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最了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人

        如今已有几十本著作论述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大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而在此之前没有一本英语著作专门讲述基辛格的老对头和辩论对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主流观点认为，基辛格的影响比布热津斯基大，他帮助促成了中苏反目并斡旋缓和美中关系。这两本书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这两本书一本是波兰记者兼经济学家安杰伊·卢博夫斯基所著，另一本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查尔斯·加蒂编纂的。两本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历史忽视了布热津斯基在预见并促成苏联倒台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加蒂编撰的讲述布热津斯基65年职业生涯的文集中，弗朗西斯·福山写道：“很难想象有比被实际历史事件进程证明更正确的人了。”

        将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人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两人均出生于战火纷飞的欧洲：基辛格1923年出生于德国，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波兰。两人均于1938年离开欧洲，踏上北美的土地。两人均是作为哈佛(Harvard)等大学的优秀学者逐步攀上权力顶峰的。两人也都保留了他们的外国口音，却成功地跻身美国白人上层社会，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正如那个笑话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可以让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不用改名都能名声鹊起的地方。”

        现在说说两人的不同之处。基辛格以擅长逢迎出名：他几乎总是能让对手们相信自己赞同他们的看法。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表示：“恕我直言，他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人。”布热津斯基则说一不二——为了更容易叫，布热津斯基经常被人称为“Zbig”。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刚出道时作为一名志向远大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Sovietologist)是这种性格。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布热津斯基成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立场强硬的国家安全顾问、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他仍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在不同意你的观点时都会坦言告知。领教过他这种风格的包括基辛格本人——布热津斯基曾经发现基辛格“欣赏敌人而厌倦朋友”。

        或许是因为出生于波兰，布热津斯基从未怀疑过苏联的意图。他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几乎是出自本能的了解——他相信最近的乌克兰事件继续证明了这一点——这让他与那些专注苏联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有所不同。用以色列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ri)的话来说，这种“维斯瓦河上的窗口”让布热津斯基产生了被许多人认为带有攻击性的怀疑态度，但后来的局势发展证实他的怀疑是对的。他正确地预见苏联将逐步走向解体以及其华约条约卫星国民族主义的爆发。他在卡特执政时期尽力推动这一过程。基辛格相信“权力的均衡”，而布热津斯基始终对此不以为然。正如另一个笑话所言，与苏联和平共处意味着：“我的是我的，你的我们拿来谈判”。

        事后来看，人们认为在卡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外交政策摇摆不定，而之前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是外交天才，其后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则在外交上绝不屈服。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卡特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利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treaty)在人权问题上刺激苏联，帮助催生了地下文学(Samizdat)以及其他异议工具。他推动美苏两国签署了《战略武器限制协议》(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Agreement)以削减核武器，虽然该协议最终未获批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他说动卡特为圣战者抵抗运动提供资金。在加蒂编纂的书中，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写道：“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不仅预见到了苏联的没落，而且还帮助推动了这一过程。”此外在他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

        他们也有过失败，最严重的要数伊朗人质危机。在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数月前，卡特将伊朗王统治下的伊朗称为“稳定之岛”。布热津斯基对中东局势的理解永远赶不上他对俄罗斯的感觉。即便在今天，虽然布热津斯基或许是美国最敏锐的外交政策评论员，但他也有“盲点”。布热津斯基认为印度是一个不太可能生存下去的多种族国家，这是一种通过苏联视角看世界的后遗症。然而在20世纪末伟大的美国外交官当中，他鲜有对手。正如卢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在基辛格所著的740页的《大外交》(Diplomacy)中没有一处提及布热津斯基是不公平的。

        这两本书早就应该问世了。然而，布热津斯基值得人们再为他撰写一部翔实完整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