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经验”｜姚大力：在思想的云端参问真知

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九讲傅杰邀请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姚大力。姚大力著有《追寻“我们”的根源 : 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意识》《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方民族史十论》《漠北来去》《读史的智慧》等。

姚大力在讲座现场（点击图片可查看“我的读书经验”系列文章）

与前几次来“回顾”讲演的陈尚君老师、虞万里老师等嘉宾相比，我既没有等身的著作，也没有励志的故事可谈，所以答应邀请后就一直在想打退堂鼓。但离约定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开不出返悔之口，犹豫再三还是只好来了。如果各位对我今晚的发言十分失望，那我只能为你们即将感到的失望而预先道歉！

我打算分两个部分讲讲自己的读书生活。前一部分是我读书的经历，借用一个时髦的语词叫“阅读季”，实际上就是我曾经历的三个读书阶段。后一部分会谈几点读书中的体会，不敢说是经验。因为经验是可以复制的；而我的那些体会多都形成在无意识中，只能算是在今天回想时才看得稍微有点清楚的“后见之明”。

影响我一生的三个“阅读季”

现在回想起来，有三个阶段的读书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一个阶段可以追溯得很早，是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时；第二个读书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下乡插队前；第三个读书阶段，是从读博士一直到毕业后的十多年（1980-90年代）。

在自学中体验“精读”

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我读书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自学，即赶在学校的授课进度之前，通过自主阅读一两门课程教材，事先把书里讲授的内容从头到尾自学一遍。因为学会了这一点，我后来得益很大，而且是一辈子得益。

我开始自学，跟父亲有点关系。他是工程师，1940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属于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里上海最好的几个造纸机械工程师之一。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对知识分子发放一点特殊营养补贴，最低一等发的是黄豆票，可以按月凭票购买一两斤黄豆。他就是“黄豆级”知识分子。1950年代之前毕业的人，各方面的素养训练是比较全面的。尽管不是文科出身，他的古文底子却很好。我到云南插队时，写回家的信里，常会有许多自己觉得新奇生动、但拗口而不通顺的句子。记得有两次，父亲把我信中的内容按照语法上十分规范的表达方式全部改写一遍，再寄还给我。后来听妹妹说，母亲为了这件事还和父亲吵架，怕我写给家里的信因此会越变越少。

那时候，父亲以赛跑作譬喻开导我说：“如果你与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最多也只能跑得和他们一样快，那么当你提前几秒就起跑时，凭藉同样的体能，你就可以始终都毫不吃力地跑在其他人前面”。他让我试着每天自学算术课本，读懂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做完附在每个教学单元之后的全部练习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进度要求，但总之要我每天往前走一点。晚上睡觉前，我要把供自学专用的作业本放在他的床头。他基本上天天都会检查。每隔两三周，针对从我的习题演算中反映出来的某些认识障碍，他会在周日（那时七天只有一个休息日）花一两个小时给我讲一次。有时他还要增补书上没有的某些新内容。例如他会拿一块洗衣皂，这边切掉一刀、那里削去一角，然后一次一次地让我画出肥皂被切割后的各种平面透视图。

因此，我大概从三四年级开始就一直比别人先走一步。这使我在学习上主动了许多，听课时很容易一下子就发现，自己之前在哪些地方其实还没有真正弄懂。就这样提前一点，再提前一点，到小学高年级我就在自学初中课程了。读过的那些教材，如《三S平面几何》，还有想不起书名的代数课本，都是父母读书时候用的。我学英文，很早就开始查阅语法书，用的是英汉对照的《纳氏英文文法》，也是老书。到了暑假，父亲还让我读线装《古文观止》《左传》。每天晚上等他回来要给他背一段。所以说，我基本上是在父亲的督促之下掌握自学的。

《纳氏英文文法详解》（图片来自布衣书局）

刚进高中，我就迷上了旧书店。不是去淘书，只是到里面乱翻；但体验的是与后来淘书同样的快乐。我住在徐家汇，高中开始有了一辆自行车，就经常去逛福州路的旧书店，那里的外文书店最令人神往。虽然经常连书名都看不懂，但在里面毕竟见识了很多著名的原版书的模样，原来对它们或者仅闻其名，或只是通过汉译本才对它们略知一二。当时就不断有一个念头从心底冒出来：如果哪一天我能流利地看懂这些书，那该有多好啊！有一本书让我印象特别深，是我和一位同学两个人差不多每隔三两周都要去翻一翻的。那是一本讲医治淋病的英文书，里面有极多显示患者皮肤大面积溃疡的照片，看得浑身汗毛都能竖起来。我们怕这本书被别人买走，于是把它从医学类书架上取走，插入另一个类别的书籍之中。现在上海的旧书店很少了，外文旧书店更已几近绝迹。旧书店标志着一种城市品味；旧书店里陈列的是什么样的书，更标志着那个城市的品味。缺少这道风景线，对爱在旧书店消遣的读书人是一种难以泯灭的深层遗憾。当你在東京、波士顿的旧书店里窜进窜出时，这种遗憾突然会变得非常强烈。  

