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女人类学家的困境

​她们出色、敏锐，或许也正是在原住民异文化中被强化的敏感，让她们中有人最终在自己的家园和内心世界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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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后期，第一批女性先锋人类学家深入西伯利亚荒野、尼罗河谷、复活节岛等地，研究当地原住民并带回一手资料，为今天的女性人类学家开创了田野调查的先河。但在自己的家乡，她们却不得不面对偏见甚至陷于悲惨境地，一些人最终成了一个悲剧故事；另一些勇敢而自由的灵魂，对这个不公平的所谓现代世界表现了不屑一顾。

波兰人类学家Maria Czaplicka（1884-1921）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的同学，她第一次在西伯利亚北部遇见那里的猎手和牧民时，两者说不好到底是谁研究谁。那是1914年5月，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抵达俄罗斯，然后乘坐狗拉雪橇深入北极圈荒原，最终抵达鄂温克人（Evenks）的家园，她想了解他们的亲族结构、嫁娶风俗以及怎样正确食用驯鹿——Czaplicka常常一手拿着干硬的鹿肉，一手拿着刀艰难地割肉，更艰难地咀嚼。

Maria Czaplicka

鄂温克人想知道的则是她所来自的那片“荒原冻土地”到底是在哪里，她又是怎么不依靠狐狸皮毛交易生活的。这些原住民还好奇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有一头老年人的头发——在他们眼里，Czaplicka的一头金发是灰色的，因此她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方熟悉起来后，女人间的话题就更私密了：你有孩子吗？他们在哪里？还有关于性的问题。他们的交谈有许多在当时来说十分大胆的话题，Czaplicka也无畏、精彩地把它们编辑在《我在西伯利亚的一年》（My Siberian Year）一书中，并于1916年、她返英那一年出版。

和她同一个远征队的还包括美国人类学家 Henry Usher Hall等人。一战爆发后，其他同行的工作、研究人员决定返乡，但Czaplicka和Hall留在了田野场。他们在通古斯女人Michikha的带领下在那个冬天漫游，调查了叶尼塞河沿岸，拜访了奥缪尔（Oryol），全程超过3000公里。

Czaplicka在西伯利亚度过的夏季

Czaplicka的那个冬天并不好过，她饱受病痛、冻疮的折磨，却依然充满诗意地描绘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粉色光线在其他任何大陆或汪洋上都见不到，它把山巅和坚如磐石的冻原染红，让它们在短暂暮色里闪烁着不可言喻的光辉。之后，春天和太阳就会回到这里，河谷和低地掩映在蓝色汪洋的反光中。”

听起来，Czaplicka似乎注定要成功，如果不说是功成名就的话。然而第一代女性人类学家的命运并非如此，她在英国要面对的偏见远比在田野里的生理折磨严酷的多。申请研究资金、职业晋升、完善的学术出版都是难题，《我在西伯利亚的一年》是由英国一家专注于出版言情小说的出版社Mills & Boon出版的。1916年Czaplicka从西伯利亚回到英国后成为牛津第一位女性人类学讲师也不是因为她的成就，而是她得顶替那些去了战场的男人们，等他们1919年回来，她的合约也就到期了，不得不前往布里斯托大学。

她的鄂温克信息报道人

这段时间里，她也一直努力申请资金重返西伯利亚，但一再碰壁。压垮Czaplicka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21年她申请的阿尔贝·卡恩旅行基金（Albert Kahn Travelling Fellowship）也以失败告终。这位人类学家最终不堪重负，36岁时就服氯化汞自尽了。

西伯利亚的考察结束后，Czaplicka和Hall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她终身未婚，也有人认为两人存在亲密关系，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在Czaplicka自杀差不多同一时间，Hall在美国结婚了。没人知道这件事是否也是Czaplicka自杀的原因之一，也不知是否是她的自尽加快了Hall的成婚速度。在Czaplicka的遗嘱中，她把自己的笔记和研究全部留给Hall。

Czaplicka（左）和Henry Usher Hall

1971年，Czaplicka的朋友Barbara Aitkin为纪念她，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创立了Czaplicka基金。直到1999年，学术出版社Curzon Press才分三卷重新出版了Czaplicka的研究和旅行记，另外还有一卷她的书信集。2015年，Czaplicka西伯利亚远征100周年之际，皮特·里弗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举行了小型回顾展——“我的西伯利亚一年，1914-1915”。

同样饱受精神折磨的杰出女人类学家Katherine Routledge（1866-1935）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她不必担心田野考察的经费问题，事实上她完全负担得起自己组织一支小型考察队来支持她。但这也不代表女性田野工作者就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由。

