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科学地消灭高价彩礼？

一周前，我写了篇关于江西彩礼为什么高的文章。将江西高价彩礼产生的客观原因，归纳为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人口外流、集中式相亲、独特环境、传统农业社会等方面。

在整理资料和分析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高价彩礼这个经济现象的背后，绝不仅仅是男女比例失调等客观因素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经济学原因。因为信息量巨大，只好分成两篇写，本文就是续篇。

先行声明：本文中的交易、市场、供需等均为经济学名词，无道德或价值观属性，没有物化女性和婚姻之意，请勿展开联想。

​01 从经济学角度重新认识高价彩礼的形成

在与同为自媒体作者的好友范子龙讨论高价彩礼时，他提出了一个近都市圈效应的观点。这个观点源于身边感知，范子龙留意到西安、合肥等周边市县的彩礼非常特别，明显高出城区和离大城市更远的其他市县，他称之为近都市圈效应。

由于地理位置和上层战略等原因，江西既没有融入到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城市群，也没有融入到广州深圳为首的珠三角城市群，但却和两大城市群相接相望，其状态与临近都市圈的市县相近，而彩礼也正好几乎是周边省分中最高的（只有讲究传统习俗的福建是例外），完美契合近都市圈效应的模型。

我在小调查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南昌市、鹰潭市的郊县和农村彩礼，价格就高于市区。而在网友的评论中，发现九江、景德镇、赣州、上饶、新余、萍乡等很多城市也是如此。

至于导致近都市圈效应的原因，范子龙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人最怕的是（某种东西）看得到却得不到，更为渴望得到。近都市圈的人们往往比远离都市圈的人，更向往大都市的高品质生活，因此越靠近都市圈，象征生活品质的彩礼就越高。

其实，高价彩礼作为经济现象，还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解释，而且至少有两种。

一种是预算约束下的无差异曲线理论。

在彩礼地区的相亲市场上，如果将一夫一妻制视为女性婚姻的预算约束，那么可以把男方所在地的居民福利和他的彩礼看成是两个商品组合，适龄未婚女性将在预算约束下对城市居民福利和彩礼进行选择。

在选择高彩礼的同时，意味着她可以忍受当地较低的居民福利，如A点；而选择高质量居民福利的城市时，她能接受低彩礼如C点；或者选择中等金额彩礼和中等居民福利的B点。无论A、B、C点，还是在这条曲线的其他不同组合，在她看来其满足程度都是相同的，这也是无差异曲线名字的由来。在有多个选项下，作为理性人，未婚女性优先选择无差异曲线和曲线外的点，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一般而言，城市的经济越发达，它提供的就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生活服务就越丰富和优质，居民从中获得的福利价值越大，足以替代一部分彩礼金额。当C点无限向右下移动时，彩礼金额便趋近于零。有网友留言说，有一些江西女性外嫁到他们那，反而没有要彩礼；北京、上海等城市里的男青年，有时无需个人能力和家庭条件，凭借着户口身份就可以赢得外地女青年的青睐，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在现实中适龄女性也是这么选择的，某个城市的婚恋市场如果基本一体化，那么以城市为中心，从城区到郊区再到农村彩礼价格依次上升。甚至在一个县内都可能存在着三种行情：县城、近郊乡镇、偏远乡村。彩礼价格依次递增，县城和近郊乡镇相差较小，而偏远乡村增幅较大。网友的最新反馈信息显示，横峰县和弋阳县交界的偏远山村，彩礼价格已经飙升到50万元，几乎相当于横峰县城的两倍。

另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供需曲线理论。

适龄男女的婚恋市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充分竞争市场。在传统婚姻观念下，适龄男青年是需求方，而适龄女青年则是供给方。由于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个人，因此不会形成市场势力。彩礼可视为婚恋行为的价格，随着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移动而变化。

由于不同市县、不同乡镇的经济水平、男女比例、风俗文化等情况不同，每一个市县、每一个乡镇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市场。为了便于直观理解，我们将子市场简化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分成两个独立市场推导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并假设一开始城市和农村两个子市场完全相同，均处于均衡状态的A点，彩礼价格为P1。

