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尼古拉斯·布鲁克斯教授

        第一次认真地了解尼古拉斯·布鲁克斯（Nicolas Brooks）教授，是读亨利·洛因教授为《英国中世纪研究百年》（A Century of British Medieval Studies）写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部分，得知布鲁克斯教授将撰写“新牛津英国史”的第一卷，便记在心中。

        2009年秋，在向荣老师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短期访学。当时，伯明翰大学还没有正式开学，是学生注册报到的日子，校园里人不是太多，清静安谧，高高的钟楼俯瞰着几个巨大的银白色穹顶，红色的砖墙在阳光下显得庄严持重，旁边还有一条弯弯的运河，酽酽的绿波映着初秋的黄叶，偶尔有缓缓行进的小船打破镜子般的宁静，接着便一切又重归宁静。在没有高层建筑拥堵下的伯明翰大学，是美丽迷人的。

        当时给我发邀请函的是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教授，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会面时，斯旺森教授提到布鲁克斯教授就在伯明翰大学，我不禁兴奋得跳起来，心中崇敬的人竟然和我在同一时空！第一次正式见到布鲁克斯教授，是在中世纪史系举办的seminar上，布鲁克斯教授是第一次的主讲，题目是“多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教授精神矍烁，思维敏捷，待人亲和。以后每次seminar，教授总是要问问题，他曾一次自言总是有很多问题，其实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时时想着问题，有问题就说出来，而不是我们国人所谙熟的要么没问题，要么有问题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有问题意识，并坦白直言，是英国学者给我的印象之一。

        更为幸运的是，在seminar之后，我发邮件问了教授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史料目录问题。过了几天，他约我在他的小办公室见面。教授先问我来英国都看了些什么书，并对我所读的书作了评价，然后给我推荐了几本书，约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个supervisior。不久，他又把剑桥西蒙·凯恩斯(Simon Keynes)教授编的2005版盎撒书目借给我看，甚至为了让我能有一份带回中国，专门从剑桥要了两份2006版的光盘，并赠送给我，真是非常感谢教授的美意。

        之后几乎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我都会如约和教授见面，读他给我开的书单，提出疑问，教授认真作答。在我读完基本的入门书之后，教授引领我读早期英国国王的法令，使我在山穷水复时，有柳暗花明的惊喜，又适时引导我读与晚期盎格鲁—撒克逊政府有关的铸币等书籍，最后他让我读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末日审判书》。这可真是吓我一跳，在中国，我想不到研究晚期盎格鲁—撒克逊历史还要读《末日审判书》，也没有勇气面对像砖那样厚的大部头史料。初读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就自己的不解向教授提了几个问题，教授耐心地给我讲解该书的结构，并鼓励我继续读下去。之后，按着教授讲解的结构，我渐渐地觉得《末日审判书》不再那样枯燥，也不再那样吓人。只是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不是初学者在短时期内可以览尽风光的，教授只是引导我初尝美味而已。

        由于圣诞将至，教授让我选择要么继续读《末日审判书》，要么读新的书籍，我选择了后者，这样他又推荐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军事与政府的书，真是非常感谢教授拓宽我的视野。其间有一次教授有事没有与我见面，但事后他又补一了次与我会谈的机会，那次我们从平时的一个小时见面时间，谈了两个小时，从办公室出来时，已初上夜色。最后一周本来没有约见，但是我在读教授的论文集时，发现一本我找不见的书，想向他借来读一下，教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次我向教授请教了他的求学与研究经历。原来教授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导师是鼎鼎大名的多萝西·怀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教授，西蒙·凯恩斯教授是他的师弟。当我问起盎格鲁—撒克逊史的年轻学者时，教授列举了三个考古学者，一个历史学者，并说彼得·达比（Peter Darby）有可能成为著名的学者，这时教授摸了摸木头桌子，是希望他的话有一天会实现。彼得·达比是教授的最后一个博士学生，2009年秋季刚刚毕业的。

        教授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我一般是在周日晚上十二点多给教授发邮件说我本周看了什么书，有什么问题。那次我睡得晚些，凌晨一点多，睡前又习惯性地查收了一次邮件，天啊，教授竟回复了，说是我们如例见面，凌晨一点多，教授还在工作！第二天，我把我的不解告诉教授，他微微一笑说他早已习惯工作至深夜了。当我对教授说中国学者研究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最大障碍可能是语言时，教授睿智地表示：每个文明有每个文明不同的视角，对同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这令我这个世界历史的学习者深思良久，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研读之余，布鲁克斯教授不忘带我游历。北安普敦的Brixworth教堂初建于罗马不列颠时期，被毁后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重建，随后一直沿用至今。每年教堂所在的教区都会邀请一位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布鲁克斯教授以前曾是这个讲座的主讲，今年他开车带着我和他的博士生达比，以及另一位朋友一同前往。讲座开始前我们一起参观了教堂，布鲁克斯教授不时地给我讲解哪些是用罗马时期留下材料重新建造的。在教堂的后部，还有以前讲座的小册子供购买，我挑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并买了一本当年布鲁克斯教授主讲时的小册子，还请教授签上了他的大名。讲座的门票是5镑，包括一次茶点，茶点之后，我们和许多人一起重新进入教堂聆听。本年度的主讲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他结合Brixworth教堂讲了当时教堂的建筑问题，在这么古老的教堂内，他竟运用现代的电脑及投影仪还有扩音设备来演讲，真是佩服英国人把古今完美结合的本领，旧的不去，但是新的却更好地融入，不能不说是一种理念和美感。讲座之后，夜色正浓，我们一行四人一起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结帐时的正餐加小费，我们是AA付帐。

        2010年伊始，我就踏上归国的行程。之后与布鲁克斯教授邮件不断，从邮件中得知，教授曾去美国看望他的儿子，并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去。当然教授老当益壮，仍在学术之路上奋进，教授是英国特许状全集编辑委员会的主席，正和其他学者编辑保存特许状最多的坎特伯雷基督教堂的特许状。2013年圣诞节，我照例问候布鲁克斯教授新年快乐，教授回信说他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我以为这次只是常规的住院，老年人无不如此，我知道教授总喜欢工作到深夜，劝他保重身体。

        2014年春，我在南京再次整理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最新进展，看到布鲁克斯教授等编的基督教堂的特许状已出版，彼得·达比的博士论文也出版了，便给达比博士发了一封祝贺的邮件。清明那天，达比回信，说应该早告诉我布鲁克斯教授已于2014年2月2日去世。我顿感悲痛欲绝，因为布鲁克斯教授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学者。

        虽说已有布鲁克斯教授一些论文的抽印本，还是想买上一本他的书，放在手边，时时翻检，便从网上购买了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教会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anterbury）。打开包装，随书附寄的竟有三张打印纸，是从《卫报》的网站上打印下来的尼古拉斯·布鲁克斯教授的讣告，教授原来生于1941年1月14日，享年73岁。在打印纸的背后还写有几行短笺，说是此书曾属于布鲁克斯教授的一位同事，写短笺的人竟是伯明翰大学英文系的学者！真是想不到如此有缘，我的思绪又被扯回到那有高高红塔的伯明翰，布鲁克斯教授的音容浮现在眼前。如果这是一种缘份，为什么不让这种缘份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