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和经济学科建设

三年来，教育部和各高校都在热烈讨论“新文科”建设。这对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推动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与时代意义。在下文讨论中，首先介绍“新文科”的时代背景，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然后分别探讨“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涵、研究范式的转型，包括文理学科交叉和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等跨学科知识方法的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理念创新与课程设置变革等，最后是简单的总结。

一、“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

“新文科”建设，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以交叉学科、交叉专业为主要内容的“新文科”这样一个学科建设过程。“新文科”概念最早由美国俄亥俄州的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在2017年提出，旨在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将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体系之中，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和交流。

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的历史传统，其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路径依赖的特点，因此，任何学科的改革、创新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但是，“新文科”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时代性。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什么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什么要求？我们如何应对这些要求？

（一）新时代的重要特点

首先是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继问世，以这些新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信息技术和经济的结合，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产生了“数字经济”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形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有人将数据称为数字经济的“石油”资源。以前我们讲生产要素，一般是指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现在还要加上数据。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到底有什么新的特点、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数据、劳动、管理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大流动，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形成了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跨国资本流向全球的各个角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了生产要素配置，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更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赚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

中国过去40多年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迅速成长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主要是依靠人口、经济规模以及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中心。

最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由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到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美国的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无法与中国竞争，导致中国与美国的产业工人群体产生了利益冲突。

第二，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开始争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与中国一样，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便宜，其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竞争力，但是世界消费市场容量就那么大，因此出现了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争夺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矛盾。

第三，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技术也有很大进步，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优化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些国际市场原来是西方跨国公司的传统势力范围，现在中国开始与它们竞争世界市场与世界资源，便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

第四，最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国为了阻延中国崛起，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全面围堵中国，如在高新技术上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实行“技术脱钩”“禁止贸易”，在投资上设置种种限制，同时破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核心之一的地位。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与地缘政治矛盾，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密切关注、及时跟踪并提出有效对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总结70多年来特别是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构建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原创性经济学说，在新时代指导中国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并服务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实践。

（二）经济学、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除了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新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也对高校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带来巨大挑战。例如，在新工业革命浪潮中，出现较大规模的机器代替工人的现象。机器代替工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经典命题，在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机器代替工人的现象。现在机器代替工人的现象，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这是人类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的劳动力。

目前在全世界外汇交易市场中，算法交易已占整个外汇市场交易的85%以上。机器学习也可以替代人工翻译，包括同声传译，以前很多高端学术讲座需要聘请同传译员，费用很高，现在机器学习软件可以替代人工同声传译，虽然目前技术可能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展现出来。长期以来，会计专业人才在全世界非常抢手，但现在会计人员也开始面临被机器学习替代的压力。新闻写作也是如此，已经出现机器人记者。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让机器人做科学实验、写学术论文，并且通过了匿名评审。这些例子大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我们现在必须思考，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应对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巨大挑战。

高等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应对人才培养方面的新挑战？哈佛大学校长吉尔平·福斯特在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演讲中提到，“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沟通能力、写作能力，恰恰是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中相对被忽视或者说没那么重视的一个环节。

没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演讲能力，不但找工作会面临困难，甚至男生要找女朋友也会碰到困难。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作“理科男”或“理工男”，这个名词应该是女大学生发明的。什么是“理科男”呢？就是智商很高，很聪明，但情商很低，比较内向、木讷，没有幽默感。这其实是缺乏人文情感的表现，应该说与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不太重视人文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习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个论述彰显了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需要建设什么样的经济学科、培养什么样的经济学人才，才能应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这是摆在中国高校经济学科面前迫切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任务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在“新文科”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新”，首先应体现在理论创新。回顾中国经济学的70多年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学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主要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逐步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与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突破和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这段时期更多的是引进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现代化与国际化大大提升了，研究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也大大提高了。同时，在国际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绝大部分以中国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中国经济学浓厚的“本土化”底色一直没有变化。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在过去40多年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国经济学还处于“引进”“消化”“吸收”的阶段，鲜有中国经济学家提出重要的原创性理论，特别是受到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原创性理论，更不用说引领经济学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相对于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经济学的转型显得比较缓慢，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实践，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比较弱小。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最主要的任务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揭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过去40多年，中国经过亿万人民的实践，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未设想过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渐进过程，贯穿于4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全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这种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最主要的标志是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方式。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5%。这么大一个国家，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连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承认，但是现有经济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出现这么一个奇迹。一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因为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实践的理论总结，这种理论也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具有本质不同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创立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就，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这将是一个具有重大原创性的理论创新。

