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书︱天主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基督徒吗？

陈垣是基督徒吗？

        陈垣（1880—1971）先后担任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是中国宗教史研究杰出的奠基者。关于陈垣本人的研究非常多，但长期以来陈垣是不是一名基督徒，却一直是个存疑的问题。他当了天主教的辅仁大学几十年的校长，说他是基督徒好像也不是空穴来风，但终究没有人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过，刘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与信仰：宗教史家陈垣研究》终于把这些问题说明白了，而且揭示出了民初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与基督教的关系从热烈归于平淡的来龙去脉。

        刘著首先考证陈的基督徒身份问题，说最早想弄明白陈垣基督徒身份的是谢扶雅。谢扶雅（1892—1991），著名基督教学者、翻译家，曾任岭南大学教授。上世纪60年代，他为帮助原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编辑《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基督教业绩》时，需要编一本《中国基督徒名录》，这就碰到了陈垣的教籍问题。为此他曾“访寻搜索历经三年之久”。最后在1973年他致信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询问此事。傅答曰：“陈援庵确于一九一九冬与一九二〇春之间，在西四牌楼缸瓦市伦敦会，由老师司徒雷登施洗入教，其时有宝广林及先父在座。”傅氏此说时间地点人物都全了，但他不是目击证人，而且这是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了。因此，刘著还要找到当年的证据，最终发现两条材料。

        第一条是吴雷川（1870－1944）的记载。1926年，吴在《真理与生命》上发表了《述所得于北京平民中学的感想敬告全国基督教会书》，其中说到：“北京平民中学，在四年前，由陈援庵先生创办。援庵先生是一位有学识的基督徒，久为全国学界所仰望。”吴系清末进士，1915年受洗入基督教。民国初，吴雷川和陈垣曾经共同在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任职，又同在燕京大学任教。自1922年起陈吴二人至少已过从四年，对老友的宗教身份，吴氏当年此说比较可靠。

        第二条是伦敦会华北区代表伍英贞（Mary Myfanwy Wood）1925年7月30日写给伦敦会总部的信件，其中提到当年5月伦敦会和北京缸瓦市教会要为北京教会女校成立一个校董会，其中当地教会出四位董事:“教会委任的四位都是著名人物，都是基督徒……陈援庵，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两位陈君都是缸瓦市的教友。”伍英贞在信中两次对陈垣的宗教身份作了两方面的确认，既是“基督徒”，而且是“缸瓦市的教友”。

        不仅如此，刘著还提出新的旁证。1961年3月11日胡适对助手胡颂平谈到当年陈垣和一位美国传教士请胡担任辅仁大学校董时说：“陈垣是个基督教徒，他们（辅仁）已用新教的教徒来作旧教大学的校长了。那时，三十年前，天主教的工作虽已深入民间，实在拿不出一个可做大学校长的人来。在南方，马相伯当了震旦大学校长了，北方没有人，只好请新教的陈垣来当校长了。”陈胡至少有三十年之友谊。胡适以当事人身份再次印证了陈垣的基督徒身份。

陈垣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像陈垣这样的自幼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接触基督教，并成为基督徒的？对此，刘著认为，陈垣最初实际上是被新教传教士的社会事业所吸引。这一批传教士在中国办了最早的医院和西式学堂。陈垣对基督教的好感就是因为传教士医生治好了他父亲的结石病。接着，1907年陈垣入读教会主办的博济医学堂。在这个学堂陈垣肯定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并且陈自己表明，至晚在1915年曾认真研读《圣经》，尝试以“乾嘉诸儒治史之法，治旧新约，有所获辄随手记录”，如此“八年以来，遂积巨帙”。

        陈垣有没有过类似“圣灵感动”的宗教经验？1917年陈垣发表《元代也里可温考》，一举成名。在此文的结尾，陈垣发出了“谓非上主呵护之灵俟时而 发曷克臻此”的感叹，意谓文章的写成靠的是圣灵的呵护。谢扶雅曾评论“此末尾的三句，非有虔信圣灵时予以感迪的人不能走笔”。这是说陈已经受到圣灵的启示 了，至少这些话表明了陈当时确实有些宗教激情的。

        从1918年开始，陈垣开始校勘整理明清基督教旧籍，他校勘的第一部书是明末天主教徒韩霖用明太祖圣谕宣讲基督教义理的著作《铎书》。在12月撰写的《重刊铎书序》中，他说，“迩年以来、余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敬 天爱人之学”即指基督教。陈垣评价《铎书》：“于敬天爱人之旨，独标新义。扫除一切迂腐庸熟之谈，其真切感人，能令读者竟忘其循例宣讲之书。渊然以思，蘧然以觉，泰然以安，而凡与生俱来及习俗熏染之种种恶德，如骄、如傲、如忿、如妬、如吝、如怠、如餮、如淫等，均将飘然远飏，不敢为崇，而其人乃可以见上 帝，是真救世之奇书也。”陈垣认为该书以新的方式阐述了基督教的道理，读过之后可去除不良道德，甚至脱去旧人成为“可见上帝”的新人。陈垣感到读该书可以突然觉悟，并达到身心泰然的平安感觉。