调入复旦之后，我其实也有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淘书时光。那些年，同济大学图书馆开出一个不大的专间，叫“亚洲之桥”。里面堆满了从美国运来的各色捐赠旧书，由中国出运费把它们海运回来。这些书未经整理，所以也没有分类，就胡乱地堆放在书架上。正因为来不及清理，所以任何一个专业的好书都不易被抢在前面的某几个专家“席卷而去”。大概每隔个把月，我就会花上大半天时间，像捡垃圾一样去那里淘一淘，能淘到很多好书。比如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册》《剑桥伊斯兰史》、布罗代尔的《日常生活史》等。即使后来涨价后，买一本厚书一般也不过百元上下。这样的幸福，在当今上海已经彻底找不到了。

上面提到的自学方法，其实就是一种训练精读的方法。我们都知道，读书分精读和泛读。不少人虽爱读书，却可能缺乏必要的精读训练。这里说的精读，是要循序渐进地把书——无论它有多长——读到能透彻地把握它的整体结构、全部内容、基本结论，它讨论问题的基本理路，及其层层推展开来所有基本环节、基本论据，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细节，乃至全书解释框架的内部逻辑与建构特点，并能随时将自己“记忆文本”中的所有重要信息都熟练地调拨出来。这样才算是把文本内容完全吃透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阅读者必定完全同意文本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人生短暂，我们一辈子能精读的书总是有限的。所以对如何选择值得精读的书目，必须十分谨慎。但另一方面，又只有学会了精读，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在速读、泛读、跳读，甚至随便翻翻时的学习效果。以下在谈到“写读”法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精读问题上来。

我的精读能力，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培养起来的。

狂读翻译小说，练就“速读”

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参加过任何红卫兵团体，一直当“逍遥派”。开始是想参加而没有资格；后来是人人都可以拉起一支造反队伍，又觉得没有意思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下乡去插队的这段时间，我狂读了一阵外国翻译小说。小说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小圈子，里面有一些作家的子女。那个圈子里开始一本一本传阅外国翻译小说，好像主要是从艾明之家里流出来的。我并不属于那个圈子里，但因为跟其中的一个人比较熟，他会节省出一点时间，把传到他手上的书转借给我看。每本书在一个人手里最多能停留两三天时间，还需省出点时间分给自己的好朋友看。所以通常一人能轮到半天、最多一天，有时甚至只有一个晚上。我在那时就体会了“资金链断裂”的味道。从我手上借阅的那一串朋友中若有人拖欠，我就会受到追逼。借书给我的人有时还带上他们那个圈子里轮到在他之后读这本书的人，一起坐等在我家里，等着我出去把拖欠的书追回来。那段时间，我一听到或看见有两三个人在往家里走，常常就十分恐慌。

有时候还会闹出更令人尴尬的事故。记得曾有一本讲述如何从事跟踪和侦探的书，在我的“下家”那里被他的一名自称在公安局工作的邻居没收了。他说那是一本“禁书”。费了无数口舌、求了不知多少情，就是要不回那本书。我为此得罪了好几个朋友，有几个星期拿不到书看。

那段时期，我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有少数印象特别深刻的段落，现在还能回忆起来。比如马克·吐温一部作品里面有这样一段：“月亮升起来了，高高地行驶在一片纠结如网的碎云中。阴暗的河水在行云遮掩的月光下微微发亮。四周充满了一片静谧”。后面几句已背不出来，大概意思是说：从远处传来的河水流淌的潺潺之声，不但没有打破这片静谧，反而使它加深了。还有普希金《杜布罗夫斯基》里的一段：“口哨第三次响了。‘您要把我毁灭了！安娜·彼得罗夫娜’，杜波罗夫斯基喊道。‘您究竟爱不爱我’？‘爱’！可怜的美人轻轻地说”。这样的段落，在当时都看得很感动。我会把它们抄下来，自然也就背出来了。

《杜布罗夫斯基》

到那时为止已出版的几乎所有外国翻译小说，我差不多都看完了。回想起来，自己脑子里那些人性论、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独立思考等等思想观念，主要就来源于那时受到的薰习和潜移默化。当初自然还不太明白，从人性论出发去批判现实社会，几乎是历史上所有伟大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有人会问，那么浪漫主义呢？浪漫主义是要超越现实的，因此对现实当然也是不满的。所以，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基本态度都是批判的。反过来说，曾有过颂圣颂成了伟大文学作品的吗？再伟大的时代，如果只准歌颂，容不得批评批判，也是产生不出真正伟大的作品的。

读这些西方翻译小说对我产生的“负面”影响，直到现在还表现在我的文字书写里。我写的句子都非常长，总觉得用一个短句子还不能把意思确切表达出来，这里要加一点限制，那里要加一点修饰，最后把一个短句子变得很长很长。每次写文章，我都有意识地想把长句子断开，但习性养成后确实很难改。读博士期间，有一次得到通知，要我去导师韩儒林先生家一次。韩先生把我的一篇作业摊在桌子上，对我说：“你吸一口长气，试试能不能把你写的这个长句子念完？”他疑惑地问：“你的文字怎么会这么欧化？”确实，韩先生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但他的造句通常很简短。这是我的一个弱点。在这一点上我还很佩服冯友兰先生。他写的文章，句子也都很短，却能用一连串非常短的句子讲哲学，表达非常复杂的意思。

