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作家黄锦树：小说能做什么?

        2014年5月4日王安忆应诗人余光中之邀到高雄中山大学演讲，她与骆以军、黄锦树、余光中等名家座谈，畅谈“小说能做什么”，她坦承自己也怀疑小说能做什么？特别在上海追求速度及利益的社会中，小说价值似乎不太重要。她认为，未来马来西亚作品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块，马华作品灿烂绚丽，兼有五四后的传统与新思想。本文是黄锦树与王安忆、骆以军对谈稿。此稿中，没有王安忆对黄锦树提问的回应，等拿到录音整理后在奉上。黄锦树是在台湾生活的马华作家。

以下是黄锦树的发言

        这其实是“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是什么?”的另一种问法。

        我举几个不同的个案来谈。

        第一个是《儒林外史》，尤其是商伟解释下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虽然是十八世纪的“古典”白话小说，但它的现代性一直到晚近才充分被阐发，大陆留美学者商伟在《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这部书裡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在他的解释裡，《儒林外史》虽然假借明代的时间框架，其实小说处理的都是作者处身的当代问题。小说的几个主要重要人物都以吴敬梓身边的亲友(包括他自身)为参照的，小说甚至长时间追踪被参照人物的生命历程。商伟的解释可以让我们看到“小说能做什么”的一种回答。

        商伟说：

        “吴敬梓能够将自己呈现在他人的视野，这使得他观察自己，如同他人，也就是将自己当做当人加以省察。这样反躬自省的习惯为小说的反讽性带来了新的思想深度和更广泛的可能性。”而这样的操作“无情地审视自身的一些假定和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断的自我对抗。”“它的道德想像和力量，恰好体现在它对自身的思想资源和叙述选择所做的反思和省察。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自我反省，《儒林外史》对自己植根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展开了更为普遍的批评。”

        也因此《儒林外史》具有不同寻常的思想史意义。它以小说的形式介入当代学术史的难题，而且是藉由一种原创性的小说叙述形式。作者以一种人物展览的方式，人物不断的出场，退场，从而让数量庞大的世俗生活裡言行不一、各怀鬼胎的文人士士绅的言行不一戏剧化呈现，加上叙述者的隐遁这样的策略，使得它比思想史、学术史更有效、更深刻的处理十八世纪中国儒家文化出现的重大危机。这是“小说能做甚麽”的第一个可能的回答。

        第二个是卢卡奇式的回答。

        在193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论战中，被现代主义者讥为落伍者的卢卡奇，认为只有现实主义小说对现实的处理可以超越现实的表象──藉由具有概括社会矛盾的系列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藉由远景透视──把人物的社会关系放进较长的时段裡来审视；由此带出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以期透过叙事重组的现实，来掌握社会的整体性，让读者可以超出个体的有限视野，以更有效的了解自身的处境。或者藉由叙事的重整，在解消各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创造出一种心灵境界，让读者能从中得到某种抚慰。

        这种卢卡奇式的“小说能做甚麽”我们可以在第三世界看到广泛的回应，即便是在欧洲现代主义时期之后。从菲律宾国父黎刹的《不许犯我》(1887)，日据时代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及现当代拉丁美洲、非洲的大小说。甚至安德森在著名的《想像共同体》论证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时，写实的长篇小说即是凝聚民族想像的重要例证之一。《毕斯沃斯的房子》的作者奈波尔的小说论，也是卢卡奇的回声。

        奈保尔认为，现代主义是大都会的产物，并无助于他藉小说来理解自身的历史处境──加勒比海千里达穷乡僻壤的印度裔社区的悲凉处境──那必须从对那些人複杂的社会关系的深描著手，在较长的时段裡观察箇中的变化。大英帝国殖民扩张中，因需要廉价劳工而把他的祖先从印度千里迢迢的带出。主张“社会学家的小说家”的奈保尔，就藉著系列小说，为我们勾勒出殖民帝国扩张后，各民族的离散精神状态。当然，这一回答预设了作者的想像视野，预设了虚构叙事的历史穿透力。

        第三个回答是我在巫宁坤的回忆文章裡读到的，这位一九五一年时博士学位还未取得即被召唤回祖国燕京大学任教，几年后即被打成右派，人生中最精华的二十二年都在劳改中渡过。这位饱受迫害的燕大人写他一九五七年被流放北大荒时，遇到一位姓邓的沉从文的学生，那人带著沉从文的作品。文章中写道：

        “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倒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沉从文的作品，《边城》啦、《湘行散记》啦、《从文自传》啦，絮絮刀刀，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了饥饿与疲劳。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打扑克，小邓往往和我带上那几本又破又旧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喜爱的章节。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有因为被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劳改干活，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地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著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株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小船只，一切都那麽爱著，十分温暖的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这其实也是抒情诗的力量。抒情散文和抒情小说的力量。关于这一点，从保钓运动、政治和哲学重返小说的郭松棻(他也是沈从文的读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还是文学能抚慰人心。从郭松棻的小说实践来看，他指的是沈从文式的抒情小说。

