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要协商，孙中山要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

        唐绍仪（1860-1938）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中国最早一批官费留美的学生之一，回国后历任侍郎、尚书、巡抚和对外交涉大臣等要职，是袁世凯建立的北洋权力中的重要角色。辛亥革命时期，他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并出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旋即被迫下野，并与袁氏割席，分道扬镳。

        此后，南北间爆发的多次政治纷争，无论是二次革命、护法运动还是北伐运动，唐绍仪均曾直接或间接参与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和拉拢的对象，1938年9月，在上海寓所被军统特务刺杀身亡。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唐绍仪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学界出版过不少研究论文和论著，并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对他的评价也更趋客观。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唐绍仪档案中，不乏未曾公开披露的信件、档案、照片等内容，对研究唐绍仪其人及清末民初的政坛，不乏文献价值。唐绍仪本人酷爱照相，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历史照片，大部分都未曾披露过，且尺寸硕大。这些照片不仅涉及到唐氏的政治活动，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到他的家庭生活。有些照片上还有他本人的亲笔题跋，往往在寥寥数语间，就牵涉到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甚至也能让我们从细微处了解到一些重要事件背后的故事。

        例如，一张拍摄于1920年的唐绍仪与家人的合影，就因为他的几行题跋显示出了特别的意义。画面上唐绍仪与夫人吴维翘及七名子女，坐在上海寓所门前的台阶上，其乐融融，表面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合影。可是，照片左上方唐绍仪的亲笔题字，却突显出这张照片的特殊意义。“九年十一月映于申江，明早将附中国邮船‘支那’回粤，书此以作纪念。廿四晚少川。”在唐绍仪留下的照片中，签名题跋照的数量并不太多，其中大部分是简单的签名或标注拍摄地点，像这样写下事由的就更加稀少了。

        事实上，这也的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程。1920年11月25日，与唐绍仪同船回粤的还有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伍廷芳等民国军政要员，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重新建立军政府。那么，大清王朝的和谈代表、袁世凯的亲信重臣怎么会和共和革命的肇始者走到一起？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合作何时开始，又在哪里终结？广州军政府最后的命运又会如何？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应当从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关系开始说起。

        唐绍仪自1881年回国开始步入政坛，从协助处理朝鲜甲申政变开始崭露头角，到担任专使赴美谈判庚款问题，再到代表满清政府与南方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可以说在政治上最为辉煌也最春风得意的重大事件均发生在清末民初的这段时间内。而这一切都与袁世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因为出众的英语能力和外交才干得到袁氏的赏识，成为其在晚清对外交涉和铁路行政等方面权益的代理人，因而唐绍仪个人在政坛上的升黜荣辱，也可以看作是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在晚清政局中的进退变化。正是基于彼此三十年的合作与信任，袁世凯才会将与南方革命党谈判的重任交给唐绍仪。然而，也正是在这次和谈中，唐绍仪与孙中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并最终导致他与袁世凯的分道扬镳。

        作为北方的和谈代表，唐绍仪不仅公开对南方革命派表示同情，还同意召开由各省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解决帝制或共和的国体问题，甚至规定在此之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到的外债，并不准再借外债。无论这个结果袁世凯是否知晓和接受，但对于清王朝来说，唐绍仪的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谈判的初衷。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于满清政权的和平转移以及共和民国的建立与稳固则意义非凡。唐绍仪此举实出自对共和立宪的真心拥护，诚如他自己所言，在美国成长且接受教育的经历，使得他比国内的大多数人都更早接触并接受了共和思想。这也是他最终与袁世凯产生冲突，并与孙中山建立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

