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上海全球资源配置有哪些瓶颈，如何应对

【编者按】

长期以来，上海社联联系着本市高等院校、党校、社科院、部队院校和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并回答事关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政府决策不可或缺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上海社联与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联合推出“上海社科专家说”，该系列文章将坚持问题导向，提供应对策略与解决方案，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在疫情深刻改变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上海要思考如何科学把握全球化资源配置功能内涵、存在瓶颈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

从内涵上看，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主体、市场和规则”三个方面，即以企业为主导、按照市场化机制、使用国际通行规则、在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等核心平台的支撑下，全球化配置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

四大功能有内在的逻辑主线，四大功能分别代表市场、技术、高端产业和开放，其中市场是基础保障，技术和高端产业是关键，开放是条件，目标是形成上海高效利用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资本和技术两种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能力。

一、对标国际城市，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方面的问题

1.就配置主体看：总部经济规模不够且调配资源能级低，缺少本土领军型国际化品牌企业，与新加坡、东京和香港等差距明显

数量少，2019年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1家，以制造业为主。新加坡超过4200家、东京超过2400家、香港超过1400家，以服务业为主。一级总部少，世界500强公司仅41家在上海设立亚太总部，占比8.2%，而设在新加坡、东京和香港的亚太总部占比为33.3%、10.0%和16.7%。本土国际知名品牌少，据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企业2010-2017年排行榜，上海总上榜30次，占比7.5%，低于北京（37%）、武汉（22.5%）、深圳（11.8%）和成都（11.3%）。

2.就载体平台看：金融市场开放度低，外汇、金融管制和离岸金融业务的约束大，金融市场为全球性实体经济调配金融资源能力有限

一是资本市场开放度有限，仅服务于国内企业。以股票交易为例，2019年6月仅有两家境外机构通过“沪伦通”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而纽约证券交易所已有超过500家的外国企业，境外上市公司占比为22.3%。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低，尽管在沪外资金融机构占比已超过30%，但是境外投资者的市场参与度到2017年才突破10%。二是外汇不可自由兑换，限制跨境资金结算服务。跨境信贷规模小，企业跨境资金结算业务受阻，外资企业将离岸贸易、离岸金融业务转到上海后又只能退回新加坡或香港。

3.就市场化机制看：要素市场价格交易机制不健全，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且效率低，严重限制全球性企业在上海进行跨境要素交易的需求

跨境要素的交易标准和价格机制不健全。如上海知识技术交易多通过非市场化的形式进行交易，封闭性、区域性和审批手续繁杂导致交易成本高，缺乏统一的交易规则使得交易市场不规范且规模较小。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和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缺乏有效联动，规则和标准缺乏对接。专业化的创新要素市场建设不充分。如上海缺乏从事知识技术交易第三方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价值认定和权益保护上普遍存在估值难、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4.就对标国际规则看：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不健全，负面清单行业分类标准与国际标准衔接不高，离岸贸易制度不完善，增加因理解偏差导致投资争端的可能

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不健全，“单一窗口”建设缺少法律保障。新加坡、美国和瑞典在单一窗口建设中，提前规划配套的法律法规，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3.0版已上线，但单一窗口建设的配套工作尚未细化。负面清单行业分类标准与国际通行分类标准衔接度不高。自贸区负面清单的行业分类是按照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国际通行的WTO《服务部门分类表》、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等行业分类标准不一致。离岸贸易所得税税率偏高，税收政策缺乏国际竞争力。印花税多环节征收、出口退税要求偏严。

二、几点建议

第一，围绕四大功能建设，创新构建新的衡量指标体系，体现特殊任务与衡量指标的一致性。中央对上海的特殊要求，意味着上海要用更科学的指标体系衡量四大功能建设。这些重要指标包括：一是总部经济（规模、质量），衡量国际大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二是围绕贸易金融中心、国际投资功能的现代服务业，如执行、决策、会计、审计、战略研究、信息服务等智力性的现代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决定了上海城市功能。三是第三方贸易和离岸贸易及其服务机构，其规模和质量体现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四是国际人才的输入，国际高端人才的就业规模体现上海城市开放度。

第二，着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和“隐形冠军”，增强对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和掌控力。要提升上海积聚和配置全球资源的功能，首先需培育配置主体（类似苹果、华为的国际化品牌企业），能够链接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和服务主体，按照自我标准配置资源进行生产，整合产业链，形成产业生态。全球化资源配置要求上海大力扩容市场交易主体，重点支持一批综合实力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关联带动力强的本土企业，其中有优势的如数字经济产业，易于打造独角兽类企业。

第三，着力聚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包括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全球研发机构、国际组织等，建立全球资源配置下有效交易市场大平台。跨国资金调动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上海比较缺少大型金融科技载体平台或提供者，上海要以吸引和打造若干具有“策源能力”、代表国际最先进水平的世界级研发机构总部为发力点，支持和打造积聚资本和科技等核心要素资源的国际化运营平台，支持配置主体全球布局。

第四，围绕外汇管制、交易主体高税收等核心限制，率先形成优势要素对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新突破，形成国际定价权，夯实和完善全球资源配置的制度支撑力。上海可在支持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在新片区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先行先试；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支持交易所与境外市场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增强以原油和铁矿石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为对象建设全球定价功能。

第五，依托新片区制度创新，力争在对接国际规则和标准上取得重大突破。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等”为突破口，引领上海资本等要素流动从“便利化”向“自由化”转变。一是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方面，用好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对标自贸港，实施更加开放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测试，如进出更便利、放宽准入和标准互认等。二是服务贸易方面，增强竞争优势，构建在线经济数字贸易规则。破除跨境服务贸易障碍，包括服务贸易中的跨境支付、临时职业许可等。三是探索实施国际化投资规则，突破一些外资负面清单，如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的透明度和可执行性。

（作者张广婷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澎湃新闻“申论”专栏延续《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同名专栏风格，聚焦上海命题，在细节中观察战略，在现实中建设理想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