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豪｜沐雨栉风，弦歌不辍：读胡先骕致陶孟和信 

缘起

2019年国庆前进京办事，恰逢书友聚会，我也叨陪末座。席间有位神交已久的资深收藏家，特地带给我看的一通胡先骕信札，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堪称是此次北京之行的一大收获。信的全文仅八十二字，敬录如下——

孟和吾兄惠鉴：

接奉洪芬兄转来十月廿四日手教，敬悉一切。所有各物已遵命悉数赠与燕大，惟每种留三分，日后容寄。奉司徒先生嘱为致谢。垫款尚未收到，后再行奉闻。

专此敬颂

新禧

弟先骕拜启 一月五日

首度公开的胡先骕致陶孟和信

胡先骕在信中说，接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孙洪芬转来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所长陶孟和10月24号的信件，了解了情况。所有物品已按照陶的指示，送给燕京大学，每种留了三份，等以后再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叮嘱转达感谢。但还没有收到垫付的钱款。这封信写于1月5日，用的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信笺。

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成立于1928年，由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骕联手创建，以中国早期教育家范源廉（静生）的名字命名。办公地点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后迁至文津街3号。静生所是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1928年静生所成立合影。前排左起：何琦、秉志、胡先骕、寿振黄；后排左起：沈嘉瑞、冯澄如、唐进。

文津街3号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大楼（今已不存）

探究

通读之后，随即产生了不少疑问：陶孟和送给燕京大学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假手胡先骕？胡先骕讨要的又是什么钱款？以胡先骕的工作效率，为什么迟至1月初才回复陶孟和十月下旬的来信？这封信写于哪年？

从所用信纸和提及燕京大学司徒先生来看，写信的时间应不早于1928年（静生所成立），不晚于1946年（司徒雷登从燕大离职）。除此之外，单就内容本身，恐怕难以回答上述疑问。返沪后我再次查阅资料，期望能发现陶孟和的回信或相关信息。果然，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一书与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一书中，均收录有另一封胡先骕写给陶孟和的信，一样的笔迹、一样的信纸。其字迹结体疏朗、行草流畅，通篇书写工整、章法齐匀，全文如下——

孟和吾兄惠鉴：

阔别逾年，敬维公私多吉为颂，为念。叶公超君北来，藉悉台从已回阳朔，贵所事业进行想能如旧，至念。夏间此间曾一度大规模检查，全市风声鹤唳。前贵所存在敝所之刊物稿件，尤以剪报材料不无犯彼忌讳之处。弟为敝所安全计，已悉数装箱寄存德华银行，计存至年底之存储费及汽车费搬运费等件，共五百九十五元七角三分，此款尚希设法汇寄。（有收条等，容后补寄。）再年关转瞬即至，以后对于此项刊物及材料如何办理，尚乞明示，在必要时，剪报及其他材料是否可以焚弃？最好能办一交涉，将此项刊物等寄存协和医校，将不至有失，亦不需费用也。

专此伫候回示（信请慎密措辞，并由基金会香港办事处转为要。）并颂

秋安

弟先骕拜启  九月十六日

胡先骕致陶孟和信（《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10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胡先骕在信中写道，分别一年（多），甚是想念。叶公超来北方，从他那儿得知陶孟和已经回到阳朔，想必社会所的工作能照常进行。今年夏天这里遭遇大规模的检查，整个北平风声很紧。之前社会所存在我们生物所里的刊物稿件，尤其是那些剪报材料有些犯忌。从我们所的安全考虑，已将这些材料全部装箱寄存到德华银行，存放到年底的存储费用以及货运费用，共计五百九十五元七角三分，这笔款项希望设法支付。（打了收条，将来补寄。）年底就在眼前，对这些刊物和材料，打算如何处理？还请明示。不得已时，能否焚毁？最好能与协和医学院协商，将这类刊物寄存在他们那里，这样保险些，也不需要费用。请回信指示。（注意措辞用语要小心，并务必从中基会香港办事处转信。）

通读之后，顿觉豁然开朗，显然胡先骕的这两封信说的是同一件事，即帮助陶孟和处理社会所的资料。胡先骕先询问陶孟和的意见（9月16日信），后告诉陶孟和处理的结果（1月5日信）。那么，这两封信到底写于哪年呢？在9月16日信里，隐藏着多条宝贵的线索。

“阔别逾年”，说明这是胡先骕与陶孟和重新联系上的第一封信，也是第一条时间线索。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人员增多，静生所、社会所都遇到了工作场所不够使用的问题。于是中基会决定在文津街3号新建一幢三层办公楼，供二所使用。1931年春大楼建成，社会所一直在那儿工作到1935年底，才全体迁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以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当不早于1936年。

