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教育与启蒙

        在座有不少人是有实践经验的，到农村去教学。我自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没有当过老师，最多带过一两个写论文的，在实践经验上，还要向你们学习。

        现在讲教育与启蒙的关系。这是你们出的题目，也是我愿意讲的。

什么是启蒙

        先讲什么叫做启蒙。

        我觉得，启蒙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谁比谁特别高明，然后我来启你的蒙；而是说，人们常常处于一种比较愚昧的状态，需要想明白，有时自己可以给自己启蒙，有时靠外力，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启蒙。就是说，原来没懂的道理，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懂了。

        为什么会懂了呢？也许是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是读到一本书；或是听到有一个人讲话，发现事情原来是可以这么看的，原来我这么看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就是启蒙。

        那么，你自己了解到了，你自己见到了光明，你就特别希望和别人分享。当你发现别人还在那糊涂着，你就特别希望他也弄明白这个事。这就叫作启蒙。

什么是教育

        那么教育呢？

        为什么有老师、有学生呢？通常应该是老师比学生明白点，就是“闻道有先后”。老师是先闻道的人，所以就有责任对学生进行启蒙。

        从前，私塾叫做“发蒙”，一字不识的小孩到学校里去，从懵懵懂懂的状况到开始识字，就会知道很多知识，懂得很多道理，人就会慢慢地变得聪明起来。

        教育的目的，就是把真相、真理告诉别人，让原来不懂事的人，或者是原来不懂的事，慢慢懂起来了。这个是启蒙。

        其实是很朴素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

教育的目的

        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对教育的看法。

        （一）教育为了什么

        第一，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品德。第二是知识。

        当然，如果你是个老老实实的人，但非常愚昧，什么事都不知道，那也不行。所以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第一是品德。

        另外，受教育在现代国家是基本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教育不是消费。有的人把学校变成一种消费产业，那是不对的。只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才能保证竞争的起点平等。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我们是要讲竞争的，不要绝对平均主义，因为那是不公平的。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人的努力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绝对平均，干好干坏都一样，就像过去那种“大锅饭”，看起来公平，其实很不公平。那公平在于什么呢？公平在于，在平等的条件下，在平等的起点，大家各自发挥自己所长，比较聪明、比较能干、比较努力的人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好的回报。

        假如教育的机会本身是不平等的，比如让文盲和大学生去公平竞争，当然是不可能的，文盲很难取胜。他为什么会变成文盲呢，因为他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应该算作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早就已经承认了。

        教育也是公益事业最普遍关注的内容。各种公益组织从事各种各样的项目，有的专门搞环保，有的专门扶贫……但是，全世界的公益组织里，有两类共同的基本项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如果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他就很难加入平等的竞争。还有一个，如果保证健康的条件不平等，那么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办法公平竞争。在一个经常产生不平等的、贫富悬殊扩大的市场经济里头，怎么样能够缓解机会的不平等，怎样产生更加公平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应该属于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二）受教育的目的

        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人对于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家长为什么要把小孩送到学校去受教育？最原始的动机是什么？

        在贫困的农村，他是希望孩子将来不受骗，算账的时候不上人家的当。过去很多文盲跟人家一打交道就被算计进去了，受骗上当。直到现在我还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家保姆就告诉我说，她家前几年遇到大雪灾，他们在重灾区，房子也塌了。政府有相当多的拨款，专门用于救济、补助那些受灾比较重的农户。她的父亲是个文盲，被叫到村政府里，村干部对他说：“政府拨款下来了，给你60元钱救济”，他还挺感谢人家，在上面按了手印。后来他的儿媳妇回来——念过书的——就说：“不对，怎么可能只给这么一点儿？我们这里是重灾区。”她知道政府拨款是有多少钱，于是就跑到村政府跟村干部闹，说：“我要告你！”于是村干部很害怕，结果下回就补助了他们家不知道多少钱，实际上是600元钱都不止。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信息也通了，知道政府给了多少钱，他们应该有多少钱，还可以看得出那个账上是怎么样子的 。这样，现在村干部就不敢欺负他们了。这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要受教育的动力。