我在南京时有一个朋友，是神学家丁光训的秘书。她有时需要把丁光训起草的英文讲演稿翻译成汉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自己不直接把它写成汉文讲稿？那个朋友说，因为丁光训觉得自己写汉文不如英文写作那样流利，所以宁可先写成英文，再按别人的汉译稿去作中文演讲。我读过他的文集，他的汉文写作水平其实很高。老一辈先生对书面语文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见。

从读书的角度来说，这个阶段又让我学会了另外一种读书法，就是速读。速读和精读其实是有关联的，没有精读的训练，就很难学会速读。对精读有了比较充分的体验后，想通过速读来尽快把握文本的整体意思，就比较容易了。前一个阶段的精读实践，尽管不太自觉，无形中为锻炼我速读的能力打下了基础。

单凭兴趣、毫无计划地读书

我是1970年代恢复研究生教育后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与我一起读博士的人，大多读三年就毕业了，很可能只有我，读了整整六年。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那六年里，因为韩先生过世，我不得不更换导师。南京大学在当时还没有其他能指导元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因此我和同届的刘迎胜需要转学。韩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关系一直很好。谭先生给南大元史研究室写信，提出韩先生的两个学生可以转入他的门下。但是这需要把我们的学籍关系完全转到复旦，南大有点不愿意。此时，在北京的翁独健先生也愿意做我们两人的指导教师，并且学籍还可以继续保留在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意了。当日元史界有所谓“南韩北翁”的说法。我们就这样有幸成为他们两人的共同弟子。

更换导师三年之后，我仍没着手写毕业论文，而翁先生又过世了。于是我去找接续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蔡美彪老师。他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是辽、金、元史，与我所熟悉的老师们都是联系密切的好朋友。蔡老师对我说：“你已经有过两个导师，不需要再找导师了。赶快把论文写出来吧，等答辩时由我来做你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翁先生去世后一年，我匆匆忙忙把毕业论文写出来，也通过了答辩。

蔡老师今年一月份刚刚过世。他是一个秉赋和眼界都很高的人。他对我的学位论文不太满意，但没有直说。在答辩过后坐车去吃饭的路上，他说：昨天晚上我本来打算把你的论文再看一遍。但你的论文到底不如某京剧演员的戏吸引人，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读论文，选择了看戏。他指的是当晚北京电视台播出的一部戏；如果没有记错，戏目好像是《拾玉镯》，他提到的演员记不起来了。其实我自己对那篇毕业论文也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拿出来以著作形式发表，只在二十多年后编一本论文集时，才从里面挑选出七万字，作为一篇文章收入集子。

现在大家对博士论文的看法，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实按照最初的规定，硕士论文的篇幅是三至五万字，博士论文七八万字也就够了。当学位论文写作者对自己工作的学术原创性越来越没把握，就会越来越依赖于用工作量去充数。如今硕士论文一般都写到七八万字，博士论文不到十五万至二十万字，没有几个人敢拿出来。

而老一辈人对博士论文的看法就不是如此。韩先生那辈人在五十年代末，曾按苏联制度带过几批副博士研究生，但后来因为与苏联闹翻，未再对他们实行副博士制，毕业时没有授学位。其中就有一个学问极出色的陈得芝，也是我的老师。我们刚入学读博士时，他是副教授。陈老师后来对我说，他当时曾盘算过，如果有必要就再当一次韩先生的博士生。他甚至连博士论文的主题都选好了，是为元代蒙古高原的驿站和驿道。他心目中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后来发表的《元岭北行省驿道考》；一篇很难做的文章，但上下两篇加起来一共也就四万字左右。这就是老一辈人所心仪的博士论文，关键是要有“干货”。回过头想想，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变味儿了。

从我读博士生到后来在南京大学工作的那段时间，是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极其振奋、令人怀念的一个时代。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大学，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一批文理科的大师；除了我的导师外，还有陈中凡、高济宇、任美锷、魏荣爵、戴文赛、何如、王绳祖、范存忠等，程千帆、陈白尘则是匡亚明校长礼请莅校的；而孙钟秀、曲钦岳、周勋初、徐家福、龚昌德、陈得芝、闵乃本等一大批正在上升的新的星座，在当时还算年富力强的中生代。那时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先生们，我们大都很熟。因为整个学校招的研究生数量有限，78届硕士生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人。1981年开始招博士。记得何如先生连着几年招不到学生。他为法语专业的考生出的考试题，竟是把《诗经》章句翻译成法文。研究生处为此干着急，却无法说服他降低试题难度。

当时，这些老一辈的学术巨星被称为“老先生”，新进来的研究生们被叫作“小先生”。 “老先生”和“小先生”之间更容易结成像祖孙辈那样的亲密关系。我们因此就好像身处一个群星灿烂的气场中。在校园小路、办公楼道、电梯内、操场上，随时可以碰到这样的巨星。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标识了一座山峰。他们的一丝微笑、一个会意的眼神，都可以让我们在心中兴奋半天。除了会见外国访问者，他们很少西装革履，穿得看起来邋邋遢遢，中山装领子皱巴巴的。但你能透过再平易不过的外表感受他们内心轩昂不凡的气宇。处于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等于每时每刻都在无形之中接受熏陶。斯人逝去，也带走了这样的气场。他们是留在昨夜星空中的最后一抹晚霞。我比你们幸运，因为我看见过那道晚霞。

