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如何看待火葬

        安庆市政府最近发出限期停止土葬，实行火葬的政令，引发一些高龄老人选择了自杀，以求能在大限之前安然土葬。       

        为什么非要土葬？这和古人对于丧葬的习俗和认识有关。台湾学者蒲慕州在《墓葬与生死》一书中说：“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中一个成员的死亡……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人死之后，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便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所谓恰当的方式，包括火葬与土葬。古代并非没有实行过火葬。比如宋代，就是火葬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佛教的世俗化，比如宋代火葬最盛行的浙江福建一带，佛教影响极盛，在五代就被称为“东南佛国”。二是因贫困导致为节省丧葬费用而采取火葬。三是由于宋与辽夏金的民族融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丧葬形式的影响。但需要指出，当时主流丧葬形式还是土葬，而且除了官方，主流舆论也是极力反对火葬的。《礼记》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这一观念到了宋代已经深入人心，所以程颐、王安石、朱熹等人均对火葬极为反感。在他们看来，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受到焚尸扬灰的惩处。我们也确实能找到实例来佐证他们当时的说法。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的儿子刘邵在侍女王鹦鹉的蛊惑下，采用巫蛊术诅咒父亲，最后弑父自立。刘邵失败后，王鹦鹉和巫婆严道育被处死之后，还要焚尸扬灰于江中。这一做法显然有巫术祛除巫魅的意味。       

        明清时期火葬习俗仍有留存，不过还是集中于东南地区。《双槐岁钞》卷一“禁水火葬”条说，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与学士陶安登上城楼，闻到城内外焚烧尸体的味道，很不舒服。陶安说：“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朱元璋对陶安的看法很认同，此后，明军北伐、西征，“见枯骸，必掩埋之而后去”。洪武三年还下达圣旨，禁止浙江等地采用水葬、火葬。民间办丧事死丧，必须埋葬，“如无地，官司设为义冢，以便安葬，并不得火化，违者坐以重罪”。只有那些死于外地，子孙无力运送棺椁回乡的，才允许火葬。       

        余英时先生在《东汉生死观》中指出：中国人“普遍视死为精神离开躯体或生命由世间转到来世”，而墓葬正是古人眼中来世的居所。保护尸体在墓葬中的安稳，以保佑子孙后代，这是极为重要的责任。有时候，为了保护祖先的墓葬与尸体，甚至会做出极端的行为。著名的通俗小说《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回，讲述的就是孝子为了保全父亲的尸体不因为打官司而受勘验，宁可求死的故事。志怪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因为墓葬、尸体受损导致祖先托梦给后人的故事，虽是虚构的作品，但显然反映了古人对于土葬的重视。       

        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三编》卷六“火葬”中，还介绍了鬼魂对于火葬的看法：清代诸暨县令王耘，因公事去杭州出差。因为天晚，城门关闭了，他就在钱塘江船上过夜。半夜时分，忽听外面有人哭泣，下船一看，见有夫妇俩在那里抱头痛哭，旁边还有一个老人在劝解。老人说：江边有个瑜珈会，你们不如去那里喝杯酒，散散心。夫妇俩回答说：“明天就有烈焰焚烧之惨，想起来心里就难过，哪有心思喝酒啊？”王耘正想上前搭话，三人忽然不见了，只在旁边路上看到了三具棺材。第二天，王耘进城办完公事出来，发现三具棺材中，有两具已经火化了。原来，杭州当时有火葬的习俗，老人去世后，亲人将尸体焚化，将骨灰放在坛中再安葬。他想起昨晚的情形，心里难过，于是上疏请上司严禁火葬。       

        1949年之后，殡葬改革提倡火葬，这也许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传统的丧葬习俗，保持必要的敬意和尊重还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