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谁偷走了美国梦？

世纪初，我在纽约工作过一段时间，经历了“9·11”事件。

作为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一直都是吸引全球的焦点。但美国还有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中心，就是纽约。那是座繁华喧嚣的城市，也是“美国梦”的具象化，一百多年来，对于从自由女神像下进入美国的移民来说，更是梦想成真的象征。

这也是为什么恐怖分子会在20年前的9月11日将纽约双子塔定为攻击目标。而双子塔的近邻，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为什么这么“牛”

如果说美国是一桩买卖，那么华盛顿不过是个交易场，而从事这桩买卖的公司总部在纽约华尔街。这里深藏着美国强大的密码，也是解开当前美国社会严重分裂之谜的一把钥匙。

我保存着“9·11”事件发生时的一些报纸。这些报纸纪录了“9·11”给美国金融市场造成的雷击效应。

2001年9月17日，美国证券市场在暂停一周后开盘，道指狂泻近700点，醒目的大字标题写着：“$590B HIT”。

当时许多人以为，股市会如大水决堤狂泻不止，将美国拉入一个持续衰落的深渊。

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道指和纳指走了一个攀升的斜线——到2007年10月，道指刷新了14000点的纪录。

接踵而来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雷曼兄弟虽然破产了，但华尔街并没有倒下，和以往一样，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敛聚能量的机遇。

在危机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2013年，美国25位薪酬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总共挣了210亿美元，比全美幼教整体收入的两倍还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讽刺说，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复苏”而已。

从去年年初疫情发生到今天，华尔街又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字。那些市值最高的企业的股票屡创新高，但同样地，这些财富越来越与普通百姓无关，在美国史上最长的牛市里，寻求救济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

金钱永不眠，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不会停止——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示出的资本本性，它不会因为穷人更穷，或者疫情中死了很多人，就改变了这种特性。而从美国诞生的那一天起，资本就一直主宰着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命运。

而人们在谈论美国的强大时，也一定会说到它的金融力量，甚至可以说，没有华尔街，美国就不是美国。我们不妨看看道指的曲线，从2000年初的不到10000点到今年4月站上了34000点。

“究竟什么才是美国股市上涨的动力？” 美联储前高官费舍在2016年曾给出一个直率的回答：“那就是美联储、美联储还是美联储！” 费舍说：“我作为美联储的一员，亲自参与了2009年以来炮制大牛市的行动，美联储这样做是为了制造财富效应刺激经济。”

这些年，在美国，借助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积累不断提速。而金融力量做大，不仅加速改变着美国社会的财富结构，同时也在左右着美国政治，左右着这个帝国向整个世界的扩张。

究竟是谁赚了钱

十年前，我随同温家宝总理代表团的记者组去纽约。到达纽约之后，中方邀请了美国一些前高官和企业家举行座谈会。当时，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温总理在答问时举了一个例子，说iPod播放机在美国销售要290美元，而中国的制造者只能得到6美元。记得当时国内讨论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8亿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

那么，美国普通民众是不是因为美国企业赚了更多的钱，收入就更高了呢？

从我这些年的美国之行中了解到的情况看，物价的确是因为生产的转移而变化不大，甚至更便宜。但美国中产和低收入者的薪酬并未提高多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提高。中产阶层甚至在萎缩。我还听说，从2010年到2015年，美国汽车工会和汽车行业的老板协会谈判，决定五年不涨工资，以共克时艰。

美国人赚的钱去哪里了？

回答这个问题不难，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名列股市市值榜首的大企业的收益变化。比如名列第一的苹果公司，去年的净收益是5740亿美元，而2010年只有1400亿美元。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到2020年中期，FANMAG（脸书、苹果、Netflix、微软、亚马逊和谷歌）六家领先的科技企业的股票总市值达到6.15万亿美元，超过了除美国和中国以外世界所有国家的股票市值。

当然，这些大公司的高管以及大投资者的收益增长速度更为惊人。《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数据图显示，美国社会顶层5%的富人掌控了71%的美股。而底层1%的家庭只拥有1%的股票。

美联储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2020年美国最富的前1%和10%人口分别占全部家庭财富的30.5%和69%，而最穷的50%人口仅占全部家庭财富的1.9%，约4000万贫困人口、每晚至少有50万人无家可归。

资本在市场的起伏中加速向最富有的富豪及财团的聚集，不仅压缩着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发展的机会和生存空间，相应地，也使美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呈现出千疮百孔的败像。两极分化进入了一个极端时代。

西雅图的故事

三年前，我飞了趟西雅图，记得飞机起飞时是晚上11点20分。前排坐了一对年轻夫妇，从交谈中我得知，女人怀孕了，去西雅图生孩子。

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美国依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选择一个美国身份，就是给孩子选择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然而20个小时后，当我站在西雅图市中心时，却看到了另一个让我多少有些忧虑的景象。

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乞丐，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乞丐，是失业者。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带着孩子。有一位的两个孩子都坐在童车里，穿着算不上漂亮但干净的童装。还有一位在身边放了一个牌子，上写“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有PART TIME工作，钱不够养活孩子”。