后来，由于农村相对落后，一部分向往美好生活的农村女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对农村子市场来说，供给量减少了，导致供给曲线左移；而男青年面临着家庭关系、就业、搬家成本等因素，无法同步迁移到城市，因此需求曲线不动。农村供给曲线移动形成了新的均衡点B，导致彩礼价格从P1提高到P2，而婚配数量从Q1下降到时Q2。新的农村剩男就这么产生了，数量就是用Q1减去Q2的值。

同理，农村女青年的流入让城市的供给量增加，于是供给曲线右移，均衡点从A点变为C点，彩礼价格从P1降为P3，而婚配数量则为Q1增长至Q3，城里小伙找对象更容易了。而此时，农村的彩礼价格已上升到P2，就高出城市P3一大截。

现在让我们回到上篇为什么江西彩礼这么贵的讨论上来。

江西省作为全国适龄男女比例最大的省份，在周边区域中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当地婚姻观念又比较传统。将江西省分别植入以上两种理论的模型中，得到下面两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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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推导过程在此略过，二者都能推导出江西彩礼高于周边省份的结论。在无差异曲线理论中，由于经济较周边省份落后，江西居民福利水平整体不如它们，因此横坐标的位子处于周边省份的左侧。如果想让自己站在无差异曲线上被适龄女性选中，江西适龄男性就必须拿出更高的彩礼。而在供需曲线理论下，江西适龄女青年外流周边省份，导致己方的供给下降而周边省份的供给增加，最终彩礼价格上升而婚配数量下降。

02 不全是坏处，高价彩礼也有积极作用

很多人对高价彩礼持猛烈批评态度，认为败坏了风俗，危害了社会。不可否认，高价彩礼现象确实会带来一些坏处，比如男性结婚成本大幅提高、助长了攀比风，并可能因此引发因婚致贫、利益纠纷等其他社会问题。

其中最多的是担心高价彩礼会引发攀比风，导致彩礼价格失序。这种担心实际不太可能发生。婚恋是个充分竞争市场，彩礼价格上涨会受到需求的反制约，主流行情难以超过当地经济水平，否则很多想结婚的姑娘嫁不出去。

小调查时增加了因为结婚负债情况一项，原本我以为连银行都想从中分一杯羹，那么彩礼应该是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结果有些出乎意外，多数受访者一方面认为彩礼金额偏高，同时也承认当地多数正常家庭还能负担得起。因结婚而负债的情况时有存在，但金额通常不是很高，在10-15万元左右。毕竟结婚是大事，大部分男方家庭会提前数年就开始准备。借款多以亲友互助为主，一般不用支付利息。正常打工人家庭，这笔债务一般两三年就能还清。彩礼考验不只是家庭资产实力，更多的是看它的流动性能力是否强大。彩礼开支在多数家庭有压力但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表明江西的彩礼行情并不比适龄男女性别比失调的情况严重，市场整体上并没有失控。

目前的高价彩礼现象，是婚恋市场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存在有着合理的一面。它并非一无是处，相反有着一些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的积极作用。

首先，彩礼提高了相亲效率，促进了婚姻资源配置。

江西省多数市县婚姻以相亲为主，而且往往是集中式相亲。相亲最大的痛点是，双方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等，光听媒人和对方的介绍，很难获得对方的准确信息。所以相亲时女方更侧重于考察对方的收入、资产、家庭经济状况等硬实力，但这些要核实起来难度很大，而且费力费时并不现实。

彩礼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可量化工具。女方根据自身条件和个人意愿，结合当地行情提出一个彩礼金额。男方能够接受，表明他具备较强经济能力并认可这桩婚姻的价值。反之，则要么家庭条件或个人能力无法达到要求，要么其诚意不足。女方可以很快从众多男青年中筛选出心仪的候选者。有时候女方还会以彩礼作为武器，开出高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抗议家里安排的相亲、吓退不喜欢的男子等。

同样，男方可以通过彩礼金额来判断自己和女方是否匹配，并迅速作出决策，或接受彩礼要求向女方表明诚意，或放弃改寻条件更匹配的女性。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相亲效率，实现了有限资源的快速合理配置。

