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阿伦特回避了另一种极权

        关于汉娜·阿伦特，她的著作，她的那些概念这些年始终为知识界所讨论。数年前，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终于在国内出版，但是以中国荒诞式的内部出版物形式面世，从那以后，这部阿伦特的代表著作至今还没有正式出版。其他阿伦特的作品，这两年为世纪文景持续出版，如《责任与判断》、《共和的危机》，以及今年出版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和重新修订出版的《反抗“平庸之恶”》。5月11日，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和世纪文景邀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一起做了一场关于阿伦特的对谈“无‘思的时代——今天我们为什么读阿伦特”。刘苏里认为阿伦特理解一种极权，但是她不理解另外还有一种极权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无法描述。刘苏里他认为阿伦特有意在避开这个事实。

        以下内容为刘苏里在现场发言。

        “反抗”或者“抵抗平庸之恶”，这个话题和我们几乎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感受有特别大的关系。对我们有一份特别的含义，这几乎差不多就是我们经验当中的问题，虽然阿伦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历史事件，引起她关于她的责任和判断的思考，这是她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关于责任和判断的思考，甚至她整个晚年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关于责任与判断的思考。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有一个广告，政治性的思考就是政治行动本身。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问题甚至从苏格拉底一直谈到今天，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

        直到她去世，几乎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从耶路撒冷的审判到她去世有十年多的时间，最后没有产生一个完整系统的论断。一方面可能是它难，你在读她的书的过程当中，包括《人的境况》，还有《共和的危机》，要做很多边界厘清的工作。再一个就是是它的重要性，不仅历史给我们提供很多答案，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所谓责任和判断，判断是什么意思，就是是非、对错、善恶、好坏，我们遇到这样的境况而它的复杂性，它的难度太高，来不及抽象，再给她十年的时间可能够了。

        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阿伦特批评的地方，因为阿伦特她在讲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时候，她特别强调个人的责任，强调恶是因为大家不思考。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根本整体不知道思考是什么的时候，你告诉我所谓恶的来源和人不思考或者思考的匮乏有关，如果我们想细致的厘清这件事情它成了无源之水。我们两个经历那样的社会，那个时代，谁大脑是有思考能力的，我不知道。

        我们年轻的朋友大概多少知道一点今天的北朝鲜的情况，第一它跟所谓不思考和思考的匮乏有关，他根本不知道思考是什么，也没有思考的参照物，也没有思考的对象，也没有思考的资源。其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检讨这个制度之恶，而制度之恶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责任，阿伦特一再强调像艾希曼要承担最后解决法案他所应付的责任。

        我不觉得阿伦特在谈到制度之恶的时候，她像谈论制度下的个人之恶这么的使劲，或者说她后头关于责任与判断的思考核心在个体这，而不完全是制度，当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谈制度谈的多。你是怎么看她有一种状况下，个体所谓恶的来源问题，以及个体的责任与制度的责任或者是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她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重要问题，比如说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不论是半开放的还是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也遇到这个问题。托尼·朱特他写了几本书，我们翻译过来，有一本叫《沉疴遍地》，他主要谈的就是这个话题，怎么能够让沉浸在消费主义、自我享乐甚至比如说在精神上自我放逐的人群，能够换回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说到底公共事务就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的事，多数人没兴趣，肯定是少数人来决定这些事情。少数人决定事情的时候，一条铁路由东修到西的时候，因为不牵扯南北的人无所谓，他没有反应，东西的人不高兴。等到再修南北的时候，东西已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不仅他们要看南北的笑话，他们知道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南北没有援助他们。少数人很容易决定所有的事情，阿伦特她在讨论恶之起源，恶的源头，我们如何抵抗平庸之恶，或者恶之平庸，她确实是越来越重视的是个人的作用。包括比如说自我反思，回到自己的思考的状态，她为什么讲所谓政治性的思考，实际上关于公共事务的思考，你其实就是政治本身。她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她认为一个自我的思考，并不是孤独，其实你考虑的所谓公共事务不仅跟你个人有关系，也是跟更多的人有关系，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你回到你自己本身，你的自我思考的本身不要陷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上去。你的自娱自乐，自我欣赏，你自己同意自己，认为我自己都是对的，这种思考本身具有相当的比如说自我挑战性，乃至于自我否定。只有这样的自我回归，自我思考，在她看来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所谓抵抗平庸之恶，它在多大意义上是可能的，可遇的，现实的，如果我们觉悟了，如果我们意识强烈了，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可以做到了。经常我们发现不仅做起来困难，可能根本就做不到。

        阿伦特在阐述极权主义起源以及柏林对她的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柏林也是逃亡的跟随他的家庭，从里加逃亡，而且逃出去的时候他是9岁还是10岁，阿伦特是在她成年的时候从德国逃亡的。换句话讲他们两个人经历的极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不管什么理论包括我们看乔治奥威尔写的《1984》还是我们看《美丽的新世界》还是我们今天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作者的写作和他个人的经验有非常大的关系，哪怕是理论的抽象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看柏林，我就说你一定要知道他从哪来的，柏林不只一次提过一个镜头，在里加的街头当布尔什维克革命浪潮波及到里加的时候，在大街上的警察残酷对待他们认为的会颠覆政权的人，这在9岁和10岁儿童内的心理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记，以至于柏林在去世的头一年还在讲这个故事。

        包括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这本书当中，她对柏林的理解我都是打很大的问号。她理解一种极权，但是她不理解另外一种极权。甚至比如说她知道另外一种极权，但是不知道还有一种极权在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空前绝后，而且无法描述，这就是我看阿伦特从《人的境况》以后还有《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反抗“平庸之恶”》阿伦特浅薄的地方。不只是阿伦特浅薄，萨特更浅薄。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这100年以来，整个西方的学界左翼而且一代一代教育出年轻人，他们顶多在小说里看到乔治·奥威尔所谓老大哥而已，他哪知道真实的老大哥是什么样的呢。阿伦特的浅薄在我看来就是在于他其实有条件，我不认为阿伦特没有条件了解另外一种极权。我们刻薄一点我宁可认为阿伦特有意在避开这个事情，闭着眼睛不看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