        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教育动机了，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还存在。

        再进一步是改变社会地位。现在很多农村家里父母出来打工，自己吃苦受累，也要把小孩送进学校，要送进大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改变社会地位。有的高中毕业生考的分数线够上大专，但是够不上“大本”——这种区别也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别的国家没有这么个算法——无论如何要自己复读一年，吃苦受累，家长也是一样，为的是上“大本”。因为“大本”毕业和大专毕业，在他们看起来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再进一步的人就想当官，光宗耀祖，做人上人。现在学历很重要，硕士怎么样，博士怎么样。他们重视的不是知识而是学历。

        真正最高的境界，是为了某种理想，是为了做社会有用的人，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比较少数的人的追求。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应该是最后这一种：为了改善这个社会，教育出来一个良好的公民。

        （三）施教者的目的

        上面讲的是受教育方的动机。另一方面，办教育的、制订教育政策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不同的社会当然是不同的。

        义务教育在国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强迫教育”，也就是说政府有义务免费给公民提供教育，而公民有义务必须上学，把小孩放在家里不去上学是非法的。如果上学没钱，政府可以给你免费教育。从这个开始，教育变成了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义务教育覆盖多少年？也是看社会发达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的，最开头的时候是小学6年；其后是9年到初中；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是12年到高中，大体上是普及到高中，然后上大学就不是义务的了。可是，慢慢的，现在对上不起大学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补助或是贷款，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义务教育是教到12岁，或者教到14岁呢？比如一个小商人——我们叫夫妻店——家里的小孩儿常常也在柜台上站一站，从12岁开始他就可以这样做了。早期美国在讨论限制童工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争论了好半天。如果硬要说14岁以下的小孩儿就不允许站柜台的话，很多贫困的家庭很难做到。

        这说明教育不是一个空想的事，教育的普及不是有理想就可以办到的。像中国这样，GDP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至少9年制义务教育应该是可以普及的。为什么办不到？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因为从小就不好奇。其实小孩本来都是很好奇的，但是不培养他的好奇心，不要多问只要听话就行了。其实这个“听话，出活”不是蒋南翔发明的，中国人对小孩总是说：“哎，你要听话啊。”（外国人不用这个话来教育小孩儿的。）听谁的话呢？听大人的话。大人肯定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就是在这样的培养下，孩子的创新精神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所以，比较高境界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独立的人格，至少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有辨明是非的能力。这就是启蒙。

        什么叫启蒙？就是不糊里糊涂、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如果能够在课堂里头发现老师讲的不对——这个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但事实上应该是可以的，老师应该加以鼓励。这样对老师也有帮助，也许那个学生本来就错了，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的教育里面是很少见的。

 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机会不平等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由来当然是经济。穷人家的孩子就很难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教育。义务教育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应该不管家庭的贫富，至少在义务教育的6年或9年里应该是有平等的机会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有了义务教育制度，说是免费的，理论上是应该不收钱的；但是呢，有时反而受不到好的教育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有的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教育不发达是他的耻辱。学校建筑常是豆腐渣工程，教育质量很差，招不来比较优秀的老师，或者老师的待遇总是比较低，这些他们都不在乎。他们认为盖高楼或者建公路，或者弄得市容非常漂亮，是他们的光荣，这是执政理念出了问题。上级考察政绩也不考察教育，只是考察这块闹没闹事，稳定不稳定，或者说GDP是多少，上缴多少税利。不考察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有多少学生。

        但是，由于上级教育部门考察的唯一标准是升学率，所以大家都奔着考上大学的升学率去了，为了升学率就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考上了就行。这样，所有不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不算数。

        这样一来，教育不平等还在于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本来不一定非得要上重点学校的。过去，有几个少数学校被认为是重点；大多数都是普通学校，都还过得去；有几个特别烂的、特别不好的学校，所以呈现出橄榄形。现在，学校也变成金字塔形的，只有在几个重点学校，你才能受到像样的教育；而大量本来很好的普通学校，都不行了，干脆自暴自弃。反正学校没有升学率，学生也考不上大学。甚至，重点学校的非重点班也自暴自弃了。比如说一家有名的重点高中，一个年级有6个班，3个班是用来考大学的，另外3个班就“放羊”了，还不如普通的学校呢。老师的职称待遇都靠升学率，对其他学生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干脆就不理那些学生了。完全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教育就变成了这样。过去，一个好的老师对越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越是重点关心帮助，现在相反，只重点培养尖子生、尖子班，这是违背教育的基本目的的。