其次，减少女性外流，有利于缓解本地男女失调问题。

在讨论江西高价彩礼时，我们常常看到省外网友在网上气愤地说，“我干嘛非要和江西姑娘在一起，娶个别省姑娘不香吗？”这种反应非常正常，高彩礼地区意味着结婚成本较高，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男青年会优先考虑其他成本较低地区的姑娘。

但对于本地小伙子来说，却是一大利好，因为姑娘们就能多留在本地。如果江西彩礼低于或与周边省份持平，那么江西女青年外嫁的比例会比现在还要高。在男青年抱怨高价彩礼的种种危害时，它却在暗中阻击省外男青年，有效减少了本地女青年外流，变相帮助他们提高成功率。

再者，客观上改变重男轻女思想，提高了女性地位。

高彩礼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往往传统习俗保持较多，存在着重男轻女思想，女性地位相对较低。但如今高彩礼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甚至高得有些出奇。小调查时发现，不止是江西，在河北、河南、陕西的多个受访对象提到，当地公公婆婆对待儿媳妇的态度非常好，宛如亲生女儿。

婆媳关系和睦、出嫁女性地位提高，自然与娶亲成本高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了自由恋爱的彩礼行情，不少人表示女儿自由恋爱也要收彩礼，因为不收彩礼的话担心女儿婚后被男方轻视。自由恋爱和相亲一样的彩礼行情，我觉得父母的这种担心才是主因，超过攀比心理的作用。

过去有些地方特别是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女孩获得的成长资源远小于男孩，特别是受教育方面。如今这种思想渐渐淡化、基本消亡了。促使改变有很多原因，比如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完善、少子女化等，其中也有彩礼带来的利益驱动。

有意思的是，高价彩礼还降低了当地的离婚率。

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的离婚率为2.4%，在全国属于较低水平，仅略高于云南、山东、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高价彩礼提高了结婚成本，夫妻双方对待婚姻的态度更为严肃、谨慎，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作用。甚至双方因为结婚成本高而更加宽容对方，提高了婚姻幸福指数。这与新婚姻法设置离婚冷静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提高成本来实现降低离婚率。

站在家庭条件较差或个人能力欠佳的男方角度，高价彩礼无疑是非常残酷的。但从女方的立场而言，她们找到心仪的对象，获得了更好的婚姻物质基础；同样，娶亲成功的男青年在竞争中胜出，他们付出彩礼等一系列成本，但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更大。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和福利最大化。

03 高彩礼本质是成本转移的厚嫁，源于女性经济不独立

在上篇江西高彩礼文章里，我提到了江西大部分市县的彩礼是会返还给小两口的。只是返还比例因地因人而异，通常在多半或全部，超额返还的现象日渐增多。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好奇，既然收了之后又返还，那为什么不直接少收或不收呢？

不妨先看看女方家长是如何返还彩礼的。

以前女方出嫁时多以现金压箱底，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改用女儿名字的存折或银行卡。不少女方家长在结婚时并不告知密码，而是等到小两口婚姻关系稳定或生了孩子才告知，有时甚至拖到两三年后。

还有的父母宁可背负着“卖女儿”的骂名，也要采取将存折或银行卡悄悄塞给女儿的隐秘方式。一个南昌朋友一直认为他岳父扣下全部彩礼，直到孩子生下来后他老婆才告诉他：其实一分钱都没留，而是全部存在银行卡给了她。一些娶江西姑娘的省外男青年，抱怨老丈人没有返还彩礼，有可能也是类似情形。不要着急，等到婚后生活稳定，或许哪天妻子突然给你一个惊喜。

凡此种种操作手法，让婚后女方在这笔钱的使用上获得了绝对的支配权。从江西的情况来看，“伏弟魔”、“卖女儿”等彩礼扶贫现象虽然仍有存在，但随着经济发展其比例越来越少。不止是城市也包括农村，大部分女方家庭的返还比例在不断提高。男方的高价彩礼，最后大部分转化成为了女方的嫁妆。