“叶公超君北来”，是第二条时间线索。叶公超（1904—1981），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大学英文系、西南联大外文系，后从政。据《叶公超大事年表（1924—1961）》（黄淑熏：《叶公超与剧变时期的中美关系（1949—1961）》，2013，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自1928年静生所成立到1946年司徒雷登离任北大期间，他的北上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29年，从上海中国公学西洋文学系北上，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第二次是1938年夏，叶公超从昆明西南联大进京，安顿家眷，并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大“留平教授”周作人南下未果。第三次是1940年从昆明经香港北上至上海，保护叔父叶恭绰所藏国宝“毛公鼎”。

“藉悉台从已回阳朔”，则是第三条时间线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向后方撤离以避战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奉命于1937年8月底从南京向湖南长沙迁移，随后于12月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至1938年12月，又迁往云南昆明。”“1937年10月已经在长沙加入社会科学所的罗尔纲，因是广西贵县人，即被陶孟和派回桂林寻址，在黄旭初的推荐下选址阳朔县，入住当时最大的建筑中山纪念堂为所办公地。”（王砚峰：《抗战爆发初期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网）由此可知，社会所在阳朔的时间是1937年12月到1938年12月之间。

“夏间此间曾一度大规模检查，全市风声鹤唳。”这是第四条时间线索，指的是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被日军彻查一事。该馆位于石驸马大街45号，藏书数十万卷册，距最早的静生所、胡先骕寓所仅一箭之遥，1937年10月被日军侵占。“为强化奴化教育，1938年5月28日，学校成立图书审查委员会，特聘日本特务米谷荣一为检察长对学校图书进行检查。自1938年6月8日至10月26日对校内所有图书经过逐一检查，认为可供阅览的中外文书籍为9500余册，特藏书籍为6600余册，被检出有疑问的书籍达150089册、杂志7327册、装订报纸298本。其中被检查出2673册涉及抗日内容的书籍均被日伪政府封存。附属学校的课本也未能免难，凡不符合‘中日共荣亲善’原则，含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爱国、自强、奋斗等内容的课文及词语一律被删除或撕毁。”（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328页）

综合以上线索，胡先骕9月16日所写 “阔别逾年”的信，可以确定写于1938年。据此，零散的历史碎片也终于拼接成一桩完整的历史事件。

往事

1931年春起，陶孟和主掌的社会调查所与胡先骕主掌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一同在文津街3号新大楼中办公。1935年12月，陶孟和率部迁往南京，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但还是在北平留下了不少社会研究资料，委托静生所代为保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社会所从南京再度南迁，先到湖南,后去广西。此前中基会静生所委员会也曾考虑转移静生所。但因为动植物标本迁移困难，加之静生所使用的是美国退回的“庚款基金”，与国民政府无关，中基会最终决定静生所留守北平，借助司徒雷登和胡先骕的声望维持工作。

1938年夏，同在石驸马大街上的北师大图书馆遭遇日寇“大规模检查”，全市“风声鹤唳”。见此情形，胡先骕将社会所留存的资料安排至德华银行保存，并垫付了费用。德华银行属德国海外银行系统，1889年成立于上海，为德国资本在华活动的中心机构，其北京分行位于东交民巷东段的路北。安顿之后，胡先骕于1938年9月16日写信给远在广西阳朔的陶孟和，询问这批资料的处理意见，同时建议可免费存放于协和医校。协和医校即著名的协和医学院，1917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被认为是当时最安全的场所。协和医学院与中国科学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即是在那里进行研究和保存的。在信的末尾，胡先骕还特地叮嘱陶孟和，回信要通过中基会香港办事处转寄，并谨慎措辞，以防日军审查信件。

北平地图，标注处分别为石驸马大街静生所、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文津街静生所、协和医校、德华银行。

陶孟和接信后，于1938年10月24日回信，决定将社会所资料赠送给司徒雷登主掌的燕京大学。回信的确通过中基会干事长孙洪芬转寄，战时邮路不畅，加之从阳朔寄香港，转北平，故而在路上颇费时间，推测于1938年底前后送达胡先骕手上。

那么1月5日的去信，即写于1939年。胡先骕将处理结果告诉陶孟和，陶是否有回复则不得而知。1939年4月至初夏，胡先骕曾在昆明黑龙潭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筹款，其时陶孟和的社会所分设于昆明青云街、黑龙潭和落索坡，二所相距不远。今虽无文字资料可供佐证，但两人很有可能在昆明见过面。

胡先骕两次向陶孟和追讨垫付钱款的举动，也颇具玩味。静生所与社会所的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基会的资助。1934年5月因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拟减少社会所的经费，同时又提高静生所经费，令陶孟和觉得厚此薄彼而大为不满，最后还是胡适出面疏通，平息此事。

1934-1937年中基会对社会所的年度补助金额仍为八万元，1938年起降为六万元，图为1935年中基会致社会所函件，通告当年的补助费预算金额（原件由笔者收藏）

几年之后当社会所远在广西，不便处理寄存的刊物稿件时，胡先骕积极给予配合，只是“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笔近六百元的垫资金额着实不低：胡先骕专程赴昆明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筹款，重庆教育部补助的开办费仅五千元；调整之后，1938年社会所一整年的补助经费也只有六万元。那么这些“犯彼忌讳”的剪报刊物的价值、体量和意义不言而喻。