        第四个回答是个反题。为什么有的小说家最终放弃了小说？是不是小说本身有某些功能上的障碍？

        可以从韩少功《马桥词典》几年前获美国第二届纽曼奖时，题为《为什么今天很多作家放弃了小说》的对记者的答复中的一段话中延伸出来谈谈。针对“为什么有的著名小说家如张承志放弃了小说”、“当代中国著名小说家是否有超载的危机、续航的困难“等提问时，韩少功说：“张承志是个心里有大事的作家，精神性很强，对小说这种世俗化、个人化和单线叙事的文体不满意，觉得不顺手，应该说不足为奇。鲁迅较早放弃了小说，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钱钟书能写小说而弃写小说，大概也与才华无关，只能说他另有志向。至于‘底蕴”和“想像力’，眼下中年以上的作家基本上都有透支、甚至严重透支现象。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大话？有些新作，只是维持作者一种表面的规模和数量，常常是水多血少的那种。在这方面，我也有危机感，对自己不满意。”

        张承志是新时期代表作家之一，是寻根作家中极少数对下乡之地产生认同，以致皈依穆斯林，并尝试把西北苏菲派的教义内化，让自己在心灵上成为当地人。从《黑骏马》、《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等一直走到《心灵史》，他的小说走到了终点。在走入在历史上饱受屠杀迫害之苦的穆斯林教派哲合忍耶的苦难历史、并肩负为他们用现代中文写一部书的神圣使命之后。

        根据他在《心灵史》序里的自述，“三四部一直为他们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为我译成了汉文。悄无声息的大规模的调查开始了，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送到我手裡。一切秘密向我洞开，无数村庄等著我去居住。”

        在这篇序裡，他表达出强烈的满足感，也就在这篇序里，作者也提到，这部书是他文学的高峰，也怀疑自己以后还会有超过它的作品。因此他说，”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此书为句点，结束我的文学。”此后张承志的文学并没有结束，只是一直没有看到新的小说作品。小说可能结束了，但散文仍在延续著。”

        他为什么选择让小说停在那里？从《心灵史》的性质来看，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作为小说，这本书已经不能算是虚构叙事，它更像是诗歌与史书的结合（但小说本就可以含纳一切文类），这本书可说是已经走到小说的界限、小说的边界。而它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尼采所谓的血书。事实的残酷(即便是经由传闻证据──所见异词，所闻异词)，都深刻的冲击了想像、让虚构瘫痪，而且是在伦理的层面上。换言之，身为作家，张承志很幸运，他遇到了绝色──让他的小说事业可以停在一个精神高点上。

        他的这部小说已经为他完成最重要的任务，他在序里也清楚说明，《心灵史》可能会是一本神圣的书。那也许是叙事(不论是小说还是历史)能走到最远的地方。

        但这或许也可看到小说本身的一个问题，或许正是那问题的存在，让有的小说家突然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譬如奈保尔，在写了一辈子小说后，突然宣布发现虚构叙事的侷限，小说走到了尽头。这种感叹无代无之。又譬如美国文学评论家George Steiner在1965年的文章《文学以后的历史》里提到“在极恶的现实面前，在径直报导现实的热情和权威面前，小说陷入沉默”。因为那样的现实，已超出小说能把握的程度了。

        第五个回答是鲁迅个案。中文现代小说的肇始者鲁迅，同时也示范了放弃小说。对鲁迅而言，写与不写都是伦理问题。在鲁迅的个案里，在他那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有几点说明很有意思。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几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做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在否定的意义上，一，拒绝让小说作为闲书；就这一点而言，其实是意识到小说本身的愉乐倾向。二，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就这一点而言，拒绝一种时代的新趋向──似乎美学上的目的就是一切，它仿佛以自身为目的──譬如鲁迅同时代欧洲的现代主义，对鲁迅而言，似乎花了太多力气在它自身的艺术完成上，而忽略或延缓了它的社会功能。

        而鲁迅的选择──启蒙主义，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这是鲁迅对小说能做什么的众所周知的回答──“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故多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这样的意图也决定了鲁迅对小说设下限制条件：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也就是说，鲁迅以一种几乎是极简的克制去写小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样的小说论其实对小说的天性是相当不安的──因此他努力的克制小说自身的欲望（也即是《中国小说史略》引明胡应麟评唐传奇《唐人始作意好奇》的《好奇》），但从鲁迅这篇文章，倒可以看出小说的三种可能的功能：作为闲书、消费品；作艺术的探索；改良人生(载道)。当他要的功能可以透过更直接的方式完成时，小说就被抛弃了。

