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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联合国气候科学特别顾问:凯莉·克蕾德谈危机
联合国基金会气候科学特别顾问凯莉·克蕾德表示,中国科学家和中国政府在推动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她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与中国科学家分享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研究与应对方面的成果与经验。
此前,IPCC在日本横滨发表一份新报告,首次提出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并强调将平均气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不到2摄氏度的重要性。
报告说,在过去数十年间,气候变化对所有大陆和海洋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产生了影响。气温上升的主要风险包括海面上升、沿海地区遭受高潮危害、城市因洪水受灾、极端天气危害基础设施、城市酷暑导致死亡和疾病、干旱和降水量的变化导致食物不足等。
报告警告说,气候变暖会助长贫困和经济危机等冲突因素,导致发生内战和暴力活动的风险上升。如果能够在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等各领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平均气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不到2摄氏度,并加强防范措施,将有望减轻这些风险。
澎湃记者:在你看来,本次IPCC报告的亮点有哪些?
凯莉·克蕾德:首先,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各个地方,从南极到北极。
其次,报告建议一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更多的适应措施。
澎湃记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世界的排放大国,看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责任?
凯莉·克蕾德:中国目前是排放最大的国家,但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是最大的排放国。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结合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政府、企业和个人合作起来,共同让这个世界更宜居。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出台更好的政策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推动建设更多的绿色建设,减少污染物排放;企业应该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个人应该成为具备环保意识的消费者,要求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要求企业生产环保产品。
IPCC就是一个瞭望台,他告诉政府、企业和个人,我们在科学上有哪些进展,气候变化会到来什么影响,各国有哪些脆弱性,目前有哪些技术可以克服气候变化。
澎湃记者:事实上,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是大气污染,而非气候变化,你怎么看这个现状?
凯莉·克蕾德:IPCC全球有六个联合主席,其中中国科学家秦大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唯一的非西方联合主席,证明IPCC认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到的独特的作用。
IPCC报告里有专门的章节说明中国的情况,如果一项政策经过合理的构建,能兼顾气候变化和治理大气污染两个方面。
澎湃记者:但是有专家也提出,目前中国实施的脱硫、脱销技术,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是说无法兼顾到两个方面。
凯莉·克蕾德:这完全有可能。脱硫、脱硝可能只解决局部问题,不能解决整体问题。但是在科学创新方面,中国开始拿出了整体解决方案,比如低碳城市,目前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中国已经有7个省市试点低碳城市;在碳交易方面,中国也有创新机制,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我在北京也看到了世界上能效最好的建筑,中国绿色建筑的水平不亚于纽约、巴黎、伦敦等地。
澎湃记者: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个立场是基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大的国家,怎么评价中国所采取的这个立场?
凯莉·克蕾德:我非常理解这个原则,在一系列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文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原则,不可否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
但是在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机遇。人们正在展开一场技术走向市场的竞赛,在美国和欧盟,如果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板价廉物美,就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的优势在于信息技术方面,所有我们看到成熟技术走向市场的脚步远远超出预想。
澎湃记者:未来中国如何仍然采取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可能会对应对气候变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凯莉·克蕾德:中国政府专注优先发展经济,是因为国家要提供能源、消除贫困,让国民进入中产阶级,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当然,政府也正在处于困难局面中,如何让城市更宜居,上学、上班、购物能步行抵达,而不是处处交通拥堵。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什么类型的发展,城市发展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比如亚特兰大市。
澎湃记者:现在中国的煤炭消费仍然在上升中,你认为中国对煤炭消费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凯莉·克蕾德:4月13日,IPCC第三工作组将发布新的研究报告,聚焦如何减缓气候变化,特别是燃煤电厂如何减排,其中就提到中国正在开展的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
以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研究新的核电技术,中央政府也有长期的规划,这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澎湃记者: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公众对于发展核电有更大的顾虑,如何兼顾呢?
凯莉·克蕾德:未来核电技术将规模更小,更智能、更安全,要远远优于福岛核电站,所以当我们积极推进减排时,需要考虑我们手中所有能用的工具,同时汲取福岛核泄漏事件的教训。
当我们回头看太阳能电池板等技术时,就会发现,一个新技术刚出来,是非常昂贵的,但是由于中国等国将生产量提升,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价格就会逐步下降,目前在美国、欧盟采用的低碳、绿色能源已经在和煤电的竞争中有竞争力了,所有依靠市场的力量能够让人们更好接受低碳能源。
澎湃记者:华沙气候谈判之后,许多评论认为这次会议所取得的进展极为有限,联合国怎么样在督促各国采取更加严格的减排措施上发挥作用?
凯莉·克蕾德:联合国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份子,它是一个舞台。世界上一些关键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强烈的欲望,也采取了具体措施。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国家主持、领导签署协议,它们包括中国、美国、巴西、印度、欧盟等。但是,与1992年地球峰会不同,现在很多原本不属于关键国家之列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参与到国际协定的制定进程中,它们也有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应用经验,并把这些经验融入到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
澎湃记者: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凯莉·克蕾德:首先,发达国家目前的首要责任是在研发、使用环保技术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比如,加快研发电网、电池技术。因为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正在减少相应资金的投入。
第二,当前,各国领导人特别是发达国家领导人正在做一个“谁先登到山顶”的游戏,需要他们把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拿到桌面上去讨论。但当目前为止,只有奥巴马总统公开做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策。
第三,对于发达国家来讲,需要有更多的高级别会面,需要这些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而不仅仅是一些职能部门参与讨论。
联合国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气候传播中国系列活动专家看IPCC报告:
国家气象局研究员张称意:
我根本的想法是气候变化问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它是一个多跨性质的。但是其中有一条,碳的减排或者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这个是必然需要的,要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个根本是绕不开的。
南开大学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徐鹤:
气候变化不仅可以导致全球变暖,更主要,可能对全球国际安全以及国内安全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气候变化不单单是一个科学问题,涉及到了更复杂的的问题,对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淡水资源、能源等有限资源的争夺,地区之间的冲突会越来越加剧,这给决策者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崔雪锋:
利用我们的模型和美国的一个模型,算一下从工业革命到现在(1850到2005年),估算过去这些年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分别贡献了多少。通过计算发现这两个模型得到的结果是比较一致的,得出的结论是发达国家到2005年的时候,排放占了2/3,造成了当前的气候变暖。
发展中国家只排放了另外的1/3。但是如果估算一下,或者用模型模拟一下未来目前所给出的减排目标,对气候变化减缓的效果有多少呢?其实只起到了1/3的作用。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减排目标都已经不能够,或者是跟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不匹配的。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王克:
减少排放除了是社会经济问题,还是伦理问题,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讲公平,有一些主观判断标准,这些需要讨论减缓气候变化伦理标准问题、原则问题、政策措施和技术选择,另外还有国际合作机制
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经理王彬彬:
对于IPCC的最新报告,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它第一次在里面强调了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对农业和贫困的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且它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息——气候变化对粮食的影响比之前的预期要严重很多。2007年的报告中IPCC对气候变化对粮食收成的影响持乐观态度,此次的报告断言气候变化意味着全球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玉米的净产量显著减少。
农科院研究员、博士熊伟:
有最新的研究表明,巴西亚马逊森林的退化有很大一部分由于中国的大豆进口导致的;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或者受极端气候的影响和冲击,对另外一个国家会产生很明显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徐晋涛:
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中国又跟部门利益联系到一起,各部门有统计数据,究竟哪些是用于哪个我是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国家政策目标不断冲突,此消彼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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