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丨“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进路

2021年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在该行官网发布2021年第2号工作论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基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的转型、结果，以及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转型的教训，这篇由四位年轻经济学博士撰写、长达22页的工作论文指出，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数量上从急剧膨胀到增长趋缓、结构上从金字塔形到长方形的转型，而且中国的人口转型时间更短、老龄化更迅速、少子化更严重。

该文强调，中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是事后需要偿还的负债；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并提出了中国应对人口转型的四条对策：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重视储蓄和投资；推进养老改革；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

迟至4月14日，因其央行背景，这篇工作论文中建议的“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在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发巨大关注，且被当作有关方面在释放信号。

同样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的还包括这篇论文在“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这条对策下提出的一则缺乏上下文的具体建议：“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东南亚是如何落入这个陷阱的？中国又该如何汲取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教训？“文科生太多”是不是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987年，世界银行开始依据人均国民收入（GNI），将全球各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具体又分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两组）、高收入三大类。世界银行根据通货膨胀等因素每年更新分类标准，因而，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不是每年固定的。

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该报告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多年里，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之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5个是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大多数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

这一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在拉美（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一些经济体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那以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为国内经济学界广为讨论。一方面，固然有统计数据支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一样不绝于耳。

一个相关问题是，中国会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人均GNI达4340美元（另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字是4240美元）。第二年，世界银行基于2010年数据，首度将中国列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为3976-12275美元），此前中国一直被列为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为1006-3975美元）。

2020年，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为人均GNI超过12535美元。2020年，自上一年之后，中国人均GNI连续突破一万美元，与十年前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虽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但距离迈入高收入经济体仅一步之遥。

在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一些更早发展起来的拉美和东南亚经济体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很多年过去都无法摆脱。比如，在人均GNI这个指标上，曾经超出中国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如今都已落在中国之后，马来西亚也已被中国赶上。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些共同特征。曾供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经济学者孔泾源对此有如下总结：

首先，经济增长不稳定。1950至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至2000 年这二十年间分别降至2.2%、1.7%和2.7%。1970至1980年间，印尼、菲律宾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8%和6.6%，而在1981至1990年间，则分别降至5.5%和1.6%。

其次，金融体系脆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拉美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

第三，收入差距过大。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拉丁美洲各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45以上，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0.35的平均水平。在马来西亚，该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九十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

第四，公共服务短缺。为赢得民众支持，拉美经济体的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都制定了社会政策，有些经济体甚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确保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但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

第五，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经济体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经济体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

此外，腐败多发、效率低下、政策失灵、外债高筑、政局动荡、环境污染、信仰缺失等特征也被用来描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如何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经验和教训

截至2018年，先后有36个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由中等收入水平成长为高收入水平。其中部分经济体在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之后，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来明以这36个经济体中的11个（阿根廷、智利、捷克、希腊、匈牙利、韩国、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拉圭）为研究对象，归纳了它们转型成功的基本经验，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首先，产业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转型升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是各经济体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基础。其次，从引进成熟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动力。第三，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是这些经济体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条件。第四，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是它们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保障。第五，以市场为基础，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第六，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它们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社会基础。第七，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具体到亚洲地区，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被公认为是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先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标准，日本1978年人均GNI达到7330美元，当时就已经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到1997年金融危机，其发展才慢慢放缓。新加坡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持快速的增长。1970年新加坡人均GNI仅960美元，到1987年就已进入当时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989年人均GNI达到10300美元。韩国经济发展比日本和新加坡发展稍晚，但于1992年人均GNI达到7700美元，进入当时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995年达10800美元。

相比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则不同程度上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四国中经济条件最好的马来西亚，早在1973年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人均GNI为600美元。但进入八十年代，其经济增速迅速下降，2014年人均GNI达到10660美元（当年高收入经济体标准是人均GNI高于12375美元）。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三国的人均GNI在七八十年代均达到四五百美元，到2014年增加到三千至五千美元不等。

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姜文辉对上述过程的总结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跨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后，通过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国内产业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则在迈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不能及时从以要素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从而导致产业升级困难，先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说引发国内学界热议之时，即有社会学者集体著文指出：

“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好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并未陷入停滞，改革和转型的进程仍在加速。2020年，面对肆虐的新冠疫情，中国甚至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但这不等于中国可以自满，我们仍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来明提出七个方面的对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一些学者的具体建言分别涉及改革和发展的质量保证、稳健性和成果分配上的公正性。

如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学者胡晨沛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国际比较显示，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情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未来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与其合作者认为，如果仅以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为标准，那么中国将在2023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这其实低估了中等收入陷阱所蕴含的风险与挑战：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使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20%以上。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与其合作者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期，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文科生问题……

就上述工作论文中提到的“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4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上海表示，发展中国家文科生很多，同时经济发展普遍不好，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这些年人力资本理论非常盛行，尤其世界银行、国际发展机构等都让发展中国家大量发展教育，但是理工科的发展教育成本非常高。所以要快速发展教育，就要大量设置文科科系，因为成本低，进而文科生多。”

参考资料（仅列学报论文）：

胡晨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探析:生产要素视角的国际比较》，《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张来明：《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与思考》，《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刘哲希、陈彦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兼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2020年第10期

袁易明、徐常建：《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是否影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5期

姜文辉：《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经验与教训》，《亚太经济》2016年第6期

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改革》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