对中国经济学而言，理论的原创性来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特别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是两只手并用，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西方国家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如何从理论上讲清楚两只手并用比只用一只手更好，需要创立新的经济理论，包括这个重要命题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渊源于中国制度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比如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虽然开始是新冠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但也最早从疫情中走出来，并且最早恢复经济增长，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种抗疫模式成功的独特性，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以及使用健康码等大数据技术有关。这种模式是西方国家所借鉴不了的，因为他们的人文历史、政治制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实行中国的做法。这是中国制度的一种独特优越性。

以上这些意味着在原创性经济理论方面，中国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富矿”可以挖掘。特别是在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即拥有一个丰富的基于中国实践的“政策数据库”。

与此同时，在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时，也需要注意将中国经济学从特殊性上升为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将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上升为更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能为更多国家所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我们也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提升为一般市场经济理论。

只有从中国特色中寻找共性本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提炼为一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形成更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验才能成为可借鉴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学才能产生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一个理论如果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对其他国家没有可借鉴可复制的意义，那么这个理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将会受到很大约束。

（二）创新数字经济理论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内涵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在以数字科技为主要驱动力的第四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在代表未来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的很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极大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涌现出一批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高科技公司，形成了崭新的经济形态，如平台经济、零工经济、无人经济等。同时，资本与劳动、数字平台与消费者、大科技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比如，通过严苛的算法系统侵占外卖骑手的合法劳动权益，利用大数据信息优势对消费者“杀熟”抬价以及损害消费者隐私权，通过垄断造成不利于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环境，产生数字鸿沟，以及出现新的收入与财富不均等社会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学需要研究数字经济的运行发展规律，特别是当数据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时，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将会如何演变。在数字经济的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与国外经济学家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且在很多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素材和大数据。

三、数字经济时代与经济学研究范式

与世界一流水平的经济学研究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既要重视经济思想，也要重视研究方法，尤其是需要与时俱进，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一）现代经济学研究经历“实证革命”

纵观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史，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一直在演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发展规律。凯恩斯为了解决大萧条经济危机问题，采取问题导向的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总量的数量关系，这也为以数据为基础的经济学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ies）打开了一扇大门。现代经济学实证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论——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也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50-60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结合在一起，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借助数学工具，构建了公理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新兴学科，放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如假设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通过实验手段与因果推断等实证方法而非数学推导来研究经济行为。

过去40多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实证革命”。什么是“实证革命”呢？以数据为基础，研究经济现实问题，检验经济理论是否正确，为政策建议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这种以证据（evidence）为基础的研究方式就是“实证革命”。

Angrist等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实证类论文占比，从40年前的30%提升到现在的55%以上，纯经济理论（不含计量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比例下降到小于40%，实证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实证革命”最主要成果是基于数据的“因果推断”，能够严格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和精确评估公共政策效应，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更接近经济现实，也让经济学家拥有更大的政策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济学研究更符合科学研究范式。

所谓科学研究范式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的研究范式，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理论或者假说都需要进行经验验证。在自然科学领域，这通常需要用实验方法来验证，通过实验产生实验数据，验证理论或假说是否正确。理论或假说还必须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人员独立、重复的验证，即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能够获得相同的结论，“实证革命”也因此叫“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经常撤销一些学术论文，就是因为其他科学家发现没有办法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重复验证这些论文的结论。