1980年代，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合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图书馆内的西日文书，都是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图书馆寄过来的。我们想检阅的所有西方研究中国的著作，几乎都能在那里面找到。不夸张地说，两个月前在美国出版的书，两个月后就能出现在中美中心的书架上。在这种条件下拼命读书，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思想冲击。

那个时候各领域里的名学者来做报告，我也都会去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钱致镕在报告里说：他一走进中国大学的实验室，就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冲动。一是拆光所有已连接好的实验设计线路，另一个是动手把详详细细地规定着实验步骤的实验手册全都撕毁。他说，学生没有动手的能力，是因为他们老是照着实验手册和已有的设计模式做实验，实际上等于没有做。这让我印象很深。但当时我心里在想，学校穷，承受不了学生自选动作可能带来的巨额耗材费。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这时你会黯然觉得，“人穷志短”这句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读博士以后第一本打开我脑洞的西方中国史研究著作，是墨子刻的《清代官僚体系的内部组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墨子刻后来还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大家或许知道，叫《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据说，李泽厚在看这本书时曾边读边敲着桌子击节叫好。

《清代官僚体系的内部组织》

为什么这本书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呢？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影射史学”走出来。所谓“影射史学”，即为了攻击周恩来，就说“孔子摆动着微微向上勾起的右手臂”；要攻击邓小平，就骂梯也尔是“狡猾成性的小矮子”；要搞臭瞿秋白，就批李秀成自述。当时有一个学者叫戚本禹，可以说把影射史学的水平推向了极致。从写作角度看，他的文字可以朗朗上口，极有文采和震撼力；而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也被他发挥到极点。大批判的文章，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像他写得那么好了。各位如果想品尝一下当日文风，有两个人的文章应该看一看。除了戚本禹，另一个是擅长写颂圣文学的刘白羽，写颂圣文学写出了最高成就。可是现在还有谁想起他？

到那时，我们当然都已明白影射史学不是正道。既然如此，中国的历史研究该往哪里走？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回到实证史学去。中国史学会选举理事，据说我老师获得的选票数目高居前几名，反映出人们对实证与考据风格的推崇。但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学者型作家张承志却声称：十九世纪如日中天的实证主义史学，势将结束在白寿彝和张承志自己的研究生生导师翁独健的时代。他把这两人称为实证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的殿军。他描写自己对实证史学的厌恶，说一接触这样的学风就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他反问道：难道从“注明页码的史料”中，真能找到触动灵魂的深层感受吗？他认为，只有“对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才能用来解读神示、感应与直觉，解读“难以捕捉的朦胧的逻辑”。他的学术敏感是对路的，新史学确实已经不能继续靠实证主义带路前行了。可是诉求于心灵感应与神学叙事，真的能把中国历史学从它已感受到的当日困境中解救出来吗？

除了实证史学，那时还有一股思潮，提倡采用自然科学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来改造历史学。还有人主张对中国历史上不可胜数的农民起义数据作量化处理，像测定地震的震级那样给出每一次暴动的强度指数，以便把编成的数据系列与长时段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其它数据系列作关联性研究。然而，史料虽记载了数不清的“为乱”、“为盗”、“为寇”事件，却大都语焉不详，如何可能去测定每一次事件的“震级”？把自然科学方法直接用于对文献史料的处理，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影射史学既遭唾弃，实证史学已入强弩之末境地，以三论带动史观更新也靠不住。那么中国史学到底该往哪里走？就在这样的困惑中，我偶然接触到墨子刻的书，一看就被深深吸引了。

本书认为，专制君主官僚制的直接控制对象是国家和社会，但这架机器本身也需要保养、维系、协调和控制；而此种维系、协调和控制的任务，就是由它的内部组织来承担的。在此之前，我们读到的有关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史，都是基于“百官志”对权力分配的记述来从事静态的描述；而这部书则着意于在权力运作的动态过程中对制度、政治文化、道德约束、不成文法、个人行为、治理效果等多层面间的复杂互动进行考察分析。社会科学的各种观念、理论、方法论要素，都被作者交织贯穿在他对历史的论述里。

中国史研究的此一新范式，集中体现在施坚雅在1964年喊出的一句口号“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里。他说的“中国研究”，是指被人类学、经济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全面浸润或渗透的新史学风气，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融合。这时候我们正在大搞“四清”、大搞阶级斗争，完全丧失了对外部世界学术动态的敏感和关注。

事实上，我们错过的还不止这件事。1980年代末，我们又错过了发生在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场意义重大的反思。1989年7月14日是两百年前“大恐怖”启动的日子。它被今天的法国人称为“谋杀的节日”。那天的法国《快报》周刊把一道民意测验题登载在封面上：“罗伯斯庇尔有罪吗？”提问背后的涵义有很多：他对大恐怖应负何种责任？如何看待路易十六被处死事件？1789年是否意味着1793年的必然到来？……

“中国研究万岁”所提倡的，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的融合。紧接着席卷而来的，又是各种宏大的人文-社会理论在人文学科中的复归潮。人们重新发现，不能听任人文学科走上全盘“社会科学化”的道路。历史学分析的是活生生的人和人际关系，那是不能简单化地用社会学概念中的角色分析，以及对角色之间的互动模型的分析来替代的。比如婚姻问题，在分子生物科学家眼里，这主要是一个配种，即基因交流与基因传播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会说，这是一个社会结构与社会对流的问题；法学家甚至以为这是离婚和离婚后财产分割的法律问题；只有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才会说，婚姻问题就是爱情问题。

