱走恐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摇头丸被称为爱之药。

        无障碍的给予和接受，使人和周围的环境产生共情（empathy），让人融入享乐主义的行为，如跳舞、音乐和感官的肌肤接触。但背景情境和服用者的意图都会导致不同的效果。在心理治疗中，摇头丸可以用来释放压抑的情绪创伤。在冥想时服用，也有类似的效果，摇头丸可以使人产生内在的对话。不过事后的效果也因人而异，有人觉得丰富了他们的生命体验，有人觉得狂喜之后，回到正常的状态更加沮丧。

现代人需要怎样的精神良药

        Rave文化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种享乐主义的行为却常常被参与者描述为精神性的，超越了欲望发泄的纯感官行为。就像古老的部落仪式，成员聚在一起庆贺他们的合一，共享一种提升了的精神状态，彼此之间自由地给予和接受。所以Rave的社会学价值非常值得讨论。

        在一个压抑和物质主义的社会里，Rave给人超越性的精神体验和情绪的释放，摇头丸和其他药物就是通向欣悦感的大门的钥匙。如果用宗教隐喻来讲，DJ就是Rave仪式的大祭司，他的混音台就是祭坛，崇拜的行为即在舞池跳舞。跳舞的行为取代了其他通常的社交行为，如交谈和性接触。这正是Rave的特殊性。

        梁文道曾经介绍过香港的Rave文化，他的描述也令人心驰神往：“所有的一切，让我们联想起原始部落，比如萨满的仪式，很有那种感觉。一群人，聚在一起，透过音乐，透过火光，透过某种进场的仪式，慢慢进入一种打破人我界限、很忘我的境界。很多原始的舞蹈都追求这种东西，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界限感。不过，古代的祭礼或仪式的舞蹈，是靠信仰，但是今天Rave party靠的完全是技术。所以，有一种说法，说RAVE是技术萨满主义，或是科技萨满主义，因为它靠的完全是技术，是电子。”甚至，“在德国，Rave party还成为很多年轻人对抗右翼的一个精神支柱，参与者大部分是新一代移民，不分性别，不分性取向，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唱歌跳舞。”

        在《摇头丸的追求》（The Pursuit of Ecstasy）一书中，社会学家 Jerry Beck和Marsha Rosenbaum说，新世纪运动成员们（ New Agers）把摇头丸描述为达到“形态共振”（Morphic Resonance）的圣餐。“形态共振”是英国生物学家Rupert Sheldrake为了描述集体意识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

        如此说来，现代人是否通过摇头丸和Rave就能得到救赎？狂喜之后的虚无主义怎么办？

        国内乐评人颜峻熟悉药物文化，他总结道：“简单地说，所谓E的一代，也就是‘狂喜的一代’。自从80年代末靠MDMA和非法舞会重构夜生活以来，既找到了新的集体文化，又从一开始就被犯罪经济搅混了水，既好象复兴了嬉皮士文化，又好象用自由主义的消费精神化解了反叛的传统，其结果是无一例外的迷惘，因为狂喜之后总是忧郁的星期一（Blue Monday，指药效消失后的精神低落），而人杀人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改变。”

       是的，残酷的现实不会因一粒白色药丸而改变，对精神良药的追寻一直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