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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绩点”服务的名校生:“不想卷了,卷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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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宇翔
编辑 | 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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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四年,即将大学毕业的郑岚依然对刚入校时丰富的生活记忆犹新。
大一上学期,郑岚凭着兴趣选了许多现在看来“莫名其妙”的课,也加入了许多社团和学生组织,每周末都会去看电影或是看展。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即便是考试周,她也不会熬夜复习。
在学期结束后,郑岚的绩点仅有3.5,在班里排到中等,而她的好朋友都在3.7左右。收到成绩单时,她突然觉得,自己蛮普通的。
不尽人意的成绩放大了郑岚心中隐藏的焦虑。高考那年,复旦大学在福建省录取的文科生中,她是最后一名。虽然她安慰自己高考不能说明什么,但现实是,英语课上,“很多同学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美音,我的口音就很塑料”。
她还记得一门考试,老师提前给了题目,现场抽两道题写500-1000字。郑岚准备的每一题的答案都控制在九百九十字左右,进考场直接默写,四十分钟内她就交卷了,最后仅拿到了“B+”。后来一位绩点3.7的同学告诉郑岚,她在写完两道题后,又额外默写了一题,另一位同学也向她分享了得分秘诀,“写老师规定的字数的两倍”。
竞争的激烈使郑岚日益认识到绩点的重要性,留学、奖学金、更好的学校……绩点和郑岚想要的每一样东西都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之后的三年多里,郑岚开始紧盯住绩点不放。老师要求5000字的论文,她会写到8000字,老师要求8000字,她就会写到10000字。一位学姐曾告诉她,有的老师前一天收论文,第二天就公布分数,并不是因为看论文的速度快,而是简单地将20000字的论文评为A,而7000字评为B+。虽然郑岚相信老师会认真看作业,但还是担心不可控的风险,“即使非常认真的老师,也有走神的时候。别人字数水了那么多,废话中说不定也有两句是有用的……毕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为了应对考试,郑岚曾经多次连续几天凌晨十二点睡,两点起,一直复习到早上八点,走进考场在睡眼朦胧中开始答题。为了留出更多的复习时间,她在期末季甚至“戒掉了”早饭,“因为在这么赶的情况下,你吃完早饭会想睡觉。太饱的时候真的会想睡觉,期末季我中午饭吃完会忍不住睡一个小时。”
全身心地投入到刷绩点以后,郑岚再没拿过A档以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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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郑岚不同,数学系的高健周很早就意识到绩点的重要性,从大一开始,他的所有选择都在为绩点服务。
在药学院的通识课上,高健周会抢占最后一排用来写作业和补觉。他选择了一门英语口译课——不是为了学英语,而是因为“去的时候会什么,回来的时候也会什么”,不需要消耗太多时间。
高中时,高健周觉得自己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也读了很多杂书,但在大学里,他很少再和别人提起自己曾经的兴趣,“如果我声称我对历史感兴趣,然后过了一年我一本书都没读的话,我没有脸面声称自己对历史感兴趣。”
“偷跑”是数学系学生的黑话,指自学还没有讲的课程,高健周说自己“偷跑像喝水一样平常”。即便是放假,他也没有喘息的空隙,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偷跑”,在一个假期里他曾经“跑”完了下学期一半的内容,做完了两本教材的课后习题。
上学时,高健周无时无刻不被绩点追着“跑”。除了宿舍,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每晚11点是他生物钟里独特的时间,因为“太熟悉闭馆铃声了”。
高健周每天晚上12点睡,早上6点起,一周中只有周日用来休息。而他的室友7天中只会给自己留半天时间洗衣服,偶尔出门买一杯奶茶。休息时,他们会一起报复性地打4个小时“星际争霸”,有时甚至打一整天,然后第二天醒来继续刷题。高健周的宿舍开始变得杂乱无章,桌边堆起了很多纸箱子,他觉得自己没有空闲的时间扔垃圾。
大一下学期,他专业课平均绩点约为3.7。这个不错的绩点,没有带给他喜悦,反而使他更加失落。他对于室友讨论的专业问题并不感兴趣,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是逼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另一方面,他害怕有一天不“偷跑”便不能领先时,剩下的只有挫败感。
那时他还不明白,没有人可以像机器一样永远紧绷。
大二上学期,他计划用一周时间复习《数学分析III》(下文简称“数分”)。执行计划的第二天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打开一款休闲的种地游戏,想让自己放松一下。