1940年秋，胡先骕赴江西泰和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他对北平静生所的境遇担忧不已。“在同人，则十余年耗尽精血所搜集研究之材料，将沦于敌手，宁能以数字估计其损失？每一念及，血为之沸。弟壮年期最佳之十年已贡诸静生......”（胡先骕致任鸿隽函，1941年9月9日。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299页）“‘东亚文化协会’闻十二月又将来平开会，恐将接收燕大与协和，北平图书馆与静生能否独全，亦不可知。”（胡先骕致任鸿隽函，1941年12月11日；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311页）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日美开战，日军立即强占觊觎已久的静生所、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机构，并“借助静生所的房舍、标本、图书和仪器，从事生物武器的研制”，“日军撤离前，对静生所设施肆意破坏，损失惨重”，“其中一批最为珍贵的图书竟被偷运回国，途中船沉而佚”（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188页-190页）。日军战败前执行了“玉碎”作战计划，烧毁所内书册。“若干器物、文件，于八月中旬在房顶焚烧三昼夜，火光烛天，远近震惊。多年之辛苦付诸流水，抚今思昔，能不悲伤。”（寿振黄致孙洪芬信。转引自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187页）胡先骕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万幸的是，在华北局势不容乐观之际，胡先骕极富远见地在庐山设立了分所（即后来的庐山森林植物园）、在昆明建立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之后又在泰和成立了中正大学静生所办事处。1941年12月，胡先骕用如椽巨笔写就檄文——《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英文复刊序言。笔者试译其部分内容：

抗日战争四年半的时间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不惧日本当局的施压、袭扰和仇视，在这座铁蹄下的城市里英勇地苦战。

我们在宝贵的动植物收藏方面多年的心血以及珍贵的图书馆，被无情地掠夺。

但我们仍保持着无畏的精神。我们新的系列研究汇报，向世人宣告，尽管在北平全军覆没，我们仍然继续研究出版，并将加倍努力。

信念是胜利的前提。我们有信心。

陶孟和领导的社会所，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同样弦歌不辍，“除了原有的研究项目，又重点研究战时经济，1939年至1946年间，集中调查研究工厂的迁移情况，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经济概览，专题研究战时物价变动情况，使用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计算抗战损失等。当抗战结束后，1946年，陶孟和担任了国民党行政院抗战损失赔偿调查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中唯一一位学者。”（王砚峰：《陶孟和先生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守护》，《群言》2016年12期）

让胡先骕与陶孟和颇为劳神安排的这批社会所研究资料，在转赠给燕京大学之后，其最终命运如何？是否也遭受了与静生所资料相同的浩劫？至今仍然成谜。

回顾

1949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院部所在地即为文津街3号的静生所大楼。经济学家巫宝三曾撰长文回忆：“而被任命为副院长陶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所所长的办公室，旧地新任，陶先生当然会百感交集。”

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合影，前排右一胡先骕，二排左六陶孟和。

陶孟和曾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成员与主要撰稿人，他的《人类文化之起源》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1917年初的同期杂志上，胡先骕应该很早就读过他的文章。他俩也是中国科学社的早期成员，目前找到最早的晤面记录是1931年春一同出席了中国科学社北平社友会的迎春大会，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结识时间当更早。历史兜兜转转，陶孟和仍回到文津街兼任社会所所长，静生所则迁出与其他单位合并。

1950年胡先骕曾发表《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介绍各科工作者的成就和研究过程，对陶孟和的评价是：“与胡适同为新文化运动健将。……孟和学术精深，思想前进，文笔条畅。著有《孟和文存》，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甚大之影响。……社会研究所在孟和领导之下，研究范围之广，贡献之大为全国之冠。”

胡先骕与陶孟和的通信，这是目前仅见的两通，但后人还是可以从中洞见前贤为保存我国科学事业火种的良苦用心。世间一切壮举总是默默完成的，世间一切智者总是深谋远虑的。

余音

2019年是胡先骕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编撰多年的《胡先骕全集》也即将问世，藏友们为全集提供了一些散佚在民间的资料供使用，大多系首次公布，比如这枚回流自日本的铜制“静生生物调查所印”。印信是静生所的象征，必有专门严格的保管制度，绝不会轻易地被丢弃。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的当日，“12月8日，日军篠田部队封闭了静生所，所中员工皆被驱逐，全部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128页）目前未见到关于这枚印章的任何资料记载，那么“大胆假设”一下其流散时间与原因，是否就丢失于静生所被占期间？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静生所的成就与地位毋庸赘述。如此珍贵的文物，能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重新出现，诚为大幸也！

静生生物调查所印，印章一角缺损

注：陶孟和主管的社会所曾多次更名。

1926年7月1日社会调查部成立。

1919年6月29日改为社会调查所。

1934年7月1日再改为社会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