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究竟取材哪家？

1921年，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其结论是：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化身，贾府是曹家的影子。一百年来，胡适确立的“红楼梦取材曹家”，成为红学界通识。其实，1975年出版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下称《曹家档案》）一书，足以证明胡适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尤其是，胡适的主要论据并没超出《曹家档案》，但许多材料恰恰被他用反了。今年是2021年，纠正胡适先生的错误，找出红楼梦真正的取材之地，当其时了。

胡适先生主要论据有：（一）曹家世代为江宁织造，且受康熙恩宠，极富贵，后又被抄家，同贾府相似；（二）曹雪芹少年时“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同贾宝玉相似；（三）历史上曹家数次接驾，宠贵至极。

这三条论据，仅仅以《曹家档案》就可证明一条也不能成立。试论述如下。

第一条，曹家世代江宁织造，曹寅也深得康熙信任，但是，却算不得恩宠，更不能说极富贵。江宁织造这个机构，百年来被抬高、被神秘化了，还包括曹寅的密折权。《曹家档案》告诉我们，江宁织造是内务府派出机构，职责不过是购办皇室和官方服饰等用品，没有其他权力；织造官不过是五品郎中，司局级，在内务府官员眼里乃“微末之人”。织造署的规模、开销，在《巡抚安徽陈汝器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中有细述：

计开：

织造一员曹寅，每年应支俸银一百五十两外，全年心红纸张（即办公用品）一百八十两，奉裁不支（不领俸禄），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达（司库，正七品）一员马宝柱，每年应支俸银六十两，月支白米五斗；

柒品笔贴式张问政，每年应支付俸银四十五两，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人一员戚式，无品笔贴式一员李巴士，每员月支廪银四两，白米五斗；

新任物林人一员桑格色……每月应支廪银四两。

跟役、家口六十二名口，每名口月支仓米二斗五升；

马二十五匹，每匹春冬季日各支豆叁升，草贰束……

织造署编制仅五名，一员五品二员七品，这样的机构显贵吗？不必再言。再说曹寅，他确实深得康熙信任，但他是“包衣”出身，他死后内务府奏折称“郎中曹寅”，可知他几十年都没升过一级。谈得上恩宠么？至于曹家的经济状况，曹寅处于曹家鼎盛期，大家都知道曹寅后期一直在还官银，死后还欠下几十万两。其子曹颙、曹頫接任后，日子过得堪称可怜。所以曹家既不富，更不贵，胡适先生“极富贵”的考语彻底错了。至于“密折权”，《曹家档案》也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曹寅从来就没主动报告过地方官员的政事，除了本职差事他只报告雨水、收成、粮价等。唯一例外是康熙下旨要他打听轰动一时的江南科考案，他连上五个折子报告消息。可知，“密折”并没有人们想当然的“耳目、监视”性质。

由上文可知，胡适的第二条论据也无从成立。曹雪芹的出生年有1715和1724年之争，即使1715年出生，到他5岁懂事，已是康熙末年，曹寅正在着急还债，曹家的日子必不好过。到曹雪芹8岁，雍正上台伊始几乎天天指着曹頫骂：“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可知曹家是胆颤心惊度日如年。曹雪芹13岁，抄家了，父亲入狱。假如以1724年出生论，生于雍正年，那曹雪芹的幼年就更凄惨。可知，最迟到曹雪芹懂事的时候曹家已经风雨飘摇，童年即成为罪犯之子，他从未“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他的幼年和童年与贾宝玉相比，是天上人间，乃至地狱。

第三条，关于“曹家接驾”，胡适先生对人们的误导更远。康熙南巡到江宁，都驻跸织造署（而不是曹家），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因为皇帝出巡的驻跸由内务府安排，而织造署是内务府派出机构，自然成为首选。何况，康熙历次南巡都有一个宗旨，尽量不干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如他第二次南巡到江宁即发谕旨：

过后湖，见地方官装饰舟船，预备以待。朕自出京以来，自牵夫之外，所需一切皆出帑金采办，不许分毫派取民间，以为预备。所御沙船，将发库银修造。扈从人等所用小舡，俱就以官价。故于今日地方官预备之船，非惟不舆，亦并未临观。欲尔等共悉此意，故尔谕知，并传谕江南江西总督付腊塔等，伊等舟船空劳准备，朕初来就视，但恐朕回銮后，故为声扬，云此船乃朕所曾御，妄令存贮。着将装饰物料俱行拆毁，于应用处用之。

《康熙起居注》中记有多次要求地方官员少接少送，如第一次南巡往丹阳途中即谕江宁巡抚：“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事，不必前送。”由此可知，康熙很不愿多扰地方，假如驻跸地方官署势必惊动地方，甚或大兴土木，而住织造署就是皇家招待所，少扰地方，符合康熙意旨。所以康熙驻跸织造署并不是奔着曹寅、曹家去的。那么，胡适怎么会闹成“曹家接驾”的呢？此中有个原故，在江宁曹寅一家就住在织造署内，故胡适写作“曹家接驾”，一字之差可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其造成的误解是：私人接驾，何其宠幸；私家驻跸，富可敌国！