Katherine Routledge

1906年，40岁的Routledge嫁给了殖民者Willaim Scoresby Routledge，和他一起前往非洲，并在英属东非、今天的肯尼亚研究基库尤人（Kikuyu）。她热爱这样的吉普赛式户外生活，而且很快意识到，部落女性世界的秘密最好也由女性人类学家来研究——基库尤人是一夫多妻制，她们同情Routledge，因为“所有的家庭事务都只有她一个女人独自完成”！

1910年，她开始计划前往复活节岛做田野调查，全都由她出资。她请人建了一艘长达27米的双桅帆船，还组了一支可以协助她的科学调查团队。但抵达岛上之后，她发现自己不断遭受质疑，手下人员根本不听她的，反叛之严重让她自己也开始不断怀疑自己。

在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告诉她守卫在岸边的摩艾石像是从内陆的采石场建完然后运到海边的，但这听起来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Routledge因为担心自己显得太过轻信而没有深入这个话题。直到60年后，自信爆棚的挪威民族志学者、《孤筏重洋》的作者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才确认了这个事实。但Routledge是第一个在岛上对摩艾石像做考古研究的女性，正是她那趟旅途的发现和研究开启了后来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对复活节岛的关注。然而Routledge还是没有战胜那个时代带来的折磨，她越来越封闭自己，丈夫也没有给予任何支撑，她是在精神病疗养院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

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Beatrice Blackwood（1889-1975）是第一个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卡人（Buka）的女性。1936年，她的第三次田野考察对象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陆安加人（Anga）的家园，她成了第一个研究他们的人类学家，“据我所知，没人和他们一起工作过，”她在当时的笔记中写到，“所以我想一切都是值得的。”

Beatrice Blackwood

但她遭到的是驻地项目负责人澳大利亚人类学家Ernest Chinnery的欺凌。他总是把她派驻到距离当地警察站极远的原住民聚居点，变态地着迷于自己的幻想——一个欧洲女人被原住民强奸，尽管根本没有记录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Blackwood没有让这样的事打倒自己，但她深入内陆偏远之地找到被殖民政府搞得晕头转向的安加部落时，他们已经开始用从外界引进的铁质工具了，当地也出现了路德教传教士，澳大利亚政府则引入了经济作物，安加人种地，把粮食卖给来此淘金的澳大利亚人。她的考察计划让她感到沮丧，收获远比期许的少，但她还是成功的为皮特·里弗斯博物館收集了超过2000件藏品。

Blackwood考察巴布亚新几内亚时原住民生活已经受到不少殖民影响了

她终身未婚、独立自由、内心难以置信的强大，最终坐上了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档案馆主管的交椅，成了极受人敬仰的人物。在管理博物馆的同时，她也没有停下旅行和田野考察，先后去了美国印第安保留区、芬兰拉普兰等地。但当她的同事试图请牛津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时，还是被否决了。

和她们同时代的还有玛格丽特·米德，关于这位女同性恋人类学家的故事总是被一再讲述。

英国作家Frances Larson在2021年4月出版了五位女人类学家的传记《不曾梦想之岸：英国人类学不为人知的女英雄》（Undreamed Shores: The Hidden Heroines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其中就包括了Maria Czaplicka、Katherine Routledge和Beatrice Blackwood的生平故事，她们是她的英雄。

Larson认为或许正是这些被边缘化的遭遇，让那个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能更好地观察他者的文化，和他们产生共情。有男性认为女性不适合到田野场上见到各种异类、难以理解的文化，这会把她们逼疯。但Larson指出，逼疯她们的真正凶手，是在自己的家乡所要面对的折磨，她们遇到的恶劣的男人——充满欲求的父亲、男性主义的兄弟、狼心狗肺的丈夫或情人，都暗自乐见她们的失败。

Beatrice Blackwood在田野场的家

当然，她们也遇到善良的人，包括教会她们田野智慧的人类学导师，Czaplicka的老师就鼓励她利用自己的俄语条件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尽管他们也没让自己的女学生得到和男生一样的待遇，但他们并非有意为之，只是出于习惯，根本没想到这些优秀的女性可能胜于男性。她们强大、勇敢、自由，能够忍受艰苦的条件，在各种极端环境下仍旧看到不同文化里闪烁的人性光芒，也感受到自己和他者双方内心的富足。

她们出色、敏锐，或许也正是在原住民异文化中被强化的敏感，让她们中有人最终在自己的家园和内心世界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