在经济学领域，现实经济现象并非通过实验产生，绝大部分经济数据都是观测数据，特别是数字经济产生的大数据。经济学研究为什么也需要采取上述科学研究范式呢？原因很简单，一个经济理论有多大的解释力，取决于它能否解释经济现实，能否正确识别并精准测度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

例如，为了评估一个政策的效果，可让其他因素不变，只实施该政策，如果发现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说存在从政策到经济结果的因果关系，因为经济结果的变化是政策引起的，其他因素已控制不变。这个问题对自然科学来说，可以通过可控实验，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只让干预变量发生变化，然后观察结果有没有发生变化。为此，可分为一个干预组、一个控制组，然后比较两组的差别是否显著。但在经济学领域，经济本质上是一个非实验性系统，很多情况下没有办法进行可控实验，所得到的数据大多是观测数据，而不是实验数据。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因果推断呢？我们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创新，但仍需要符合科学研究范式。

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学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明了若干重要的因果分析方法，如实验经济学、随机控制试验、自然实验、观测方法以及结构模型等。这些方法是不同学科特别是文理学科交叉的结果，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医学、生物统计学等诸多学科。

例如，可以使用实验方法研究具体的教育问题——如学生选课与教师授课的匹配问题，以改进上课效果，这其实是将实验方法应用到教育学研究。事实上，经济学有一个领域叫教育经济学，此外还有法与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气候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在国外，很多经济学的定量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但这些方法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可能还不像国外那么多。我们需要搭建更多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平台，让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经常互相交流。

（二）大数据为中国经济学实证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在数字经济时代，万物皆可互联，任何经济活动都会留下痕迹，所有经济现象都可以数据化或数字化，一切都可编程，因此，大数据为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使定量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

以前做统计调研时，能够接受访问的调查者人数因各种原因可能受到很大限制；现在，通过手机、大数据，不仅可覆盖整个中国，甚至还可以实时跟踪。大数据正在改变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大数据不仅可以是数字型数据，也可以是文本数据，包括各类政府政策文件、新闻媒体报道、社交网络平台（如微博、脸书、推特）信息等；不仅可以是图形音频视频，还可以是函数数据等新型数据。

所谓函数数据就是曲线数据，比如某只股票每天开盘到收盘的价格变动，价格随时间变化而形成一条曲线，这条线就是一个观测数据。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金融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一直使用每天的收盘价，但是收盘价的信息肯定比一个时间段的函数价格变化的信息要少得多。大数据因此提供了能够利用的更丰富的信息。目前，国外社会科学诞生了一门新兴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就是采用基于大数据的定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实现了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范式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分析，导致在方法上落后于经济学科世界一流水平。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学非常强调思想的重要性，但没有那么强调方法。事实上，思想与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思想是提出问题的关键，而方法则是分析与解决问题的钥匙。经济学理论需要思想与方法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中国经济学过去40多年已取得一些主要学术进步的话，那么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原来定性分析为主转为定量分析为主，特别是定量实证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定量分析为主绝不是说定性分析就不重要了，经济研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经济解释，包括对定量分析模型与所使用的方法的解释。

另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经济学有一个新兴学科叫量化经济史学，就是使用定量实证方法研究经济史。这是对传统经济史的历史分析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且，现在通过历史文本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构建一些重要的历史经济变量（包括历史制度变量），从而将定量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且应该提倡用数学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即数理政治经济学），提倡用实证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即实证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通过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推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四、经济学研究与学科交叉

除了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之外，学科交叉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回顾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有些不同领域的理论的科学思想是非常类似的。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的基本思想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其基本思想也是类似的。

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交叉学科和交叉方法与一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如果经济学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那就用不了数学。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少学科，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的各个本科专业，都要学习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统计学等数学知识。在“新文科”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也需要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以培养自身的科学素养。