这个念头引发了“蝴蝶效应”,他开始沉迷游戏。考试前一天下午,他幡然醒悟时,感受到那种氛围“像美剧《行尸走肉》一样恐怖和悲伤”。深夜对着习题册,他发现一大半的题都没有思路,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哭。
那天晚上,他感冒了。深夜,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紧。汗很快顺着发梢流了出来,意识在消退……热醒、再睡去,循环往复。从深夜到黎明只有6个小时,但在高健周的记忆中,他挣扎了十几个小时。醒来后他一边擤鼻涕,一边再次投入到与数分的战斗中,直到走进考场。
他忘记了数分的两个基本概念,做错了前一天晚上复习过的题目,甚至一度看不懂题干问的是什么。数分最终的成绩是B——一个在数学系可以接受的成绩,但大二上学期高健周精心维护的绩点土崩瓦解,他意识到,想要追上只是“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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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每周二的上午,高健周都会一个人走到餐厅,找到一个光线适宜的地方练习素描。晚上6:10分左右,他会戴着耳机,拿着一本786页的《法律之门》走进法学课程的教室,在第二排右前方坐下——这是他每周的固定座位,然后拿出尺子仔细地在书上边读边画。
疫情爆发以后,闲在家中的高健周重新激发了绩点以外的兴趣,他接触到了商业插画,认真学习了两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并非是三分钟热度,而是希望能够以此谋生。
纠结也随之而来,如果专注绘画,他便无法兼顾学业;如果放弃学业,将难以承担对于家庭的责任。考虑再三,他向家人提出了退学。在父母的强烈反对下,他妥协回到学校,但每隔三五天,高健周仍要和家人对于退学展开无用的讨论,父母至今都难以接受他的想法。
返校后的学期,高健周只选了10学分的课,除了2门专业课,他还选了和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神经伦理学》,旁听了《人权与法》与《素描》。
学习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他认为“个性还是得到了些许伸张。”有时他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这类专业,也会羡慕一些依旧怀有理想主义的同学。他提到一个新闻系的同学做田野调查的事情,感叹道:“不想去做人上人是一件令人崇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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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绩点搏斗了一年以后,在复旦大学就读的陈建感叹“不想卷了,卷不动了”。大二返校后,他将微信签名改为“从胜负竞争中全身而退”。
陈建的专业只有18人,有5人能拿到推免研究生的资格。第五名的绩点约为3.5,而第六名是3.3左右,他坦言,“继续下去希望不大”。
陈建来自一所小县城的高中。高中时,陈建的成绩离考上复旦大学还有些距离。报志愿时,他误打误撞地以低于复旦在本省的普通类招生线40多分的成绩被提前批专业录取,他苦笑着说:“当时真的是随手一填。我觉得北大医学院绝对考不上,就填了分低一点的复旦。”
起初,在陈建眼中,室友更像是敌人。看到考同一门课的室友成绩为A,他总会焦虑,因为自己总是拿到B+。他的心态从焦虑渐渐过渡到自卑,他几乎不会和室友一起复习,因为不愿意在看到室友“轻易地超过自己”。写数分作业时,陈建做一道题的时间,室友可以做两道甚至三道。那时为了追赶上室友,他经常从早上八点开始自习,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教学楼关门。自习往往是约着其他专业的朋友,因为他们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成绩。
被绩点折磨了一年多,陈建最终放弃了保研。他不再求A,而是满足于B+。他更愿意把卷绩点的时间省下来看书、追番,或是和自己喜欢的女生聊天——这些都是他以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陈建最近在追《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看到剧中男女主角青涩的恋情,也会幻想“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能轮到我”。陈建感慨,恋爱和学习唯一的相似之处是执行力的重要性,他笑着说:“最近在努力谈,也许能成。”
他和室友的关系也改善了许多,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会约着一起外出聚餐,回宿舍后再一起打游戏。不论系里谁保研,陈建都会真诚地恭喜他,也希望深造的人能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对于未来,陈建调侃道:“有好学校兜底,大不了去国考当公务员。”他也曾认真地想,毕业后可以回家乡做一名高中教师,把新一批“小镇做题家”送进这个“绩点的战场”。
(郑岚、高健周、陈建为化名。图片为郭宇翔、陈杨摄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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