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是孰非话当年，看“接盘侠”张作霖如何染指金融

原创 刘磊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刘磊

近年谈及民国时期东北地区重要金融机构之一——边业银行，金融史家多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诞生于皖系、幼养于直系、壮大于奉系”，其中直、奉之衔接，则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边业银行天津分行负责人章瑞廷以一块银洋的代价，借交易之名行赠送之事，将边业银行归于奉张名下为史实依据，仿佛这家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乃是东北张大帅的胜利果实之一。笔者近日查阅到1924年奉天省长公署电文若干，其中涉及接收边业银行的部分内容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隐隐地勾勒出奉系军阀集团在战争胜利后，呈现出的微妙关系和内部矛盾，为后人研究边业银行的发展脉络，增加了一点历史资料。

边业银行旧址

奉天来电

曹家花园

放下电文，推开窗户，杨宇霆望着落了雪的假山和冻了冰的湖面，暗自琢磨着王永江电报里的每个字句，也在思索着自己应该如何处理，毕竟他知道张作霖这次对接收曹锟的边业银行是真动了心。

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总参议的杨宇霆，随着占领天津的奉军入城后，就一直住在位于今河北区五马路的曹家花园——即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天津的宅院，也是东北大帅张作霖最为喜欢、甚至在奉天（今沈阳）城里建了个山寨版的建筑群落。因此，奉天省长兼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在电文开头才说“天津曹家花园杨总参议邻葛弟鉴”，把地点写得如此详细，说明他对奉军在天津的种种动向了如指掌，也为后面要谈的正事作了铺垫。王永江告诉杨宇霆，他从张作霖的亲信、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彭贤处听说“接收边业银行系总司令自己之私营业”之后，感到大为不妥——“细访各种情形及关系，将来恐有大累”，并且进一步认为张作霖此举实属不智——“虽为总司令自己之营业，然顾目前之小利而忽后日之大害，亦不忍不言”。

从上述王永江的电文中可知，他坚决反对奉系集团接收边业银行，对张作霖打着“私人名义”的旗号接收颇为不满；他认为边业银行将来恐对奉系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他非常信任杨宇霆，将肺腑之言如实告知。从若干史料观之，王永江其人精明强干，心思机敏，尤其善于管理财政，他从奉天省城（即沈阳）税捐局局长做起，在奉系崛起后又历任奉天省（今辽宁省）财政厅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等职，是张作霖身边股肱之臣，特别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张氏大败而归、奉天局势动荡之际，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以一己之力整顿东三省财政沉珂，整合各个金融机构，使得张大帅治下的白山黑水财政状况迅速好转。然而，谋事与识人这两种“酷炫技能”，毕竟难以合为一体，王永江此时致电杨宇霆，希望阻止张大帅接收边业银行一事，从今日看来颇有点儿“猜到了开头，却没料到结尾”的味道。

各怀曲衷

张作霖与杨宇霆

驻守奉天的王永江为了边业银行接收的事忧心忡忡，电文中言之谆谆地提醒杨宇霆，“金融关系之事，非利即害，不能两主，待害已见端即无法收拾，不可不慎也”。其实，王省长忘了一件事，津门诸公个个心生七窍，大家都在考虑自己那点儿事，也都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包括边业银行。

聪明人——章瑞庭。在张作霖接收边业银行的过程中，章瑞庭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操盘人物。此时的京津一带已经是奉系天下，而边业银行因大股东曹锟的垮台而遭到致命打击，各种业务已无法继续开展，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兵荒马乱的局面，对于某些人来说恰好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章瑞庭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天津商界著名的实业家，有头有脸人脉广；他轻财重义广结善缘，曾经为张伯苓的南开中学捐建楼宇，即现在天津南开中学的瑞庭礼堂；他创立的恒聚德军衣庄承揽了奉系东北军所有的军用服装生意，与奉系高层经常把酒言欢；他还是张作霖的远方亲戚，即使此“章”非彼“张”，但终究比一般人亲近些。因此，虽然边业银行的总管理处远在北京，虽然章瑞庭只是边业银行天津分行的负责人身份，但他还是凭借着商人特有的精明，看准了张作霖有意染指边业银行的心思，遂采取主动迎合的姿态，以兑让的方式将边业银行献给了张作霖。