Q·斯金纳主编的《宏大理论在人文诸学科中的复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一书，一本由BBC电台上的讲座稿汇集而成的书，很集中地反映了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在这一波潮流中的反思。

《宏大理论在人文诸学科中的复归》

总之，对于西方学者在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所从事的理论探究，中国学生有太多的阙闻需要补课。这是我在第三个读书季的主要修习内容，不过当时对这一点并没有那么清醒的自觉，只是感觉样样都如此新鲜，吸引我捧起书来尽情地读。大概有十来年，我就这样单凭兴趣，有点带着盲目性地找书读。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正好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十多年信马由缰、只为满足好奇心的读书生活，真是太幸福了！也托那个时代宽容的福。我长期拿不出好论文，毕业十多年后还是副教授；但是自己并没有心理负担，别人也没有因此看不起我。

像这样毫无计划地读书，到底好不好呢？

只要能真正看进书里去，不见得不好。因为说到底，人不会真的不加选择地抓起哪本就爱读哪本，而且还一直读到底。在“想看”或“不想看”的一念之间，其实有一种从直觉导出的兴趣或兴奋点在起作用。表面看来，一个人前后选择过的书散乱而缺乏系统性，实际上那些书可能正在从各方面充实一个与阅读者的学术个性正好相符合的特定知识结构，只是在意识中没有那么明确地被呈现出来而已。

后来我发现，自己当年看似漫无目标地读过的书，竟然大都在以后的研究中派上了用场。这就像是过去无意中向水里乱撒下去的网，日后无论把哪一张拉将起来，里面居然总是有大鱼可捞。不过，虽然说这样做也很好，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这就像在孵化发芽豆，一孵十来年，若真孵出来了，可能是一棵壮豆芽，但更多的可能是被孵成了烂豆芽。我没有被孵烂，只能算是一种幸运。走这条路确实是有点危险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尤其是我自己带研究生之后越来越认识到，我这段经历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孵化发芽豆，可能不需要像我那样一孵十来年。但我觉得，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有这么一段孵发芽豆的时间。现在培养的博士，其实并不“博”，而是某一方向上的“窄士”。三四年写论文的时间，只够围着论文主题团团转。因此一跨出与毕业论文的主题相关的狭小天地，他们很可能变得知之甚少甚浅。一个人博士毕业后看似已有足够的独立工作能力，但他的这种能力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博士读出来以后，都还需要有一个集中进行智力再投资、重新充电的时期，促使他从“窄士”变成真正的博士。

所以在刚获得博士学位、进入专业领域的人面前，通常有两条发展的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围绕学位论文的主题打转转，把这个主题当作自己此后学术的拓展中心，修修补补，跬步寸行，甚至半辈子都摆不脱这个中心的引力，像在做一个始终纠缠着自己的噩梦。另一条路则是登高望远，基于已有积累，重新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规划一片更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要求博士研究生在通过论文、毕业离校后若干年中，再写出一篇讨论主题与学位论文完全不同的“小论文”，才能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但听说这个制度近些年里也开始软化了。学术高标准随商业全球化的浪潮而被拉低，似乎是一种无间中外的普遍趋势。

面对这两条道路如何选择，是一桩两难之事。不肯再孵发芽豆，那就没有豆芽；真的把自己摆进去孵，又可能孵成一棵烂豆芽。拿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各领域来说，我认为，今后的合格学者至少必须懂两门外国语。一门当然是英文，国际通用语言；另一门是日文，因为我们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实在不可置之不理。学外语是一种代价很大的基本投资。年轻学者能够排除考核指标和来自家庭生活方面的各种干扰与压力，再义无旁顾地蓄养学术根基吗？

所以我说，自己走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幸运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再要像我从前那样行事，可能环境也已经不允许。现在的学术江湖已变得不太仗义，三五年不出有影响的成果，你就被淘汰了。但是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固守“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的旧训，可能也是十分危险的。手脚都不曾舒展开来，就急于走上缺乏后劲的“跬步”，哪怕辛苦积累一辈子，我看也行不到千里之远的。

我读书的四点“后见之明”

接下来我要讲的四点读书体会，之所以叫作“后见之明”，因为都是经事后才慢慢领悟、慢慢琢磨出来的。

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是说读书首先要跟着使你快乐的感觉走。因为人只有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才读得下去。

古人关于读书的议论很多；但具体讲读书之乐的却不多，甚至少到惊人的程度。津津乐道者，大都不是乐在读书，而是乐在通过苦读求得“洞房花烛”、“金榜题名”。比如以下这首诗：“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他年金榜题名后，方信男儿要读书”。其中表现的，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读书观。励志求学的典故和成语不少，一讲到读书本身，诸如“握锥”、“投斧”、“照雪”、“聚萤”，无非一脸苦相。读书要读到用锥子刺大腿，把头发吊在房梁上，还说书中仍有趣味在，不是鬼话又能是什么？ 

