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 |迷雾之下——确定性迷思与技术依赖

我第一次真实的火警体验是在留学华盛顿期间。

一个初秋深夜，白宫北侧三个街区的马赛诸塞大道1500号公寓楼突然火警大作。我所在楼层的垃圾间开始冒出淡烟，所有住户在火警的催促下按秩序跑到楼外等候。十余分钟内，长宽均有数十米的公寓楼已被6辆消防车四面包围，两辆指挥车分守前后。

由于设备、作业流程和火势、楼层不匹配，原本有烟无火的局面演变为明火，垃圾箱被点燃，火势不是很大也未超过垃圾间，但前后数小时才得到控制。而由于美国许多公寓楼的公共区域没有窗户直接对外通风，楼道里的烟味在数周后才完全散去。

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来说，这是一堂很生动的文化体验课。如果类似火情发生在中国社区，会怎样发展？很可能是第一时间居委会大妈或居民自发一盆水的事，是否发展成为明火也未可知。这是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的文化差异。

在楼下被冻了数小时的我当时认为，美国应急响应机制或文化至少在这种战术层面实在过于僵化，后在学校与曾供职国防部与中情局的老师、同学聊及此事，倒也借此更理解了美国战略文化基因中的“小题大做”。

杀鸡需用牛刀，在小事上也许效率低，但遇到大事时的抗风险冗余会大一些，这是一种规避不确定性和对风险的低容忍——这种倾向与习惯在美国军事战略文化中同样明显。与马赛诸塞1500号失火当晚的消防大军类似，美军对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排斥与低容忍、对于能力冗余的追求，时常表现出“重手段、轻目标、弱方法”的特质。

对于一支在战略文化和职业教育中十分强调克劳塞维茨传统的军队来说，美军这种排斥与低容忍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笃信克氏关于战争迷雾的哲学认识，认同“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的依据并不明确，多数情况下行动依据好像隐藏在迷雾里”；另一方面，则希冀甚至相信技术手段、制度设计、作战思想这些工具层面的进步能够消除终极不确定性，形成有利于己方的单向透明与绝对优势。

在战略观、指挥链、信息流、装备规划、人员培养等层面，美军这种倾向均有体现，形成一种工具依赖的倾向，由简单的技术实现替代完善的战略指导。这种追求塑造了至少从冷战美以来美军享有的技术领先地位，但也同样使其陷入自设的牢笼。对于借鉴美国战争模式的国家来说，稍不留神便同样是会好的坏的一起学。

手段依赖的战略观

美国原国防部长查克·黑格尔、副部长鲍勃·沃克所主导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便是这种工具依赖的一种体现。

该战略是对新兴大国挑战美国后冷战时代技术优势舒适区所做出的回应，在这一愿景中，美军将通过发展诸如“协同作战网络”等一系列力量集成和生成方式在21世纪维持其军事主导地位。它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或假设，即技术对于未来军事竞争的成功既是必要也是充分的。

这种认知还要从美军的战略“三足论”说起。1989年5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退役上校阿瑟·莱克发表了一篇题为《定义军事战略》的论文，并提出了他的三足定义方案，即“目标-方式-手段”，三者就像板凳的三条腿，板凳若要稳定，三者缺一不可。

此后三十年，这一战略“配方”几乎主导了美军从初级到高级军官的教育、培养链条，并涵盖了战略规划、战术和行动、技术与装备开发等层面。但是，这种看似平衡的思路在实践中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在落实这一战略观的过程中，三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平衡。美军始终更倾向于认为拥有和投入足够的“手段”，任何“目标”终究是可以实现的。这种文化造成的结果，是美军这栋大厦像极了美国家庭厨房琳琅满目、挂满整墙的各式工具。手段取代目标，成为目标本身。如此这般，美军的战略路径变成了一把瘸腿甚至独腿凳。

第二，这样的战略认识容易导致对战略本身互动性质的忽视。在绝大多数军事竞争或行动中，敌人或竞争对手都会试图破坏己方的计划与努力。正如普鲁士将领、军事家老毛奇所说，没有任何计划能够在与敌人的第一次接触后幸存。而“三足论”所做的恰恰是在接敌之前以确定性的思路进行太多、太强、先入为主的假设。

第三，三足论中的“目标”出发点本身存在一定自我误导性。战略互动并不一定会在某一节点出现确切的终结状态——小布什曾于2003年5月打脸式宣称伊拉克战争“任务完成”，事后看来，这却只是美军深陷政治任务和治安战泥沼的开始。而从目标至手段的闭环思维在增大了手段依赖的同时，也降低了目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这与三足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美国国防和军事战略正在进行后越战时代的定位调整。1987年，莱克正式发表那篇论文前两年，在参议院针对里根政府军事战略的听证会上提出这一模型，而这次听证会的结果恰恰是加码强调了资源配置（即手段）在战略谋划中的核心地位。虽然莱克一直在试图强调三足平衡的必要，但手段依赖在现实规划与执行中抢占了前两者的位置。