（一）经济学研究与理工科交叉

我们现在列举经济学中一些文理交叉的具体例子。比如，使用随机游走模型研究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说，这是1900年法国一位数学博士的博士论文最早提出来的，比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布朗运动理论还要早5年。

有一门交叉学科叫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主要是将物理学的复杂性、非线性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如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假设两个国家的贸易额与他们的地理交通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是牛顿的“万有引力”思想的引申与应用。

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就更不用说了，如应用固定点定理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从而使瓦尔拉斯在1874年首先提出的一般均衡论在80年后经过阿罗和德布罗的证明而成为一个严谨的经济理论体系。而最早应用于物理学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则已成为刻画了宏观经济学的动态优化投资（或消费）过程的标准数学工具。在时间序列分析中，频谱分析将数学的傅里叶变换应用到物理学的信号分析与处理中，这个方法也被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是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方法。

什么是频谱分析呢？一个随机经济变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随时间变化，可以将它分成很多不同频率的线性组合，每个频率有一定的随机权重系数，其平方期望值就是所谓的频谱密度函数，可用于刻画每个频率的强度大小。如果能够找到频谱密度函数的最大值，那么根据对应的频率就可以确定经济周期。形象地说，频谱分析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心电图。

机器学习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叫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最初是仿照认知科学中人脑接收与处理信号，最后形成一定的概念或产出的过程。信号进入眼睛、耳朵、鼻子、大脑等感官，通过大脑更深层次的综合分析与处理，最后汇总形成产出。这就是模仿认知科学的一种数学建模方式，称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哈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80年代，从数学上证明了当样本数据容量足够大时，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可以一致估计出任何未知回归函数，这是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原创性理论贡献。今天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深度学习在人脸识别和语言识别等领域有很成功的应用，其实30年前计量经济学家怀特就已经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当然，对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的还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二）经济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

以上所讨论的学科交叉都是经济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如经济学与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之间的交叉等。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物理学家，由于其在计量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而获奖，而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则由于对博弈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下文我们讨论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这种交叉也同样重要，因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拥有丰富的人文元素。例如，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富论》，但同时他还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亚当·斯密一方面主张自由竞争、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主张要有道德情操、人文关怀。1845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恩格斯写了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写了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工作状况。马克思的《资本论》则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目前，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社会、法律等诸多人文社会领域。朋友圈曾有一篇非常热门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讨论外卖骑手和算法的关系，算法用于精确预测外卖配送时间，以提高外卖效率。餐饮公司根据算法预测看谁的配送时间最短，据此给予奖励，这造成一些配送员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出现交通事故。

机器学习现在也广泛用于信用贷款审批。如果申请贷款的有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很多贷款大概率不会贷给小微企业，因为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信用风险高。机器学习的优化行为意味着它所挑选的对象将是最优质的企业，因而小微企业得到贷款的机会会比较小，但这跟普惠金融的目标就可能出现矛盾。这些优化算法缺乏人文关怀的元素，而其主要原因是算法背后资本的逐利动机与行为。

上文提到了中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明了健康码，能够及时跟踪一个人所接触的对象以及所去过的地方，这涉及使用包括个人行踪信息的大数据。在非常时期，这样使用大数据问题不大，但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大数据可能会牵扯到侵犯个人隐私，这两方面如何协调呢？显然，如何在人工智能中加入人文关怀的元素，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学需要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实现经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发展。这就需要推动经济学与心理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一直是密切相关的。例如，经济学中充满很多心理元素。心理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一个区别。众所周知，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边际革命学派，将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研究边际效用（即心理偏好）对需求的影响。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其边际消费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心理概念，而其流动性陷阱概念就是讲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如何影响投资。