《实验心理学》

说到中国人读书重实用，让我想起从前买《实验心理学》（曹日昌汉译本）的一段往事。这本书大概是1965年刚刚翻译出版的，运气不好，很快就碰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只能堆在书库里。1969年我到云南大理去插队，竟然在那里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书价十六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价。我原想鼓动分配在上海工厂里的一个朋友买下来，自己可以先看几天后再寄给他。于是写信问他买不买。他先是说要买，但第二天又追着来一封信，说还是算了，“想想要大半个月的伙食费，手就有点软了”。纠结了好几个月，每次进城，总要去张望张望，看它还在不在架上。最后我还是自己把它买了下来。

我买这么贵一本《实验心理学》，在当日知青里面变成一则轶闻。后来从长期派驻在我们插队所在县城的上海慰问团传出对我的评论说，姚大力这个人不太好，喜欢控制人。我听到后十分迷惑，自己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控制谁呀！慰问团对我的这个印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天长日久，我突然想明白：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买过那本书。想学心理学，就是为了控制别人，这对他们可能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推理。中国人读书最重功利性，我也算间接吃了这个习性的一次冤枉亏。

朱熹倒是认为，人读书必须要喜欢，才读得下去。他说：“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是爱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碗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在没有读过朱熹的人眼里，说他是老古董还算轻的；他一直被看作是用三从四德、“失节事大”残害中国妇女的刽子手。但读过《朱子语类》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极其善良、和蔼与博学的老头。不过他上面这句话里，也未具体言及读书到底如何快乐。

现在我要引欧阳修的一首诗《读书》，其中对读书之乐总算是说得比较具体了。简言之，他认为读书之乐，在于从众说纷纭的反复缠斗中杀开一条血路，从而把握文本所包含的真谛。文长不俱录，只抄写最后一段描述在阅读义理之争的紧张中逼近的解之快感：

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兵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  

对这首诗，清代文史学家李慈铭评曰：“读书一首，始言读书之乐，中言仕宦不暇读，而终之以乃知读书之乐无限。前后照映，文亦甚妙”。

欧阳修和李慈铭笔下的读书之乐，若与下面这段话放在一起看，或能更明白：

古今书传，错杂淆讹。加之支辞曲说，转益晦味。学者心力有限，虽复探索深苦，终未必得其真。是所贵于阙疑者，……盖有待也。是故有读前人之书而始识后人之说者，有读后人之书而忽悟前人之意者。神理之相契，情貌之相参，不召而自来，不援而自合。积累久之，所触愈多，所见愈的。有所谓不思而得，如鬼神之告之者。此读书之乐也！（清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6，“读书之乐”。）

有人就此总结读书之乐，是“一览而悟，心目俱朗。读书之乐，莫乐于此”。这里所谓“一览而悟”，我要给它加一句注云：无百思不解之惑，即无豁然贯通之乐。因此，读书之乐，或许不是从头乐到尾，而是在一定积累的基础上，被引导着去思考、去探求，由百思不获其解，终而臻于顿悟之快。

还有一段话也说得很好，出自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十八《读书乐》：

百万之富用可空，四海之大走可穷。惟有读书之乐乐于上青天。青天无人走得到，读书何人读得全？读不全，乐更乐。譬如登天登至半空中，日月星辰如可摸。黄妳在前，长恩推后。引我一层上一层，不知上到何时方住脚！  

到了更晚近，孙宝瑄之语，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讲法了。他说：“旅行、读书之乐，使人于脑中多开无数世界”。

最后，让我用自己的一句话来总结读书之乐：即通过间接的书面经验，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对世界有无限多样性与可能性的创造性认识。读书，不是以读书作为工具，作为实现某个目标的途径，去谋求别的什么快乐；而是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单纯的求知欲，是为了寻得读书本身的快乐。

在思想的云端穿行

只是被动地“跟着”感觉享受快乐，还不够。快乐有不同的品味；品味有上下，差别还很大。你经常从什么样的书里获得快乐，这会决定你的快乐有什么样的品味。古人说：“买金须问卖金人。杂卖店中那得金银？不必问也”。你要买得金银，却老往杂货铺里跑，结果必定是白耗精力、一无收获。

所谓“金木无常，方圆应形”，是说你的才干成方或成圆，全然取决于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范型来塑造自己。一个人读书的品味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万不能以为不过老生常谈而等闲视之。如果你自己一门心思选择“远芝兰之室，而入鲍鱼之肆”，别人是没法救你的。最近就有这样一家门庭若市的鲍鱼店，名曰《大秦赋》。

电视剧《大秦赋》的背后，是多卷本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小说背后则是史论性著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作者在最后一种书里明白声称，要“高高越过两千年的文明对峙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即秦帝国的时代）实现精神对接”。

他惟恐现代中国“对接”不上的“秦的精神”是指什么呢？他再次明白声称，那就是秦的虎狼精神。而所谓虎狼精神，正是作者对法家精神最精确、最传神入骨的断制。

法家学说的基本主张有两条：一曰尊君、任法；二曰以刑赏促耕战。既有尊君，又有任法；既有耕，又有战；既有刑，又有赏。看似平衡，实则皆向专制独断一面归趋。

任法既为尊君服务，则法律只是为下民而设，施法不及于君主，遂造成“君主独制于天下而不可制”。

耕战并举，耕是为了战，而非出于为庶民福祉计，故为典型的军国主义。

刑赏也不是真正并重。韩非自夸：“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即用酷法把一国之人皆置于罪与非罪无从分辨的灰色地带，使官家得以任情用法，以严刑营造恐怖政治，使“民莫敢为非”。所谓“不赏而民善”，不赏是真；而“一国皆善”的真相，则是路人相遇对视，皆属刑余之身。“天下苦秦”，这是对秦政最公正的概括。