        1919年，陈垣为金陵神学院教授、《神学志》主编陈金镛之《罪言》作序，一 步步阐明基督教“罪”的道理。陈垣说初读《罪言》感到自己浑身都是罪，因此非常不安拘束、不敢有一丝放纵。再读《罪言》才认识到自己虽然有很多罪，但是凭 借神的力量可以驱除，既而感到安慰，最终达到平安。陈垣反复强调人之罪“神知而已”，也非常庆幸借助“神之力”可以除罪涤罪，也正预示着他要接受“神”（God）作为自己的“救主”。

        这一年也是陈垣写作有关基督教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一年，他继续校刊了一些明清耶稣会士和著名天主教徒的名篇，并写出多篇序言或识记。陈垣以基督教著作起家，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共有三十多篇（部），仅1919年一年就有九篇，占三分之一强，而此前1918年仅作两篇，此后的1920和1921年未有基督教著述发表，再以后其研究兴趣扩展，就再没有集中撰写过基督教方面的文章。1919年可谓是陈垣基督教研究的丰收年，也是他对基督教兴趣最浓或许也是他宗教激情达到最高点的时候，结合这年他发表的信仰告白，正好印证了傅泾波回忆的陈垣受洗时间很可能就在1919年左右。

        刘著还证明了在上世纪20年代，陈垣还是北平缸瓦市教会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他很少直接参与教会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改造和建设工作，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授课或者演讲，通过影响学生或者听众间接地参与中国教会的建设。在北京基督教界，陈垣只是一个学者身份的平信徒而已。

陈垣的基督徒身份何以成为问题？

        显然，在1920年前后，陈垣的基督徒身份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在这之后就成了一个问题呢？刘著有个重要发现，陈垣的基督教信仰在达到高点之后似乎迅速地下滑。1917年陈垣在《元代也里可温考》结尾提到“上帝呵护之灵”一句在1920年以后各个版本中均被删去了。与此同时，他在公开场合开始回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以至于到1927年，陈垣的私淑弟子方豪曾写信询问陈垣是否基督教徒，曰：“晚自闻先生名，即思先生或已同为教友。今嘉兴有来自苏北之修士，道先生为耶稣教教友，其然？岂其然乎？”陈垣却回答说：“承询予是否为耶稣教教友，亦应有一问。余数月前，曾演讲回回教入中国历史，人多疑余为回回教徒。近为辅仁大学校长，人又疑我为天主教徒。不知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某某教徒也。”此处，陈垣应该是回避了事实，间接否定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刘著认为陈垣隐晦自己基督教身份首先有多方面的的原因：第一，陈垣没有履行一夫一妻制，入教前有个时期陈垣曾同时有三位夫人，入教后也还同时有两位夫人。这与基督教规定相悖。尽管缸瓦市教会允许其受洗入教，但这可能就是陈垣说自己不配“某某教徒”的原因。第二，他是可能担心这种表露会影响文章的学术性和客观性而被人诟病。陈垣写作《元也里可温考》时，已经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陈垣的第一篇史学学术论文，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来作的。而此后他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宽，从基督教迈向佛教、道教，诸教兼治的情况之下，“上主呵护之灵”显然与他的学者身份不相称。第三，则与政治大环境有关。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之后，基督教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话语中总是与文化侵略如影随形，致使中国学者多数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信徒也讳言自己的宗教身份。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陈氏的后人学生也都多少讳言陈垣的基督教身份，致使陈氏的基督徒身份遂成后人之谜。

        刘著破解了陈垣的基督徒身份之谜，对陈垣基督教关系从热到冷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该书还对陈垣 的信仰与宗教研究的相关性进行了颇为全面的讨论，确实是近年以来在历史与宗教的跨学科领域一部很见功力的著作。不过，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即陈垣在外在形式上，显然是否定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那么在其内心深处，又是怎么从信仰上看基督教的？从陈垣接触基督教的经历看，他的接受基督教受“上主 呵护之灵”的宗教启示非常少，而以“乾嘉诸儒治史之法，治旧新约”的儒家理性精神探求的成分却相当多。而按宗教学家所说，理性是不可能引导人们到信仰的。这也意味着陈垣的信仰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陈垣在抗战中的家书中对亲人还在说“祷求主祝福各位而已”，似乎信仰还在心中。因此，陈垣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有过的对基督教信仰从热烈归于平淡，甚至彻底冷淡的经历和原委，是值得历史学和宗教学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