论完胡适的论据，我们回到原题。曹家有没有资格当贾府的原型？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曹家与贾府。请看一个基本事实：曹家几代人官不过五品，而贾府是一等公，身份高于正一品，曹家比贾府低了八级。相差八级，不说云泥之别，至少是不可望项背的。因而可以确定，曹家的身量绝对当不了贾府的原型。曹雪芹把贾府写得如此生动和深切，必需另有渊源。

曹雪芹的另一个渊源也需熟读《曹家档案》方可得知。该书中有一段公案，对领会红楼梦大有助益。其披露的史实是，曹家被查抄后继任江宁织造的名为绥赫德，也是五品官员，雍正下旨将曹家所有家产和家人都赏给绥赫德。绥赫德上奏：“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瞻，今其家人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此折写于雍正六年，可知抄家一年左右曹家家属返回北京。几年后绥赫德罢免，他把曹家扬州一带的地产卖了五千银子回京。雍正十一年绥赫德被参“钻营老平郡王”。老平郡王是谁？他就是曹雪芹的姑父纳尔苏。事情起因是，老平郡王派小儿子到绥赫德家拿走了古董，却没给钱。绥赫德称：“小阿哥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若为这四十两银子，紧着催讨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实。”显然，绥赫德认为自己得了曹家家产，现在老平郡王来勒索，他自己认了。最后，老平郡王索要的银两正好是五千两，也就是曹家的家产数额。我们最关心的是：曹家是否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绥赫德不敢明言，他儿子却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来沈四（按，古董商）带六阿哥（按，即老平郡王的小儿子）并赵姓太监（按，王府太监）到我家看古董。”这句证词暗示有曹家人在背后活动。

到这里，我们要撇开案子，回到红学研究：“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这句话弥足珍贵！在多如牛毛的红学资料中，它是唯一述说到曹家回北京以后状况的史料。其次，这句将曹家与郡王府直接联系起来。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曹家人”中有没有曹雪芹？迄今的考证表明，曹家只有一个子孙曹霑，即曹雪芹。曹雪芹是曹家独苗，往老平郡王府行走的“曹家人”，无疑包括曹雪芹。曹雪芹的姑妈、福晋曹佳氏，对待他，想必是像红楼梦中贾母对待林黛玉或史湘云那样，把曹家的独苗接到郡王府常住。顺便补一句，曹氏是郡王府福晋，她生有四个儿子，长子福朋被雍正封为大将军。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找到曹雪芹与郡王府的关联。接下来的要害是：在红楼梦中有没有这方面的关联？幸运的是，曹雪芹把平郡王这条线索，直接埋入了红楼梦。说是“埋入”，因为有一层遮掩。平郡王纳尔苏何以封王？因为他是“铁帽子”礼亲王代善的五世孙。代善为清代开国重臣，是努尔哈赤次子，皇太极的二兄。在清代，代善不是一般书可以写的，弄不好有灭门之罪。然而，他的英名赫然写入了红楼梦，还堂而皇之当上贾宝玉的祖父、贾政的父亲、贾母的丈夫！只不过前面加了一个贾姓，叫作贾代善。

曹雪芹为什么要冒险把代善写入红楼梦？我们把史实和作品两条线索汇拢到一起，他的意图就比较清晰：曹雪芹暗示读者，贾府是以代善家族为原型，“公府”是由“王府”变化而来，他的创作不是空穴来风。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可深入一步。贾府的格局气势、太太小姐被曹雪芹写得呼之欲出，是因为他在王府中有过生活。前面我们根据“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得到一个史料证据，现在再给一个旁证。曹雪芹朋友敦敏、敦诚兄弟《寄怀曹雪芹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此诗表明曹雪芹曾经寄居在富有人家。敦氏兄弟又说曹雪芹“傲骨如君世已奇”，又说雪芹“字梦阮”（阮籍）、“素性放达”。那么，曹雪芹绝不肯寄居一般人家，他显然是住在姑妈家；他或许向敦氏兄弟吐露过寄人篱下之苦，所以敦诚劝他“不如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寄居姑妈家最直白的证据还是《红楼梦》本身。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妙玉、薛宝琴、邢岫烟、李玟、李琦，如此众多人物寄居一家，中外文学史上绝无仅有。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无非是要一吐自己寄居的辛酸。值得深味的是，林黛玉六岁从扬州“弃父而往”京城投靠外祖母，与曹雪芹抛下狱中的父亲北上京城投靠姑母，可谓殊途同归；薛宝钗的内务府皇商之后身份，又同曹雪芹的内务府织造署后代，遥相呼应；史湘云父母双亡常被姑婆接去公府小住，又与独苗曹雪芹常被姑妈接去王府暂居，简直如出一辙！我们甚至怀疑，林黛玉初进贾府，“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正是姑妈曹佳氏搂着初次见面的曹雪芹大哭的真实写照！不难看出，曹雪芹把自己的寄居生涯分拆到这些女孩身上，借她们来表现寄居情怀。而这样奇特的小说设计，既是曹雪芹寄居郡王府的印证，又泄露了红楼梦的题材来源。

小结一下：一，红楼梦不可能取材曹家，曹家的地位规模与贾府相去太远。二，从历史档案、曹雪芹朋友的诗文和红楼梦文本三方面，可以确信曹雪芹曾经寄居其姑妈家的郡王府，他是以郡王府为原型创造出一等公贾府。三，红楼梦写尽寄居之苦，反映了曹雪芹的寄居情结，也泄露出作品的题材来源。

参考书目：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月版。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一粟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