        我并不反对应试教育，不考试就更没有公平了。但是以升学率为惟一标准的教育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扭曲，造成了教育资源高度向上集中。你不上重点学校根本就没希望了。重点学校现在贵得不得了，有一部分也许是凭分数进去的，但是在分数线之下的学生，每差一分就不知道要补多少钱。即使计划生育放开，现在很多家长想生两个小孩儿也生不起，一个小孩的负担就重得不得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明明现在的法律是义务教育，至少6年或9年之内家长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负担，但现在，从幼儿园开始都贵得不得了。

        这是非常扭曲的教育制度。这是造成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结果使得正常的教育劣质化。就像一个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头，两极化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大量发展的不是重点学校，而是普通学校，能够接受正常教育的学校。

        （二）教育腐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

        官场腐败到一定程度固然可怕，但全社会腐败就更可怕。

        大家都觉得这种潜规则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觉得官员腐败有什么了不起，除非是他贪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总的说起来，如果连教师本身都是受贿行贿的对象。全社会就都腐败了，就不再有健康的力量想要对真正腐败的力量做斗争了。

        所以，教育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危机要使得我们整个民族退化。我曾经说过，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要使我们的民族品种退化。现在老一点的老师还有老的想法，常常有人说你们这一代的想法跟我们可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们说我们（年轻一些的人）就比较实际，其实就是说可以接受一些现在的潜规则，接受一些现在实际上属于腐败的现象。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夫妇不敢生孩子，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教育他诚实呢，还是应该教育他搞邪门歪道？如果要教育他诚实，他到社会里面去好像没办法立足了。还有，怎么样对待老师，不送礼行不行？等等。

        这样的教育制度教出来的小孩会什么样？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说，一方面是培养奴隶，一方面是培养市侩，最好的也不过是培养出好的出活的高级工匠，很难培养能独立思考的、有创新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公民，这个教育危机现在是存在的。

        教师的责任

        最后，教育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教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好公民。现在教师认为的好学生可能将来不一定是好公民，所以教师应该对好公民有正确的认识。

        另外，自己在精神上应该有独立感，就是你在教给学生的时候应该特别满腔热情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和学生分享。有个人告诉我，他的语文教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因为那个语文老师每次讲一首诗或是一篇课文的时候自己欣赏得不得了，然后就拿自己的热情来感染学生，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感受到这种美。这就是成功的教师。

        还有，师道尊严在于以身作则。你要拿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感染学生。要是一个老师老让学生送礼，就肯定没有师道尊严了，学生一定不会在心目中尊重这个老师。而且一些有钱的家长就很有可能把他当作自己家的仆人了。

        还有很重要的是，不要说假话——考不及格也没关系。但这很难做到。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我感到非常沮丧。发生在哪个县（编注：湖北钟祥市第三中学艺体高考考点）我忘了，高考请了外地的监考老师，由于他们比较认真，把学生作弊的东西都没收了，引起家长“造反”，把那些老师揍了一顿。而家长居然理直气壮地说，作弊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不作弊的话，就没有公平。这是什么逻辑！但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你们诸位志愿到农村去教学两年，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理想的青年都应该愿意为推动这个社会的改良做贡献。虽然现在整个社会环境问题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假如有更多的人愿意坚守一些其实很普通的原则——并不需要你特别大公无私，特别理想主义——做一个坚守某种底线、诚实的人，然后能够把诚信传到下一代去，这个社会还有一些希望吧。这个也算启蒙，就是说诚信本身也是一个启蒙。

        （本文根据作者7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为“为中国而教”2013级项目成员进行岗前培训时的讲话整理而成，经授权刊登，有删节。）

演讲人简介：

        资中筠：1930生，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