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粟明鲜：记与黎志刚交往二三事

2021年4月23日早上，张钊贻兄发来一条微信，告知：“惊悉黎志刚于昨晚(22号)因肺癌去世，澳洲又失去一中国研究学者。”得知这一噩耗，简直不敢相信！我在月初才与他通过电话，当时他说话确实显得比较微弱，也伴有咳嗽，我仅嘱他要多注意保养，没有想得太多，因为这种现象此前也曾有过，以为是因季节变换而起，并未在意。骤然间听得这个消息，太出乎意料了！

我是在1990年代上半期通过钊贻兄而与志刚兄相识。1990年，我到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读博，因查找资料而常去悉尼大学图书馆。在此与正在图书馆兼职同时也正在该大学读博的钊贻兄相识，得其指点和协助而查找到许多研究资料。1992年，我转到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思大学继续读博，直到1995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好像在此之前一两年，钊贻兄获得昆士兰大学中文系教职，来到布里斯班；而我则在1996年也去到南昆士兰大学做博士后。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在某个场合经钊贻兄介绍得与志刚兄相识，他也是跟钊贻兄差不多的时候来到昆士兰大学历史系任职。毕竟都是念历史出身，我们也就有了共同话题。

但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就学术问题有较多的沟通，原因是我结束南昆大的工作后，并未能在澳洲拿到一份教职或研究工作，为生存计，便在1990年代末开始自谋职业。事实上，我也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术研究。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除了做小生意外，还参与当地华人社区活动。原因在于此前我在国内读研时专业为东南亚历史，自然也兼及华侨史，对海外华人的问题算得上有一些了解，现在自己也成了海外华人，遂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到成立以当时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社团及组织推广与中华文化相关的活动中。2005年我在华人社区组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也请志刚兄参加作为讲者。之后因在查档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有一批中国战俘被日军强行运送到南太平洋海岛做苦工，于是花几年时间将相关档案收集整理，并在2011年出版《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始末》。在收集上述档案过程中，我也碰到了大量民国时期从中国来到澳洲的留学生档案，遂着手对其整理分类和研究，准备出版。由是，尽管是作为独立研究人员，也就与国内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学者多所联络，算是业余时间回归于学术研究。

也是在上述这段时间里，志刚兄了解到我做战俘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并在该书出版后，推荐给他的学生阅读，大力宣传。不仅如此，他还尽可能地将我吸纳进入他的研究群里，共同参与相关学术研究，并把我推荐给他的学术界朋友和同仁，总是设法为我回归学术研究创造条件。下面是这方面的几个例子。

志刚兄知道我的博士论文是与抗战有关，涉及抗战前桂系从地方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嬗变，而他知识渊博，涉及面广，对战争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于是，大约在2012年下半年，他几次跟我谈起，想在昆士兰大学组织一次与战争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希望我参与并为此提供意见。因我刚刚做完战俘的研究，觉得战争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巨大，建议从这方面着手。可能这与他提倡的重视生活史的研究方向吻合，他便在次年主持召开了“战争对近代中国之影响”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加拿大、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的学者前来与澳大利亚学者一起出席。我也得以利用这个机会参会，学习和提高自己。

志刚兄对华商研究有很高造诣。知道我在做民国时期赴澳留学生研究后，也鼓励我进入这一领域。而我在整理分类和研究这些留学生时，也尽可能地将其父辈所从事和经营的生意和企业情况予以梳理。志刚兄认为，此中梳理和介绍会对研究澳大利亚华商感兴趣的学者极有用处，将会为其对华商及其网络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极力鼓励我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他还说，你就是华商，人家以后也会研究你。因为我当时经营一家旅馆，自然是小商人。他说，若干年后甚至就是现在，人们研究二十世纪末在澳新移民的经商情况时，显然就跟我现在关注民国时期的在澳华商经营情况一样。确实如此，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澳大利亚华商社会，就是由遍布城乡的来自中国之大大小小的生意人组成。他的鼓励，对我做好民国赴澳留学生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016年，我计划在布里斯班华人社区举办一个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座谈会，请志刚兄作为主讲嘉宾。对于当地华人社区的相关活动，他总是积极参与，这次也不例外。而且，他还与我策划，将日期妥善安排，利用浙江大学蒋介石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和肖如平教授来访澳洲之便，也将他们一起请来作为主讲嘉宾，使这次座谈会兼具学术性，活动非常成功。不仅如此，他还协助将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我们再通过悉尼侨领的组织和安排，在布里斯班活动结束两日后，再到悉尼华人社区举办一场同样性质的纪念座谈会，由他和陈红民兄及肖如平兄一起主讲，来自悉尼华人社区各社团机构的500多精英人士参会，非常成功。没有志刚兄的策划与协调，能把一次社区组织的纪念座谈会做得如此专业和成功，是无法想象的。

2018年3月，前昆士兰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富强(左二)从香港返回布里斯班，本文作者(左一)和董遵圻博士夫妇(后排)、侯玉梅(中间，叶教授老友之女儿)和黎志刚教授夫妇一起小聚合影

志刚兄在学术界朋友众多，总是诚恳待人，乐于助人。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已经逸出学术研究的独立人士，也总是给予鼓励，助力于我回归学术领域。我每做出一点点成绩，他就极力赞赏，并设法把我推荐给他的学术界朋友。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以前也总是有很多机会见面，除了学术，自然也谈天说地，他会披露自己的研究计划和对某个领域问题的认识，也会谈及他学术界朋友的新作及趣闻轶事。尤其是在前几年，我经营的那间旅馆就在昆士兰大学附近，他经常在下班路过时，与夫人佩贞一起进来小坐闲聊。此情此景，恍如昨日。但因2020年初非典病毒全球蔓延，导致澳洲几次封城，民众聚会受到极大限制，我们就失去了见面相聚的机会，只能依靠电话和微信联络。本月初与他通电话时，他还问起我的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研究系列是否已经出版；得知书已经出厂，他表示希望能尽快获得一套，我答应说一定会给他的。当然，这需要一些时间，就跟去年出版的27卷本《新西兰华侨抗战史料：中国大事周刊》一样，他到现在也没有收到。

我想，最近澳洲疫情缓解，也已经开始给年长人士注射疫苗，想来我们又可以见面相聚了。但没成想，志刚兄却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去，怎不痛心！正如钊贻兄所言，澳洲由此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于我而言，则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再无法与他相聚聊天，讨教解惑！

愿在天国的志刚兄，继续遨游环宇，也仍然关注着他深爱的学术和书籍！

2021.04.25

布里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