        最后是我自己的小小看法。关于马华小说。

        因处境和位置的不同，小说在马华文学裡应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譬如说马华文学原生的系统裡几乎没有长篇──没有像样的长篇──在台湾的马华文学先不谈──那是另一种文学体制“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下的产物。本土马华长篇，即使有，也往往是不合格的，只是篇幅长而已，难以卒读，达不到美学和社会功能。马华小说开端的启蒙主义、拒绝文学自身的乐趣、自身的要求；都宣称继承自鲁迅。然而它文学土壤的贫瘠，它的缺乏反思性，它的非前卫而没有读者，那移民社会的荒芜状况，和鲁迅置身的现代中国城市有着稳定的识字青年是不一样的。马华小说对革命文学的始而模仿、继而依附、终而残缺；更甚者，它常濒临失语──语言的残缺──它似乎总是被现实压垮，几乎处在沉默的边界上。

        如果有马华小说的传统（我们的文学史教父方修说那是现实主义），其实也只是小说持续被现实打败的历史。作为闲书?它没有资格，而且竞争不过泊来品。

        “为艺术而艺术”?那太奢侈了，规模太小，一样竞争不过进口的。

        “改良人生”?当马华革命文学忙著做中国革命文学的应声虫时，“改良人生”就只能说是个苦涩的笑话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裡，马华文学的主导文类(产量也最多)其实是以不同的笔名发表的刀子一般的杂文。而这，当然也是鲁迅的遗产。识字的老左们都是鲁迅的读者。在鲁迅在中国被神化之前就是，被神化之后更是。他们看中杂文能快速的回应现实、攻击对手，让对方受伤，而投抢者近乎匿名。但因为学养和语文能力太差，没有洞察力的支撑，当时过境迁后，比报章上的新闻甚至广告都还没价值－－新闻和广告至少还传达了特定的讯息。马华杂文只留下它此时此地的灰暗的怨恨，时间一旦流逝，它即从枯枝败叶进一步腐化成一滩绝望的烂泥。文学也是它们的攻击对象之一。文学新人脆弱的文心，常常就在那样绝对无情的攻击中被摧毁。

        “小说能做什么？”

        在1960年代后的马华文坛，能在鲁迅字数的范围内勉强完成它自己，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因此在华文文学的世界裡，它非常孤单。它什么也不能做。它像营养不良的野草，叶子都是枯黄的。而以杂文形式出现的文学批评，就像杀草剂。

        然而，对我来说，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小说反而必须尝试去做文学能做的一切事情。诗、散文、小说、杂文、评论、文告……那当然非常困难，那需要调度不同的时间刻度，需要把灰烬重新还原为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沙漏，来重新调度可能的时间。一种不同的小说时间。

        写作是一种持续的游击战，不论小说还是评论。

        接下来有几个问题要请教王安忆。

        一、王安忆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大量书写的范例，似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作品数量庞大的中国作家当然不止王安忆，贾平凹、莫言、张炜、阎连科也写很多。新时期的文学爆炸，也体现为量的爆炸。这在大陆资本主义市场成熟之后，这爆炸更其惊人。而且也产生了质变。通俗文学，文学的彻底商品化，使得纯文学快速边缘化。不知道王安忆对这量的爆炸有甚麽看法?在文学几乎变成纯粹的消费品的年代，小说还能做什么？

        二、再则是最近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翻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当代中国小说的批评(汉学家葛浩文谈“中国文学为何在西方不受欢迎”东方早报(上海)22/4/2014那场研讨会王安忆也在场的)──小说家写太多、写太长，灌水，不够精緻，前引韩少功的访谈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不知道王安忆对这问题有什么看法。

        三、最后一个问题跟马华文学有关。也是这场对谈我最想问王安忆的问题。

        王安忆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华文文学奖花踪文学奖的终生评委，也曾多次造访大马，和当地的作家多有接触。

        我这提问有个焦点：我们谈中国之外的华文文学时，都会强调它的在地特色，也就是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差别，这差别包括语言表述上的，也就是我所谓的华文与中文的区别。中文流利顺畅甚至华美，而华文因深受方言土语儒染，以致生涩甚至苦涩。但据我从星洲日报那裡得到的消息，充斥著中国评审的花踪文学奖，中国评审的品味是偏好中文而远甚于华文的。这种倾向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王安忆自己的特殊背景(她父亲是新加坡的归侨)，也对星马的华语问题写过深刻的观察（《语言的命运》），而星马华人社会又特别崇拜中国来的名家，特别相信中国作家学者的话，所以我很想知道王安忆的看法。身为中国评审，有没有想过要维护马华小说的特性（如果有的话），或者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提供一些建议？因为有的年轻写作者会趋向于投合评审，这些中国评审很有可能左右马华文学的生态。如果可能，当然我也希望她能为马华文学做一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