钱收进来然后又返回去，似乎纯属多此一举的繁文缛节流程。虽说肉烂在锅里，但从彩礼到嫁妆，一来一往之间这笔钱的性质悄悄发生了变化。

就彩礼和嫁妆的法律性质，我咨询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学博士朋友。他表示，在法律上，彩礼视为男方基于联姻目的而对女方的赠与，除双方后来未结婚、女方存在骗婚行为等少数情形外，通常不支持退回。在司法实践中，除非有相反证据，嫁妆往往被认为是女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女方个人，而婚前财产则明确受到了民法典的保护。

嫁妆作为女方个人财产受到保护，至少早在宋朝便有了。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厚嫁的朝代。一方面是其经济发达，民间财富殷实具备厚嫁的实力；另一方面其文明最接近于现代社会，较少重男轻女的思想。宋朝人将嫁妆称为奁产，意思是已婚女性的私人财产，如果离婚或改嫁可以带走。很明显，宋朝人厚嫁不是面子工程，而是为女儿婚后生活提供的切实保障。

同理，现在的女方父母如此费尽心思，无非也是让女儿获得更多婚后保障。2020年江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以彩礼平均行情20万元计，大体相当于7年的可支配收入。有了这一大笔钱傍身，妈妈再也不担心女儿未来婚姻生活，哪怕是嫁给不熟悉的相亲对象。

正如无论向谁收税最终多数税负成本落到话语权较弱一方那样，在江西适婚男女比例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女方嫁妆的大部分成本实际由男方的彩礼买单。类似江西省这样的高价彩礼现象，其实是成本转移支付的厚嫁，本质上是对女性未来婚姻生活的保障机制。

在趣的是，虽然各地彩礼行情比较坚挺，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男方条件出色，比如是公务员、教师、医生、大型国企员工等，很多女方家长也愿意主动下调彩礼金额。因为他们知道准女婿工作稳定、收入高，能带给女儿高质量的生活；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婚姻风险相对较小，已起到类似彩礼的保障作用。

山西的彩礼相对江西较低，但父母同样有着类似的婚姻保障思路。一个山西朋友说，他们当地相亲市场的核心指标不是对方现在能赚多少工资，而是看他（她）是否有退休工资、职级有多高，最抢手的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铁路、大国企等系统内拥有铁饭碗的人。在经历过煤炭辉煌期的山西人看来，一时高工资远不如一个稳定的铁饭碗来得更有安全感。

在古代，由于传统男权思想主导社会和经济，女性很难脱离婚姻而生存，所以父母尽可能厚嫁保障女儿的婚后生活。那么问题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在逐步提高，为什么现在江西的家长仍如此执着于为女儿提供高金额保障呢？

没能找到江西女性薪资的统计报告，我进行了小范围访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江西各市县六七成以上（实际比例可能高至8成，《中国统计年鉴2018》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江西省大学学历人口占比仅8.6%）职业女性为普通学历，就业方向比较狭窄，主要在超市、商店、酒店、幼儿园、工厂等私营单位上班，从事财会、行政、文员、服务员、幼师等岗位。通常月工资在两三千元左右，较2019年江西省私营单位46341元的平均年薪低出近3成以上。

同样是低学历，男性即便从事快递员、外卖员等低技术性职业，工资要高于女性一两倍甚至更多。出于成本和管理等方面考虑，江西很多小微企业不为员工交纳社保，员工只能自己去申请交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工资微薄，相当部分普通学历女性选择不交纳养老保险。

有报告指出，国内一线城市的男女薪酬差异最小，从三四线城市差异开始拉大。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职业女性开始独立并享受高质量个人生活时，多数江西职业女性靠两三千元工资想过上体面生活仍是天方夜谭。她们若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不得不依赖于婚姻。

设身处地设想一下，一个月入3千元左右没有社保的年轻女性，面对着相当于六年工资收入的20万元彩礼，会不会心动？当女方家长将彩礼以自己名字存折或银行卡的形式返还时，多数普通学历女性都难以抵挡住诱惑。