        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交往也始于南北和谈的这段时期，在孙的介绍与袁世凯的首肯下，唐绍仪甚至加入了同盟会。随着南北和谈的深入，唐绍仪“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的作法，自然令袁世凯相当不满。尤其是1911年12月29日，南方17省举行代表大会，推选刚从国外回来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更加令袁氏恼怒万分，次日便指令唐绍仪推翻此前会议上已经达成协议的相关内容。进退两难的唐绍仪，最终选择在民国元年的元旦，提出辞呈。此后，唐依旧掌握着北方的电信往来，并以私人身份调停沟通南北方的谈判。也正是在沪上逗留的这段时间里，唐绍仪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唐绍仪与孙中山是同乡，年龄相差不大，可谓一见如故。孙中山对唐绍仪也相当尊重，并未将其视作敌军的代表。对于像南北统一、清廷退位这样的重大事项，均与唐互相商讨切磋。同样，唐绍仪也十分重视南方革命党的意见，始终坚持共和的主张。南北双方在经过数月的协商之后，终于达成一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公开赞成共和并如愿当上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孙中山践诺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却也时刻担心着袁世凯会危害中华民国、违反临时约法。清帝退位当日，唐绍仪便应邀赴南京与孙中山会谈，其核心议题也关乎于此。在上海图书馆唐绍仪档案中，有一封孙中山致唐绍仪信函，足以佐证此事。这封信函写于民国元年二月十六日，信末有中山先生特有的大一号签名“孙文叩”。信中一方面对清帝逊位，民国大定的现状感到满意，同时也担心全国统一的各项手续并未完全，所以他拜托即将北行迎接袁世凯的唐绍仪，作为外交全权代表，参与和各国外国公使的交涉，并在信末郑重写下“大局安全系于先生此行”的诚挚嘱托。就这样，北方和谈的罢职代表成为中山先生的特别密使。

        辞职后的唐绍仪只在天津短暂停留后，便移居上海，但并未脱离政坛，并很快与孙中山站在了一起。1912年8月，他加入了由同盟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5个党派组成的国民党。1915年的护国运动中，他与孙中山共同反对袁世凯称帝，作为上海反帝派的中心人物，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袁世凯死后，他又和孙中山并肩作战，共同反对皖系军阀操控北京政府。1919年第二次南北和议时，唐绍仪担纲重任，作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在一年多的艰苦谈判中，始终高举护法大旗，并在次年应孙中山之命，成为二次护法运动的四总裁之一。

        唐绍仪的这张题跋照片，正是拍摄于讨伐桂系军阀胜利后，孙中山等人前往广州重组军政府的前夜。对此，显然唐绍仪的心情是相当激动，且对这一次的回粤旅程充满期待，才会特地拍照留念并亲自题跋。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唐绍仪与孙中山十年间在政治上的合作，却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从1920年年底军政府重新建立，到1921年5月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半年的时间里，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唐绍仪企图组合稳健派的大政党，而孙中山三却提倡建立新的革命党。唐绍仪始终希望通过调和、平衡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南北对峙这样的重大问题，孙中山则毫不迟疑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待国会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面对护法运动未能达成的目标，孙中山主张采用激进的手段建立革命政权，武力北伐，统一中国。唐绍仪则力主召集正式国会，通过“政党政治”与北洋军阀平分政权。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后，孙中山立即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出兵北伐。唐绍仪却依旧坚持只有联省自治才能获得全国统一，对于广州政府财政总长的任命，他称病拒不履职，并携带家眷返回唐家湾。唐绍仪与孙中山十年政治上的合作，终究因为彼此的政治理想不同而告终结。此后，两人依然保持着私人友谊，并未因此而致反目，可谓君子之交。

        上图收藏的这一件档案和一张照片，恰巧一头一尾见证了唐绍仪与孙中山第一次合作和最后一次合作，殊为特别。有人评价说，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最终分离是因为受过西方教育，而又脱胎于旧体制的唐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倒不如说，孙唐两人在生活经历、政治观念上本来就存有相当大的区别。纵观唐绍仪一生在政治上的几次重要抉择，无论是早期与袁世凯的决裂，或是和孙中山的合作、再到两人最终分开，所秉持的原则均无碍于私人情感而与只关乎政治理想，即对“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