除此之外，从法家的眼睛看出来，国家机器内部的权力关系，只能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即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市”，也就是利益交换的关系。

把《韩非子》、《商君书》等著作从头到尾读上几遍，能从中找得到对于正直、正义、人道、同情、信任、信用、良知、爱、诚实，或其它任何一个类似观念的肯定吗？没有！我们看得见的，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与暗算，利益交换、尔虞我诈。要让当代中国人与如此丧心病狂的虎狼精神去实现“对接”，究竟想把人们引向何处？

韩非可以说就是东方的马基雅维利，后者被列奥·斯特劳斯批评为是在“传授邪恶”。很多年以前我在一次发言里提到他的看法，被一群比我年轻的人讥嘲为“荒腔走板”。然而真实情况是，尽管人们对马基雅维利本人是否推崇在他自己著作里所描绘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见解不一，他们针对后者的批判立场却是完全一致的。斯特劳斯指出，当私人行为领域内的种种普遍认为是不正当的手段被用于谋求国家利益时，它们在很多人眼里好像就显得不那么邪恶了。然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意识。因为它很容易被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而作恶的坏人们利用，使他们藉以逃脱法律与道德的裁判。

因此，在强调由着性子读书的同时，对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还需要有意识地自我引导，使读书之乐的品味能不断提高。

这时候，仰望星空很重要。这个星空就展开在自古至今积累起来的一大批名人著作中。读他们的书，就是钻到人类思想的云端中去，向巨人讨教，与巨人交流，让智慧在古今中外的碰撞中激发灿烂的火花，也让我们面对纷纭变化的时局可以更加神清目明。可是说要和巨人对话，或许有点妄自尊大。因此我宁可说，让我们到思想的云端中去参问真知。

我有一个令我很佩服的朋友刘东，数十年来凭着“熬成传统”的毅力在编两大部丛书，每部都已经出到两百种上下——“人文与社会译丛”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今的文科类研究生大概没有一个不受这两套书影响的。读书的选择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要建议一种无论如何都不会错的选择，那就是读古今中外的名人所写的那些最经典的书。所以最便捷的方式，是先到这两套丛书里去找找看，有没有自己从心底里想读的著作。

读书须借“庖丁之目”

《朱子语类》里有整整两卷，专讲如何读书的问题。建议各位都用心一读。朱熹强调阅读时要“心入在里面”。他说：“心入在里面，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读书时最怕的，是阅读者的心急于溜达到正在阅读的下一页上去。朱熹说：“今人读书，未看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因此他警告：“读书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无益”。

《朱子语类》

如何让心沉浸在文本里呢？最重要的是手要帮忙。通过笔记，使读过的书能在记忆中留下踏踏实实的深刻印象。所以“不动笔墨不翻书”，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怎样读书的要义。读书做笔记，实在是让自己迅速地沉浸到文本里去的最好方法。

大概我们每个人最初的读书笔记，都是从书中抄录下来的一些“闪光的语言”：

“我们都被存在于我们内心的虚伪出卖了”——很深刻，抄下来；

“朝着阳光走，别回头”——太爽朗了，抄下来；

“让别人都去战死，你啊，光荣的奥地利，去结婚吧”——说得太形象了，抄下来。

我们的第一本读书笔记，可能都是由这类“闪光语言的冰糖葫芦串”构成的。于丹老师的讲演，就是打包批发的冰糖葫芦串。比她早二三十年，还有一位李燕杰老师，也是北师大的，在摆弄闪光语言的冰糖葫芦串来煽动激情方面，正可以算是于丹的老师。若想再往前追溯于丹的老师的老师，其实也不难。不过现在暂且到此为止。

但是，再接着读书，就不能止步于抄录闪光语言了。怎样看懂一部书，特别是体量很大的文本？最重要的是看清文本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亦即把握文本的内在脉络。朱熹是这样说的：“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要把一个文本分解成“三两片”、“十数片”，须要找准它们之间的接缝在哪里。朱熹谓之“缝罅”。所以他强调：“读书须是看他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得入；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按朱熹的意思，读书须“见得缝罅”，恰如庖丁之须“目视无全牛”。

就目下讨论而言，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三点值得注意：庖丁之刀久用如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庖丁总能使其刀刃准确无误地游移于牛骨架的缝隙之间；之所以如此，又因为庖丁目力直若可透视牛之骨骼结构。读懂书所需要的“见得缝罅”的锐利眼光，正与庖丁解牛时“目视无全牛”同。

那么，如何才能在读书的实践中培养出像庖丁那样的眼力呢？通过“写读法”，或许最能帮助我们发现文本的缝罅之处，从而“解剖”要读的那部书。写读就是以“简写”的方式把那本书重讲一遍。这要求写读者在认真通读全书的基础上，用较小的篇幅去重现原书的整体面貌，十分准确地反映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概要，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互相关联在一条通贯全书的叙事或论证理路之中的。写读时不妨尽可能保留原书里最精彩的语句甚至段落，采用经自己重新组织的话，将大量经过压缩的原文连缀起来。