有些人指责江西女青年在彩礼问题上没有主见，一味听从父母的意见和安排。实际上，大多数女性收入微薄，根本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反驳父母。那些和外省小伙因为彩礼而分手的江西姑娘，她们并非不渴望爱情不爱对方，而是难敌现实的残酷。

因此，男女比例失调只是彩礼价格上涨的导火索。彩礼现象的根源不在于男女比例失调，而是大多数女性经济不独立，使得她们不得不将婚姻作为未来生活的保障。而相亲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透明，让她们只能依赖彩礼这个可量化指标来判断对方的能力和诚意。

04 直接打击适得其反，如何科学消灭高价彩礼？

江西省这种与经济水平不太成正比的高价彩礼，招致不少人的激烈批评。在网上搜索相关文章，基本上也多是“高价彩礼之风不可助长”、“苦高价彩礼之风久矣”的言论，一些激进者甚至提出了应该严厉打击高价彩礼的要求，甚至恨不得将高价彩礼入刑。

且不讨论严厉打击高价彩礼的合法性，不妨先从理论上推导一下打击对市场的影响。假设某地制定彩礼上限价格，超过标准一经发现将对女方罚款10万元。由于政策本身没有改变供需关系，只是提高了女方的风险成本，相当于实际彩礼金额为收到彩礼减去10万元，那么供给曲线将向左移动，均衡点从A移动到B，出现了彩礼价格上升、婚配数量减少的情况。

​P2减P1的值在10万元左右，甚至可能更高（风险成本高于罚款）。也就是说，对女方的10万元罚款实际大多数转嫁给了男方，这样一来，男方的彩礼成本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Q1减Q2则是适龄女青年的减少数，有人可能会好奇，她们去哪了？回到前面的无差异曲线，当居民福利较低城市的彩礼被限制时，她们中的一部分就会选择嫁到福利较高的外地城市。

打击高价彩礼看似在保护男方利益，最终却造成了彩礼上涨、加大了女性外流。非但达不到预想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和最近某份报告认为文科生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原因在于搞反了因果关系，不是高价彩礼导致了男性结婚难，而男性结婚难推动着彩礼上涨。实际上，近年江西省有几个区县出台过红头文件，要求辖内居民彩礼不得超过10万元，都只在推出时热闹了一阵子，最后无疾而终。

相比严厉打击，一些基层的务实做法更值得借鉴。据横峰县关田村总支书兼村主任陈根春表示，他们一方面反对铺张浪费，利用疫情契机打击大操大办，帮助村民降低了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六七万元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对彩礼行为采取柔性引导，通过村干部、乡贤等带头树立榜样，将行情控制在较合理水平范围内，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彩礼全额返还。

当然，这是基层组织应对高价彩礼的管理方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毕竟男女比例失调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此前提下，如何才能科学地消灭高价彩礼现象呢？

回到一开始的无差异曲线和供需曲线模型上来，其实它们是有漏洞的，其中隐藏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默认所有未婚女性都认可彩礼的价值。但对于高收入女性和与男性收入相近的女性来说，收入效应使得她们对主流彩礼不感兴趣。她们不是彩礼相亲市场上的供给方，也不屑于在无差异曲线上进行选择。因为她们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更在意精神层面的追求，比如男方的形象素质、三观、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彩礼基本消失的根本原因。

同理，如果江西等省份的多数女性也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将摆脱对婚姻的依赖性，那么高彩礼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因此，在高彩礼地区，努力提高女性经济地位才是科学消灭高价彩礼的唯一正确方式。

要提高江西等省份的女性经济地位，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1、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好投资，增加对女性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扶持。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职场女性的教育回报系数为0.051，女性每增加一年教育年限，平均薪酬可提高5.1%，这一比例较男性高出0.5%。江西等高彩礼省份的女性薪资水平低，主要原因就是受教育程度低所致。对此，90后女青年小雪深有体会，她外出求职时发现，同为科班幼师专业，人家本科学历可以拿到5000元工资，而自己大专文凭只有3000元。