这一结果十分符合美国军费与军种政治。预算斗争和部门角力成为了这一战略公式完美的操练场，成为和平时期官僚、部门利益竞争的战略指导。预算周期同样明确的起始与终结闭环，周期内关注重点和资源争夺造成的效率损耗和短时性，都成为瘸腿板凳的注脚。

技术至上的陷阱

手段依赖最终往往演变为技术依赖。而技术优势并不能确保赢得战争，先进武器的开发与装备不能取代战略判断与规划。

即便“第三次抵消”、“联合多域作战”、“马赛克战争”或未来冠以任何名称的技术化军事竞争路线能成功地把其他国家地区甩在后面，确保美国重获代差优势，又如何？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所享有的技术优势难道不够巨大么？

在追求消除不确定性的道路上，技术和手段依赖并非灵丹妙药。对美国如此，对其他国家更如是。通过先进技术赢得战争的想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在当代大国军事竞争中，这种战略指导会把对外军事竞争与冲突准备简化为内部研发与采购的政治经济过程。

研发与采购的政治经济学，需要遵循基本的“够用”和“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但是军事领域斗争的边际效益却可能相反。在军事冲突中获胜的一条基本要旨是正、奇相辅，所谓“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及其后世兵家所强调的“奇”并非庸俗化、传奇化的“奇技、奇谋”，而是古今中外军事对抗都要强调的预备队和后手。适当的预备力量准备，如在对峙正确地加强于敌人或己方的相对弱点，往往可能把一次失败变为胜利，或把小胜转化为大胜。

而“目标-方式-手段”闭环在落实中，即便也会追求额外投资、增加冗余以降低风险，但其提高冗余的基本假设依然是边际效益递减，并因此使战略指导成为官僚、部门和军种存量竞争的牺牲品，反而有悖于提高韧性的初衷。

此外，手段依赖存在转化问题。在开头所讲的火警经历中，消防反应不可谓不高效，力量投入确保了绝对冗余，但并未有效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楼内救火通道数量有限，火势规模只需要很少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在火势发展过程中，固化规程并非最优。

在军事竞争的战略到战术层面上，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等方法、资源、手段的转化，无法将其中任何一项以其他项替代。保持充分的作战人员和兵器的数量、质量也许可以满足战略目标实现的下限，但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什么人、什么工具、在何种场景下做什么、怎样做。这本应是三段论中“方式”一环所侧重的，但是它和“目标”一样，也因为对“手段”的侧重和依赖而被忽略。

最后，军事竞争的所有要素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而美军冷战后数十年的战略指导刻意将军事与政治因素隔离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内政环境下军人不涉政的延展，但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低烈度军事介入中，战略目标的规划与指导被军事手段实现所局限。

而一线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日常面临的诸多困难也反复说明了战略设计中军政割裂的弊端。在战略的政治性与手段的工具性之间，平衡非常必要，特别是在大国军事竞争的背景下。同样，这不仅对美国美军适用。

战略的归战略，技术的归技术

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依然在着重强调技术的作用。为此，过去二十年美军将主要精力、资本、教育和培训资源投入到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与适应中，忽略了传统的战术、技巧、能力、组织和程序问题。

但如果技术发展无法得到非技术因素如训练、分析、认知、规划和指导的支撑，技术依赖便是过度、盲目和低效的依赖。在面对势均力敌的对手时，高技术手段单方面的碾压很难像冷战后美军面对弱小对手时那样几乎无懈可击。

以手段依赖克服不确定性，是对军事竞争固有不确定性的刻意否定和无视，看似积极的技术为王、手段至上，实则是逃避战略互动风险的鸵鸟政策。

这些年，美军内部对此也多有批评认为，如强调技术依赖带来更多弱点，比如网络、信息、太空节点。但这类观点本质上并非对手段依赖的反思，只是在强调技术本身的改进和迭代，其结果是技术依赖版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跳出这一循环，需要更深层的统筹，甚至涉及战略本质的认识。方案之一是回到问题本身，通过反复实验性应对的反馈进行适应、调整与迭代，不仅是对手段的改变，而是针对目标、方式、手段的一揽子方案。这也许有些类似公共管理中的问题驱动迭代适应（PDIA），或军事战略中对于OODA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优化。

无论战略是科学、艺术、习惯抑或直觉，都需要在手段和技术提供某个下限的同时，基于战略互动过程中的适应与调整提高上限。对于美军以及参考和借鉴美军的国家和军队来说，皆如此。

当前大国军事竞争的物理与虚拟速度与不确定性在指挥控制、态势感知、杀伤链条、部署与后勤保障等领域都在迅速增大，预设基于能力的手段依赖闭环不仅可能无法实现降低不确定性的目标，反而可能使风险增大。

强调手段的战略观和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本身并没有错，但技术优势与选择冗余的提高不等于牺牲其他战略环节。手段依赖可以在工具层面实现战术、技术优势，并作为国内预算平衡的规划参照，但并非战略筹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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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