西雅图的无家可归者在市中心的人行道上露营。来源：西雅图时报，2018年8月21日

这和我10年前在纽约街头看到的流浪汉不同，那些人大多是有色人种、酗酒者，天冷时常睡在有热气的地铁通风口。这次在西雅图看到的几乎全是中青年白人。

在西雅图的公园、桥下、高速公路中间地带和繁忙的人行道上，常常会有无家可归者搭起的临时帐篷营地。美联社当时的报道(2017年11月6日)称，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无家可归者的人数目前为16.8万人。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吴秀波扮演的那个“落魄叔”FranK。

一日，我坐轻轨去市中心，中间上来两个查票的，一男一女。一节车厢大约20来位乘客，居然有五个是逃票或混票的。坐在我旁边的一黑人小伙拿出一个烂钱包，找出充值卡装模作样地刷了一下。刷卡器上显示是10美元，查票员说“你这卡里一分钱都没有”，要了小伙子的驾照，作了记录。前排的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女孩，拿出一张1美元的老年人票，查票员让她补票，也说是没钱，查票员又是要了社会安全号做个登记就算完事。

但西雅图又是繁荣的，事实上它是美国重要的新兴经济之城，提起来，中国人一般都会想到亚马逊、波音、微软的大名。

在我逗留期间，《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家在西雅图的亚马逊老板贝索斯当时拥有800多亿美元的资产，足可以将很多美国的豪宅放入他的采购表中。在纽约，他拥有四套公寓，价值1295万美元；在华盛顿州，2016年他以2300万美元买下了早先的纺织博物馆，开始装修；在加利福尼亚，2017年7月他买下了比佛利庄园他的价值2445万美元的豪宅旁的另一幢豪宅，价值1290万美元。

短短三年过去，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1799亿美元。从去年3月10日到今年3月18日，他的个人财富增加了59.2%。

在同一时间段，家也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则增加了27.5%，达到了1250亿美元。

“我们正在快速进入一种寡头形态的社会”，美国左翼领袖桑德斯（添加超链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少数亿万富豪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而劳工家庭却仅能糊口”。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即使仅仅只从表面上来看，就已经能够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孕育着什么样的风暴了。

“美国梦”变味了

贫富差距加大只是美国问题的一个表象，隐藏其下的是机会的不平等，处于中低层的个人发展和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日益萎缩。

机会的不平等，几乎令“劳动致富”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式资本主义所赖以兴盛的动力。

美国梦是什么？它近乎一种承诺——为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们提供奋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住好房子、上好学校、做好工作，一直以来，这也是美国这个大熔炉最引人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一首颇为流行的电影插曲这样唱道：

在老纽约，

我的一切将从零开始。

如果我能够在这里成功，我就可以走遍天下。

全靠你了，纽约！

2001年1月，赵小兰获时任总统的小布什提名为劳工部长，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她提到了初到美国的经历。

赵小兰说，她随母亲坐船来到纽约时，家里很困难，父亲要打三份工才能维持生活。刚进学校时，她一句英语也不懂，只好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逐字抄下，等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再给她翻译讲解。

“尽管生活艰难，但我们知道，只要勤奋工作，坚持不懈，有亲朋好友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赵小兰说的美国梦其实并不在于能不能实现个人或家庭的财富自由，而在于有没有实现这种自由的机会。

很多年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只要努力奋斗，从底层就可以攀上中层、高层，财富是靠勤劳积累的，而不是靠钱生钱生出来的。他们将底层阶级的问题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而不是政府的失败。

但是，今天的美国梦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

当我给一位美国大学生讲述赵小兰的故事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的确，有很多人靠着个人奋斗实现了美国梦，但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特朗普的崛起就不是靠努力打工换来的，而是靠资本的力量换来的。我们不再拥有更多的机会，即便你是白人。”

我接触的一些海归也有这样的感慨，这也是他们选择回到中国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频道于2014年8月的联合民调显示，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76%不相信孩子那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好。

最近，由于疫情的缓解和财政大规模的投入，美国的就业率开始上升，但是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大多是低端的，也不如以前那么牢靠。维持相同的生活方式要比过去付出更多。

何以至此？经济结构变化及其与政策之间的失调，或是一个主要原因。

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去工业化的进程。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7%下降到了2009年的11%。来自金融机构的资本只有15%左右用于为企业投资融资，而在20世纪初，银行会把大部分钱用来做这件事的。在利润向高端汇聚的同时，资本开始放肆地向劳动力价格的洼地涌去，大量的工作机会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超级跨国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对美国就业的贡献也随之减小。它们通过垄断、技术提升、网络化等手段，不断压缩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金融寡头和大老板们也早就忘记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最大成就不是用流水线装配汽车，而是1914年他首次向工人支付8小时5美元的工资(当时普通美国工人每天工作9-10个小时，挣不到2.5美元)，由此改变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本世纪以来，“量化宽松”几乎成了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法宝，货币供给创纪录地增长，钱越来越多，而2009年起实施的7.25美元/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却维持至今，没有改变。

眼下，一半的美国人是月光族，9200万人没保险或保险不足，这一代年轻人背负的学生债务在过去十年间增加了102%。对于他们来说，上升的通道已经十分狭窄，如果还没有完全关闭的话。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说：“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进步机会，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存在一种感受，他们（因为失业）失去了用处。”

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不能使各个阶层广泛受益，而是使“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无论它是什么体制，什么主义，最终都会造成社会的断裂。

于是，美国梦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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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美国脱美国化”系列的第三篇。作者丁刚，原为《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曾驻欧洲、美国、拉美、以及东南亚。有《脱美国化-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定位》、《中国方向》等著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