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理论是理性预期学派，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导致经济主体对未来如何形成理性预期，以及这种理性预期如何影响经济，包括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实验经济学通过实验手段研究心理因素对经济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在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中，经济学家使用实验手段研究心理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是通过脑科学等现代方法研究其神经机理，比如，研究人对风险的厌恶是否跟其体内的荷尔蒙或者某些生物激素含量有关。这些新兴学科都是交叉学科的产物，推动了经济科学的发展。

一些心理学家由于其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例如，提出有限理性假设的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现代经济学越来越重视情感因素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所写的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一书于2020年被翻译成中文《叙事经济学》。他在书中指出，有些情况下，基于经济数据的定量实证研究不见得会得到很多洞见，经济学家经常忽略了重要经济故事的传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或情绪，以及它们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重要经济故事的传播不单单指故事本身，还指故事传播的深度、广度、速度以及所形成的社会情感的强弱。

那么，如何将社会心理、情感元素纳入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框架中呢？以前，经济学家没有数据可以测度社会心理、社会情感变量，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现在有了大数据，特别是有了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可以通过文本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测度社会心理变量、社会情感变量。例如，可以通过梳理投资者在微博、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反映投资者情绪或情感的关键词，分析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构建投资者情感指数（investor sentiment index），以描述投资者情感强度。有了投资者情感指数，经济学家便可以通过文本回归（textual regression）研究情感指数对诸如经济增长、资产定价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也有一个重要心理变量叫幸福感。长期以来，如何测度消费者或居民的幸福感一直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难题。在大数据条件下，幸福感可以通过统计调研测度，也可以通过文本数据进行更准确的测度。通过主流报刊、社交媒体等文本数据，分析某些经济政策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可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指数，这个指数本质上是新闻从业人员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描述刻画，因而可以将它归类为社会心理指数。构建这些社会心理、情感指数之后，就可以进行文本回归分析，研究心理、情感因素对经济行为与金融市场的影响。

文本回归分析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研究，也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比如，若想了解法国文学家雨果《悲惨世界》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可以收集描述那个时代的社会情景的数字化历史文本数据，构建当时的社会悲情指数，然后进行文本回归分析。又如，要研究中世纪的黑暗指数，可以收集描述中世纪欧洲政治社会环境的数字化历史文本数据，然后用定量方法加以测度。

中国科学院著名统计学家安鸿志教授是小说《红楼梦》的业余爱好者，曾用概率论与统计学方法研究《红楼梦》，并写了一本《随缘话红楼》的小册子。事实上，早就有人通过统计《红楼梦》前80回中常用副词的出现频率和后40回中常用副词的出现频率来判断这两部分是否为同一作者所著，这是应用了统计学假设推断中关于两个样本的统计检验。

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这有很多原因，包括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偏见，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太弱，还不能从学理上说明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并让国际同行所接受。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如何将这个事实从理论上说清楚，使国际同行能够理解、接受，这一点非常重要。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一）以国际参照系为主要学术评价标准

经济学“新文科”建设乃至经济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应该考虑以国际参照系作为一个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经济学“新文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内容、途径与方法可以也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基本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国际公认的学术评价标准。采用国际公认的学术评价标准，才能知道中国经济学科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有哪些差距，差距有多大，当然也可从中了解我们有哪些优势、哪些特色可以发扬光大。

（二）加强国际交流

为了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必须加强国际交流，没有国际交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而推动国际交流就需要使用国际同行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经济故事，包括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不可或缺的国际学术交流的途径与方式，这与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打个比方，如果交流对象是中国人，中文是最自然的交流语言；但如果是国际交流，对象是外国学者，则需要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即“国际语言”。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国际上宣传中国革命，发挥了很多人甚至是所有中国人都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他写的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以一个西方记者的思维方式和独特视角，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这本书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很多西方人知道中国革命与长征精神。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个中国人来写，在国际上将很难达到这样的宣传效果。

