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托｜托育政策如何再进一步

每年四月底到五月初，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陆续开始对本区域内有入园需求、年满3周岁的儿童进行信息登记。

近年来，托育与养老一道成为了民生领域公众热议的话题。2021年两会期间，托育服务供给也是讨论热点之一，全国人大代表邱立成、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建丽海南省政协委员周瑾等均对建设生育支持体系、发展公共托育服务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要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的“幼有所育”，既包括面向3-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也包括面向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家庭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加，但中国的托育服务供给率仍显不足。有报道显示，当前中国有40%的育儿家庭有托育需求，0-3岁婴幼儿入托率为4.1%，其中多数婴幼儿是在民办机构入托，而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则在 25%-55%之间。

为回应民众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托位数作为“十四五”的民生新指标纳入考量范畴。文件提出未来中国每千人口拥有的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将由目前的1.8个提高到4.5个，到2035年，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达50万个以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2017年至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数分别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可见，中国现有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超过4000万。

2019年3月1日，广州一托育机构内，老师与小朋友互动。IC 图

作为中国最早提出针对托育服务的管理标准的城市，上海也将托育写入了“十四五”规划，提出至2025年力争新增三岁以下婴幼儿托额2万个的目标，并将进一步规范托育服务市场。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17年至2019年，上海的出生人口数分别为11.77万、9.84万和9.14万。

2018年4月，上海颁布了针对0-3岁幼儿托育的“1+2”新政，鼓励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多主体参与”托育服务。去年9月，上海又发布了《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对上海的托育服务发展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划，以构建更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

在政策颁布之前，市场上不少面向0-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私营机构在工商局多以“教育咨询企业”注册，只有提供早教服务的资质。上海的托育新政明确了托育机构的建设标准，使得这类市场化运营的早教机构能够对标政策进行改造和完善，申请获得托育资质。同时，各区还设立了区级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以解决托育资质申请和监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管理平台显示，目前上海已发放告知书的营利性托育机构共有212家，非营利性托育机构有89家，还有1家免费福利性托育点。营利性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从3000元/月到18800元/月不等，多数收费在6000元以上。89家非营利性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以3000元/月为主，其余的则从1800元/月到23000元/月不等。

根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走访，目前上海市托育市场中存在的托育供应方式按运营主体划分有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托班、早教中心托班、社区公办托育点、企事业园区等集体办的托儿所、在商圈和小区内的市场化托育机构、家庭式小型托班等形式。

《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提到，力争至2022年全市50%以上幼儿园开设托班。根据2019年9月公布的《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上海市已有幼儿园1627所，截至2019年共有391家幼儿园开设了托班，由此计算幼儿园托班设置率达24%。这一数字与50%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

除了上述官方认证托育资质的机构，市场上更加常见，同时也能被家长接受的另一种托育机构是仅具有早教服务资质但也提供托育服务的私营早教机构，即上文提到市场化托育机构。对于这类机构来说，要申请到托育资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位市场化早教机构的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记者透露，他所在的门店是一家连锁早教品牌的加盟店，于2019年初开业。作为一家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他希望能够通过申请托育资质“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在实际申请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少阻碍。

目前，市场化运营的托育机构如果想通过申请托育告知书获得托育服务资质，就需要符合《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办法》）的规定，但《办法》中关于选址、人员配置比等要求较高。有媒体曾报道，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1+2”文件后，托育机构准入门槛提高，上海市妇联认为按照标准执行的托育机构有70%-80%以上的运营成本将被房租和人力成本占据，开办前两年亏损的情况较常见。记者采访到的这位机构负责人针对上述现象表示，“有一些有托育资质的机构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拿到资质后一年内就因为无法实现盈利而关门。”

一方面，收到托育告知书的托育机构也出现了生源不满、人员流动大等问题，配套政策仍有欠缺。还有部分托育机构由于前期改造的投入大，运营成本提升，使得收费标准大大提高。甚至在有些区还存在因为托育资质发放后机构的经营效果不佳而选择直接停止发放托育资质的情况。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早教机构而言也希望申请到托育资质，合规经营，但盈利又是机构运营的目的和前提，所以这些机构往往被托育资质的高准入门槛绊住了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近年来，上海颁布的托育新政填补了相关领域的政策空白，为构建“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提供了支持。但政策在落地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亟待更多细则的出台为市场规范提供导向。

随着托育供给再次成为民生热点，不少学者在结合自身实践调研经验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澎湃研究所从今日起刊发“办托”专题，梳理中国托育服务发展史，关注当前托育市场现状，并邀请学者结合实际调研经验从家庭养育、细则修订、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方式等角度为托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