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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加速日本人逃离中国,上海20年来首现负增长
据日本《产经新闻》25日报道,所谓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就是除去旅行与出差等,在华3个月以上的日本人居住者。根据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近日发布的信息,上海市的日本人居住者数为4万7700人(去年10月1日时候),跌破5万人。相比较前年的5万7400人,减少了9700人。自从1994年开始统计以来,在上海的日本人居住者数一直都在增加,出现减少这还是第一次。
据统计,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约14万8千人,仅次于美国的约25万人。日系企业把上海作为贸易经营的据点,从2007年开始,日本人居住者数(除去永久居住者)就超越了纽约,成为日本以外最多的城市,并且在2010年突破了5万人。
然而,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PM2.5等大气污染问题,以及禽流感的影响,日系企业让派驻员工和家庭回国的例子正在增加。上海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在减少,2012年与2013年各约3200人左右,2014年第一次减少到了约2600人。在日系工厂较多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个省份,去年10月1日统计的日本人居住者数为1万6500人,比前年减少了4760人。
此外,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今年1-4月日本对中直接投资额显示,前年同比减少46.7%。其背景便是劳务费用的增长导致大型投资案件急速减少。
除了学生的减少,还有赴华教师的请辞。去年3月的报道显示,得到在华日本人学校内定、预定春季赴任的日籍教师接连出现请辞的情况。原因多为对中日关系恶化引发的反日情绪和空气污染感到担忧。学校方面在日本招聘的教师中,请辞者多达3分之1。请辞者均为20~30来岁的年轻人,虽然之后进行了补缺,但最终确定赴华就任的人员仍仅为31人。与之相对,赴其他国家就任的教师基本未出现请辞,招聘方的工作人员表示,“受到大规模反日游行、微颗粒物(PM2.5)造成的空气污染的影响,很多人都对赴华工作感到担忧”。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上海事务所表示:“为了削减成本并推进经营的当地化,日企减少了驻华人员也是(日本人学校在校生减少)原因之一。”据上海当地房产公司介绍,日企驻华人员回国后,越来越多的继任者选择不带家属来华。上海周边禽流感的发生也被认为是影响原因。上海日本人学校浦东分校校长浅木贤介说:“在今年初,很多日籍驻华员工都是先看看样子,再考虑要不要叫家属一起过来。”
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也使得日本公司开始考虑向员工支付“污染津贴”。据媒体报道,松下(Panasonic)在今年3月宣布将向派往中国的员工发放津贴,以补偿严重污染对他们的危害,成为开此先河的第一家国际公司。这家日本集团表示会将中国部分城市高水平的PM2.5值列为依据。而其他公司最近都在悄悄提高驻华外籍人员的福利,但松下是第一家公开承认这一问题的公司。
2008年美国大使馆在其驻京办公楼的屋顶上安装了一套污染监测系统,监测北京空气中的PM2.5浓度,这个问题自此引起更多国际关注。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能通过人的肺部进入血液,加剧哮喘、癌症以及心脏疾病。雾霾已成了中国公众不满的焦点,尤其是在北京这类繁华都市,该市曾在今年2月遭遇连续一周的“有害”空气。上海也曾在去年年底遭遇严重雾霾天,随着雾霾指数“屡创新高”,空气净化器、防护口罩等“防霾产品”面临大面积脱销。
深刻化的大气污染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年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向污染宣战”。几天后,一份涉及中国74个城市的官方空气监测报告显示,仅有3个城市达到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事实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1960年代,日本东京也曾和现在的中国一样,被雾霾“宠幸”过。为了唤回蓝天,日本也曾耗费了漫长的时间。而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对治理环境动真格,契机应该是以迅猛之势传遍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从1967年开始,“新潟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熊本水俣病”等公害诉讼接连涌现,被告企业纷纷败诉。
从60年代后期公害问题显现之后,在后来的20年间,日本的工厂都在为污染对策而奔走。在那之后的另外20年,治理的对象又逐渐转向了随着城镇化发展增加的汽车排放尾气,以及气候变暖。
《日经商务周刊》撰文指出,在现在中日冰冷的关系之下,日本政府笼罩在“现在不便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国际协作”氛围之中。但是,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受益的不只是中国。其中还隐藏着让变凉的中日经济交往转暖,甚至隐含着稳定外交的可能性。
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却可能成为中日关系重建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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