就女性受教育程度问题，我采访了上饶和鹰潭、宜春的几位中学老师。得到的反馈基本一致：9年义务教育、国家贫困生助学金和妇联春蕾女童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女孩因为家庭贫困读不起书的现象已经杜绝。在某高中老师的记忆中，从八九年前左右，班上女生的比例开始逐步提高。他表示，绝大多数家长都支持子女接受更高教育，不会区别对待女儿。

真正卡住江西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的瓶颈，既不是观念落后也不是初等教育设施不足，而是省内高校资源的严重短缺。江西、河南、河北等高彩礼省份，除了河北靠近京津的地缘优势承接的高校较多外，其他省份高学历人口占比都偏低。2017年江西省大学学历人口占比仅8.6%，河南为8.7%，与北京上海相去甚远不说，也不敌周边的湖北、湖南、安徽，甚至还不如西北的甘肃、宁夏。因此，只有通过省外高校扩大在江西招生名额、江西加大本省高校建设，才能真正解决女性受教育不足的问题。

2、继续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覆盖更多人群、提高全民保障力度。

无论是返还给女儿作嫁妆还是留为自用，江西女方家长收取高额彩礼意愿强烈的一个因素是缺乏安全感。对比江西等高彩礼省份和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的社保保障数据，就不难发现，高彩礼省份不但整体覆盖率不如发达省市，而且保障质量远不及它们。

发达省市以保障力度较高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为主，而高彩礼省份以只能满足基本生活开支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为主。我父母都已退休，正好一个是职工社保一个是居民社保，他们的退休工资之比在2.5：1左右，差距明显。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或各省市统计局，蚂蚁虫整理统计计算。其中：浙江省为2019年数据（职工社保人数中包含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因为其2020年公报中没有分项说明，参保人数4355万较2019年增加了124万；河南省的居民社保人数为2018年的最新数据。

在省内，也能找到彩礼金额高低和社会保障高低呈负相关的实例。比如新余市和赣州市，无论是社保覆盖率和保障力度，都是前者高于后者，而后者的彩礼金额高出前者一截。

​近年来江西省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从2010至2020年的10年时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长近1倍达到1168.2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几乎从零增长到2078.0万。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多数江西人处于低保障的状态，还需要继续努力。

3、加快经济发展，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无论是教育行业还是社会保障，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这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当地经济水平；同时经济活跃也将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提高经济水平才是王道。

今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正走向共同致富的大道上。但小康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未来随着国家的政策优惠和资源分配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江西、河南等中部省份也将迎来发展机遇。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人如此，一个省市、一个国家何尝也不是如此呢。

05 高价彩礼消失是必然，但有人会怀念它的好

从了解的情况看，江西女性在高中教育上实现了平等，大学教育程度比例开始上升。事实上，在南昌、九江、上饶、鹰潭等江西省内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三高”剩女现象。虽然现在比例较小，但却是江西职业女性经济地位走向独立的信号。

大胆预计，随着适龄大学学历女性陆续进入婚恋市场，江西省的高彩礼现象在5-10年内得到缓解，其中经济发达一些的赣北地区会先于相对落后的赣南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后，父母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担忧也将逐渐减轻，最终解除。相亲大概率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但男方不再视为女方的长期饭票，而是真正的人生伴侣。高价彩礼走向消失是必然的，彩礼即使保留也将进化为象征意义的形式，就像广东人的拜年利是一样。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剩男来说，他们在婚姻市场并不是被高价彩礼淘汰，而是自身竞争力的不足导致出局。即使没有高价彩礼，他们被淘汰的概率仍然最大。

最后忍不住吐槽几句。虽然现在不少高价彩礼地方的男青年，在痛批它的种种坏处，但当未来姑娘们经济独立、不在意彩礼时，你们十有八九会回过头来怀念它的好了。毕竟，当年拿得出彩礼就能大概率地把姑娘娶回家，而今后你们或许就真的再也配不上她们了。

蚂蚁虫——科技自媒体、企业战略分析师，虎嗅、钛媒体、艾瑞等多家科技网站认证作者，曾入围2015年100位科技自媒体作者、2016年钛媒体10大年度作者、2016年品途网10大年度作者、2018年砍柴网年度作者、2019年驱动号年度作者、2020年商业新知年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