接盘侠——张作霖。从接手后对边业银行的运用和管理等问题上反向观之，张作霖显然并非只顾小利而忽视大害的憨头，而是一个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比王永江考虑得更为周全的人。首先，张作霖从1916年4月出任奉天省督军并兼任省长后，其执政过程一直与奉票毛荒、挤兑风潮等金融危机相伴始终，他对金融机构与政局稳定的相互关系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故其不会为了所谓的个人私利甚或面子好看而去碰一个烫手的山芋。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东北经济遭受重创，东三省官银号独木难支，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并非奉张嫡系，故张作霖应该是将边业银行作为未来稳定东北经济的金融支柱纳入怀中的，并非其次，张作霖需要平衡治下文治派与高级将领的关系，他为了维持统治稳定，同意王永江对军方可以随意支取军费的金融机构进行整顿，于1924年7月将东三省银行、奉天兴业银行合并到东三省官银号，统一了金融管理制度。此举，可谓动了奉军高层的奶酪，引起诸位将领的普遍不满，故张作霖此次以私人名义接收边业银行，与儿子张学良一同成为大股东，既可以让他倚重的军中弟兄有个方便支钱的渠道，又能够顺势脱离王永江手下财政厅的监督——张作霖任命的官员总不敢来查大帅的私人银行吧。当然，边业银行脱离省府管制一事，也是王永江最为担心的问题，

小诸葛——杨宇霆。此时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心目中的位置与王永江差不多，属于左膀右臂式的重要人物，但在对待接收边业银行一事上，他的态度却与王永江南辕北辙。杨宇霆比王永江更为了解张作霖的为人处世，毕竟他几年前曾经因“勾结外援，内树党羽”的罪名被大帅一撸到底，这次属于重新启用、戴罪立功。王永江在遇到张作霖之后，他的仕途太顺了，波折虽少，但也失去了多角度观察大帅的机会，对于此次张氏铁了心要接收曹锟名下的边业银行并徐图将来的打算，理解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杨宇霆完全不顾王永江“请与汉卿商之”的建议，全力支持张作霖的接收举措。另外，杨宇霆毕竟是奉军高级将领，他必须站在军队的角度思考问题。王永江借整顿经济的名义，将东北诸多金融机构划归到省府下属的财政厅，对于习惯了在银行里“借钱”用于军务的东北军将帅来说，确实是“断了财路”、“坏了规矩”。杨宇霆明白张作霖要以私人名义接收边业银行的初衷，晓得这件事对于他麾下的军队系统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利好，故其倾力促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最后，八卦一下，杨宇霆与边业银行的创始人、皖系著名将领徐树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步科同学，两人私交深厚、惺惺相惜，均为北洋将领中后来居上者，还曾经联手搞出过秦皇岛劫持军火这等惊天大案呢。

谁是赢家

接收边业银行信函

新边业银行筹备处在得到北洋政府财政部第777号指令核准后，于1924年12月10日办妥了所有的接兑手续，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500万大洋的股本，成为该行最大的股东和实际控制者。杨宇霆是否将王永江的谏言如实告知张作霖，张学良是否知道接收过程中的这个插曲，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准确答案，后人如欲一窥究竟，便只能从散落的史料中去推测了。

1925年3月底，距离张大帅的边业银行在天津法租界巴黎道该行原天津分行旧址重新开张营业，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3个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写了封公函，要求在奉天设立分行。虽然张作霖让儿子张学良作了新边业银行的董事长，但少帅公务繁多，根本无暇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看账册，故这家推到重来的金融机构具体管理者便是上述联名的姜得春、彭贤和梁质堂，而他们与大帅和王永江都有很深的渊源。

天津边业总银行总理姜得春，辽宁海城人，与张作霖有同乡之谊，故算得上是张氏亲信，他先后担任了海城商会会长、奉天全省商会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姜得春也是王永江颇为认可的人物，他一直在奉天兴业银行供职，东三省官银号合并该行后，被王省长从总办的位置上调任官银号长春分号总办；天津边业总银行监理彭贤，其父与张作霖是换过贴的把兄弟，自己则做过大帅最重要的私人产业——三畲栈的监理，甚得张氏信任。王永江对彭贤同样有提携之恩，将其从东三省官银号帮办提拔到总稽核的位置，进入了机构的决策层；天津边业总银行协理梁质堂，是张作霖亲自任命的东三省银行总经理，但他也是王永江整顿东北经济诸多举措的坚决拥护者，东三省银行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后，被王省长调任至河北分号担任总办。

不论张作霖是否知道王永江的电文内容，但他为了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必须要想办法维护社会稳定和军队稳定，从新边业银行的日常管理层就能够看出，既要对大帅本人忠心耿耿，又要精通金融运作并能够得到王永江的认可，毕竟打仗争地盘的费用还需要有人张罗。至于杨宇霆对王永江电文所提之事的态度，张作霖还是蛮受用的——文武不合，便都需要争取他的支持，这点儿驭人之术老张还是懂的。

后话二则：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高层对新边业银行给予厚望，确保其准备金充足，纸币随时兑现大洋，故信誉良好，“商民乐意使用，不仅畅通在东北境内，即在津沪及山东等地也广为流通。”

1927年，辞职归乡的王永江病故于辽宁金州。7年后，蒋介石向张学良问起其父与王永江失和一事，少帅认为皆因总参议杨宇霆从中挑拨所致。

原标题：《孰是孰非话当年，看“接盘侠”张作霖如何染指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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