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上海高端产业制约因素及如何补短板

【编者按】

长期以来，上海社联联系着本市高等院校、党校、社科院、部队院校和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并回答事关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政府决策不可或缺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上海社联与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联合推出“上海社科专家说”，该系列文章将坚持问题导向，提供应对策略与解决方案，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拥有核心技术、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具有产业链集群优势、在产业规则和标准上具有话语权是城市竞争力经久不衰的内生动力。

狭义高端产业为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处于控制地位的产业。广义的高端产业则涵盖各产业层次中具有先进性、引领性和控制力，符合技术、产业、需求、生产方式变革趋势的产业。高端产业引领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核心设计、研发、技术、标准引领产业链的发展，如苹果手机；二是以关键核心环节增强产业链的控制力，如诸多隐形冠军企业；三是以全产业链的方式渗透、控制产业的发展，如波音和空客。其核心在于以先进标准、规则推动产业发展，标准和规则是产品和服务走向市场的通行证，代表着规则话语权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短板与制约

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经济体，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还存在着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产业基础创新策源功能不强、产业组织生态竞争力偏弱、标准引领能力欠缺等问题。 

一是高端产业发展存在低端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创新密度、浓度偏低。上海目前近7成工业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低于1%，特别是技术人员占比不足10%，各行业之间的创新未形成“化学反应”。附加值率长期偏低是上海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另外一个显著表现，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率23.57%，低于工业增加值率27.25%，且差距在不断拉大（2018年战新产业其增加值率22.3%，低于工业的23.85%），与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城市30%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率相差甚远。上海高端产业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缺位是产业低端化的重要表现。主要体现在上海重点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突出、标准制定话语权缺位，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兴显示、大数据、新能源汽车未来产业技术布局还不够。上海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还比较缺乏。如上海重点发展的智能制造、物联网、通信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兴服务的领域的标准仍受制于国外，上海在此方面的国际标准化参与度不高。 

二是产业基础创新策源能力亟待提升。上海基础研究占比低、基础研究与创新产出热点领域错位、企业创新能动性弱、高质量专利数量较少等均是此问题的突出表现。基础研究占比低（不到8%），“基础研究不基础”“应用研究不实用”等问题突出。PCT（专项合作协定）专利上海不到深圳的1/5，不足北京的1/2（2019年上海为3200件，深圳为17459件、北京为7200件）。创新型的头部企业、大型的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投入者、有竞争力专利的主要申请者，上海缺少华为、高通、三星、苹果等创新头部企业，这些恰恰是上海的短板之一。

三是以龙头企业与创新平台引领的产业生态格局还未形成。在制造领域，往往存在着诸多专精特色的中小企业围绕着龙头企业集聚或者形成联系紧密的产业链，如日本制造业就形成了上中下游企业共同促进、利益均沾、共赢发展的金字塔式产业链结构。2018年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仅有41家在上海设立了亚太总部，占比仅为4.1%。在全球500强企业分布中，上海只有7家，远远落后于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隐形冠军数量较少，工信部2019年底统计的全国507家“隐形冠军”企业中，上海企业仅有16家，远远落后于浙江、山东、江苏的101家、97家、73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上下游之间不信任现象突出，整机制造企业不采购国内设备，国内设备不适用国内零部件配套，零部件企业不使用国内原材料等比较突出。

四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与引领作用亟待重塑。对标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大都市，其都在空间上实现了高度集聚，如东京形成了产业分工明确的东京都市圈，并且同步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上海在长三角还未充分发挥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缺乏产业规划对接机制、没有形成差异化的产业分工、核心城市产业能级不强、利益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同时，上海市内跨区域创新成果转化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 

发挥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在“十四五”期间尽快推出加强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行动方案，凝聚共识；在代表未来的“数智制造”上实现重点突破与引领。重点推进以数字制造、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数智制造”的发展，使之成为上海产业发展的高地与高原。

（二）守住产业链安全底线，快速响应、积极应对产业链断链带来的产业发展风险。

首先，借疫情契机，建立政府-协会-企业联动机制，提高上海供应链、产业链弹性恢复能力。全面实现产业链质量体系的协同化、智能化、全球化，切实提升上海产业链的黏性。在此基础上，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国际合作，在海事、航运、邮政等领域与相应的国际组织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建富有弹性的供应链。以供应链的当地化响应产业链发展的本地化生产的诉求，减少与其他地区的“零和博弈”。其次，在收购和股权投资变得更加困难的前提下，鼓励上海企业多措并举在相关产业链中通过战略合作、合作研发、专利互相授权等方式嵌入核心环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制衡格局。第三“勾住”重要经济、技术合作区域如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加大合作创新力度，通过保持经济交错互融，以增加“经济脱钩”成本，降低“科技脱钩”、产业链脱钩风险。

（三）实施面向未来的产业链政策，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率先突破。

首先，强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资源保障。产业土地方面，加大政策宣讲，做好底限管理，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建议加大产业人才导入，结合制造业重点发展领域，出台专项卓越智造人才引智计划，培育、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将临港新片区产业人才政策向张江科学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推广。工业大数据方面，加强上下游的共享、持续加大工业应用场景开放、强化工业大数据的产业链粘合剂作用。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钢铁化工、装备制造、船舶汽车等重点领域，建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为产业升级赋能。

鼓励企业跨区域联合设立或升级研发创新中心，加大对前沿探索类、先导性、重大工程基础研究的稳定性支持；另一方面利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等入手，通过竞争性经费支持引导企业加强行业共性问题的基础研究。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双边、多边基础研究合作，积极参与、发起和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构建跨国学术交流网络与平台，推进国内外这些优质创新资源的合作对接，逐步形成“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开放式基础研究网络体系。在产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新标准的制订、风险防控等方面对标甚至引领国际规则，以高标准的制度建设吸引基础要素集聚，增强在重点产业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突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协同与集群，推进产业链横向升级与纵向升级相结合。立足未来加强技术研发储备，力争在相关领域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新兴领域，如新能源汽车、芯片材料等，注重多技术路线培育，防止下一代技术出现落后；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加强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实现专有芯片突破；在可能重新定义产业和改变产业规则的前沿探索领域，如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为开辟新赛道提前布局和谋划。同时，加大技改投资的力度，推动上海传统优势产业的数智改造升级，重塑上海产业品牌的引领与时尚。

最后，尽快完善产业链政策，实现重点产业链从“并联”向“串联”转变。目前上海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主要是与国外联系比较紧密，而本土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几乎是并行的，在疫情冲击下，这种方式对产业链稳定和安全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上海可以通过上下游的采购补贴、交易的撮合、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等方式完善有利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鼓励上下游之间国产化配套，鼓励国产化采购。

（四）实现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与深化，创新服务业开放模式。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重点继续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负面清单制度、竞争中性原则、国有企业方面的改革，对标国际标准，倒逼营商环境优化，有效对冲外部风险。瞄准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培育服务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要顺应新兴服务业发展的趋势，改革监管思维、创新治理方式，按照统一高效、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协同制衡的原则重新构筑服务业监管体系。在开放过程中对标国际高标准，加紧推进服务业制度空白领域的规范建设，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立法、服务业标准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真正提升上海产业“服务”引领能级。

（作者余典范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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