（三）加强英文教学

过去一段时间，曾有些人对经济学专业课程的英文教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质疑在中国高校教授经济学专业课程时使用英文的必要性。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哪怕不出国门，也需要与外国人打交道。如果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对国际交流很有益处。在国内，中国学生恰恰没有学习外语的自然环境。因此，在学习经济学专业课时结合英文教学，这对提高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特别是专业英语以及听说与阅读水平，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朱镕基曾说：“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他这里说的管理应该是指经济与管理学科。

现在很多中国学生大学毕业甚至高中毕业后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如在美国约有40万中国留学生，但外国人却相对较少自费到中国留学。这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留学生听不懂中文课程。他们来中国留学，肯定愿意学习中文，但如果所有课程都用中文讲授，那就吸引不了很多外国留学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国外名校大多会要求本科生要有一年或至少一学期的海外留学经历，但他们的本科生相对较少到中国高校留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障碍。

（四）经济学研究应使用“国际语言”

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国际语言”主要是指经济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便于在国际上交流沟通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每个领域的学术共同体都有基本的话语体系，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如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边际消费倾向、全要素生产力等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是研究手段，外国人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这类似市场与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我们现在常讲要构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能够建立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并且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

但是，在当今现实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要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是很困难的，至少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话语体系有没有必要所有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独创呢？

举个例子，当代汉语的“干部”“革命”“进步”“退步”等很多词语源自日语，由当时留学日本的革命党带回中国。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就用了“干部”这个词。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则赋予了“干部”新的含义，现在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跟原来日本的“干部”含义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有24个字，其中的“自由”“民主”等词语也是从西方来的，但我们赋予这些术语中国的含义。这样，我们使用的语言与国外一样，更便于推广中国的价值观与学术思想。

（五）正确对待国际化办学

国际化办学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的西化，这是不少人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叫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什么是社会存在？中国过去40多年主动融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相反的，现在连美国与其他经济竞争对手都感到担心。这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作为这个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以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学，也因此不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附属。基于7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特别是4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创新确定中国经济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

构建中国经济学原创性理论，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学习、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了。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写出《资本论》，就是在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结合中国实际，批判性地借鉴、吸收人类在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上取得的有益理论成果，不能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就像泼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齐倒掉那样，全盘拒绝。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在开放的国际学术环境下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是闭门造车。

六、“新文科”背景下的经济学人才培养

通过以上对“新文科”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涵、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理论方法、国际化等方面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何在“新文科”背景下进行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结论。下文讨论中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包括课程设置、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理论方法、国际视野与爱国情怀、道德情操与人文情怀、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等。

（一）及时更新、优化经济学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

为了应对新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及时更新、优化经济学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

比如，经济学基础课程应该包含反映数字经济最新发展的典型案例，如金融科技、数字货币、无人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同时也需要开设一些新课程，特别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数据科学、机器学习、数字经济学、人文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政策经济学等。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现在已经是美国很多高校本科生的通识课程了。

人文经济学可以使学生了解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应该大力提倡，这是中国经济学教育比较被忽视的一个领域。现在有了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文本数据，采用定量实证方法研究人文经济学。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需要开设中国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我们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40多年，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彰显了亿万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可以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而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我们需要科学地设计、制定、实施各种经济公共政策，这就需要政策经济学。在中国，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两手并用并且有机地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政府发挥作用，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公共政策来实现的。

在未来几年，谁率先更新反映时代需求的课程设置，谁将能够在“新文科”建设中抢得先机。但是，这不是说只要设计好课程就大功告成了，还需要打造一支能够从事学术前沿研究的国际化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必须能够把握时代特点与历史发展趋势，如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此外，还需要与现实经济社会密切互动，准确把握现实社会的脉搏。但是，所有这些得以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拥有一支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师资队伍。

（二）重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方法

“新文科”经济学人才培养需要重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方法。经济学专业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包括如何从经济学视角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需要养成学生的经济直觉与经济思想。除此以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方法要求学生需要学好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学等基础数学课程。如何挖掘数学概念与数学公式的经济含义，如何将数学工具应用于经济分析，这也是经济学训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数据时代，学生还需要掌握大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此外，交叉学科也需要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

（三）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

经济全球化要求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2020年，习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对经济社会学者提出了四个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树立国际视野。目前全国正在努力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这就需要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熟悉国外文化，尊重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国际经济治理。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与矛盾。在这样的国际现实面前，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有家国情怀。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同时，经济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也有鲜明的价值性。

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史，任何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特定的群体利益服务，如为特定的阶级、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提供理论支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比之前的封建制度优越，他主张自由贸易是为了英国能够迅速地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德国的李斯特（Franz Liszt）和美国的哈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主张产业保护与贸易保护，因为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在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都比较弱小。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便不再主张贸易保护，反而推行自由贸易，这是因为美国已经建立了由它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自由贸易符合美国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在很多方面竞争不过中国和其他国家，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有它的科学性，又有其价值性，都在为一定的群体利益服务，这是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需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四）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与人文情怀

除了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道德情操（包括诚信）与人文情怀教育也是中国高校经济学人才培养中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在美国高校，特别是那些顶尖大学，本科生必读的人文经典著作书单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在社会科学类中排名第一。这份书单对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有重要的影响。经济学是科学，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与人文关怀也非常重要。例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等现象，因而需要关心弱势群体。企业也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只是片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国际商业银行商业贷款实践中有一个“赤道原则”，是2003年由花旗银行、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与德意志银行等一批跨国银行采用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标准而制定的一套非强制性的准则，用来评估社会与环境风险，以进行项目融资管理。现在，“赤道原则”已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一个新标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也需要借鉴、遵守像“赤道原则”这样的国际规则。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呼吁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例如，机器人的大量使用，产生了“无人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机器替代工人”的现象。基于效率优化的机器学习，被应用于外卖管理、信用贷款审批等行业时，也会产生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机器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五）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能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大学生花在虚拟空间的时间更多了，他们从线上获取大量知识，但是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变少了。“新文科”建设需要考虑如何增加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能让学生天天生活在虚拟空间里。

我们还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前学生的知识来源主要是课堂和任课教师，现在学生的知识来源非常多元，互联网、朋友圈也是重要知识来源，知识碎片化现象非常严重。因此，需要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科学精神，马克思《资本论》全名就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充满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我们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解释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以及演讲能力。

（六）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能力

经济学教育提供分析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大数据时代，需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特别是数据分析能力。现在教育部提倡建设文科重点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因为在经济学中，很多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均是类似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另外，文科实验室如果能够获取实时的股票市场数据，学生就可以在真实的金融市场环境下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心理行为等。而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则需要收集与分析数据、建模、估计、推断，这些也都涉及数据处理与计算编程，因而需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七、结束语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学积极推动学科转型、学科交叉与国际化办学，实现了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研究范式转变。面对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学除了要与时俱进构建原创性经济理论、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质量外，还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经济理论素养与经济思维、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道德情操（包括诚信）与人文情怀，在这些方面，经济学教育完全可以与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也需要培养学生的各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接触和观察现实社会的能力，以及写作能力、解释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演讲能力、抗压能力等。这些能力是以前中国经济学教育比较忽视的，现在必须补短板，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

“新文科”建设应该避免千人一面，没有特色与个性。每个学校、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优势，应该弘扬历史传统，凸显优势与特色，扬长避短。需要注意把握新与旧的关系、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专业知识与通识课程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思想与方法的关系、知识体系与道德情操的关系等。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体现在理论体系化与原创性、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国际影响力、服务国家经济与管理重大需求、国际化人才培养等很多方面。

“新文科”建设给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提供了一个追赶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难得契机。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中心正在由西向东转移，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曾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实现这一宏伟愿景，需要全体中国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任重而道远。

（作者洪永淼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文发表于《新文科教育研究》创刊号2021年第1期，微信首发于公众号“新文科教育研究”；因篇幅限制，注释从略，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