简写的篇幅，或者说简写文本与原著篇幅之间的比例应当有多大才好？我想举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汤因比以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而闻名全球学术界。但因为本书实在太长，真正读完它的人少而又少。人们普遍利用的，是一个叫索麦维尔的人对原书前十卷（十二卷里的最后两卷为附录）进行压缩所形成的缩写本，共两卷。这个缩写本曾受到汤因比本人的高度赞扬。索麦维尔缩写本几乎全由经简化的汤因比书中的原文摘编而成。原著十卷，共约6000页；缩写本则有1170页，两卷最后还各有一篇“缩写的缩写”。在这个例子里，缩写与原著文字的体量之比，大约1: 6。这个两卷本，可以视为对原书文本作较详尽的缩写或文摘的一种典范。

《历史研究》

“文革”中，武汉大学有一位资格很老的数学教授李国平，曾做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向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详细介绍这种写读方法。我看过这篇报告的记录稿，印象非常深。觉得他所说与自己小时候自学教科书的方法很接近。这种写读法，其实就是精读法的一种，也可以说是学习如何精读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读书若只限于泛读，读书的效率是提不高的。朱熹很欣赏黄庭坚说过的一段话：“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他还特意把这段话抄录下来，赠送给身边的学生。一个人的读书生活里若没有包含对自主性精读的体验——我们在中小学教育中固然都对如何精读教科书有一点体验，但那是在老师手把手的督导下进行的，算不得自主性的精读——，那么他读书的效率，一定不会是很高的。

精读之必须，有两层含义。首先，对自己的兴趣、专业乃至人生具有第一等意义的书，需要精读，甚至需要不止一遍的精读。因为这几乎是使你能真正看懂它的唯一办法。其次，正如前面已说过的，精读能力的提高，又是不断提高泛读、跳读（选读）、速读基本功的不可或缺之基础。在此意义上，通过精读获得的，不止是对某几种书本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庖丁的那一对眼睛。

在学习精读法的开始阶段，当然会感觉这样读书速度很慢。但等慢慢掌握方法后，精读的速度是可以逐步提高的。正如朱熹所说：“读书之法，须是用工去看。先一书费许多功夫，后则无许多矣。初始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

把心得嵌入个人知识地图

前面说的三点，主要是如何真正读懂文本、消化文本的问题，即要透彻地弄清楚书里讲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但紧接着还有一个你怎么看待书中内容，包括它的观念、理论、证据、方法和结论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这是先后两个不同的过程。虽然在这当中都必须有阅读者和书本之间的“对话”。古人称之为“疑”。

前一个过程中的“疑”，是指消化文本的过程绝对离不开对文本的提问。朱熹说的这段话十分要紧：“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前读元代史料，看见元初北方大儒许衡教育学生说：“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我对他的话非常佩服。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从朱熹的话里化出来的。

这时候的提问，是为保证确凿无疑地、完整地掌握文本自身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自“无疑”始，最后又落在“无疑”上。在这个阶段，阅读者需要尽可能排除自己的主观见解对理解文本原意可能造成的干扰。故而朱熹说：“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水出焉”。

后一个过程之“疑”，则是与文本作者的另一种对话，即对书中见解的批判性分析。那是吃透了文本之后的“疑”，是针对文本的疑。用朱熹的话说：“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他并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这是要使阅读者的见解能进一步突破文本的原有见解，用现代概念来说即所谓批判分析精神（critical analysis）也。这是介乎于读书与研究之间的精神活动。

不过在实际阅读活动中，这两种“疑”又完全可能不分先后，互相渗透、互相转换，彼此间难以区分。由此，读书和研究、学习与创造性思考就通过主动的批判性分析被联系在一起了。

因此，读书心得不应该只是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单纯知识储备。当然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存量，但对逐渐膨胀的库存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它“盘活”。那就需要把陆续积累起来的零碎心得，嵌入读书者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体系里去，变成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对零碎的读书心得从事进一步提升的过程。

这也就是说，不要让脑子变成储存杂物的仓库。留在脑子里的，应该是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精细繁复而有秩序的一幅个人知识地图。地图上的所有信息之间，都应该有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疏疏密密的相互联系。

当然，有些心得可能一时还无法嵌入到地图上它理应被精确定位的地方，而只能知道它大致会处于地图的某个方位范围之内，而它与周围其它已知要素之间的关系也还不能被看得太清楚。那也没有关系。古人说的“所贵阙疑”、“盖有待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暂时的模糊处，今后某一天也许就会变成触发你巨大读书快乐的意识背景。

这样说可能过于抽象。因此，我想举一个最近研究中碰到的真实例子，具体地加以解释。这是关于马匹被用于跨骑的一段历史追溯。

现在发现的最早被驯化的家马，出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的哈萨克斯坦草原北部一个叫博泰的地方。那里被公认是马匹的最早驯化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博泰马就是全球家马的祖种；而世界上仅剩的未驯化野马，是由波兰裔的俄国人普利泽瓦尔斯基于1870年代发现的，故以发现者之名来命名这种野马。

马匹驯化已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事实，诱使人们力图将它被用于跨骑的年代也尽可能往前提。可是马匹用于跨骑的确凿证据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得那么早。这个预期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曾长期地苦恼着很多执着的考古学家，驱迫他们用尽办法，百折不饶地到处尝试去追寻人类早期跨骑的微细证据。

直到2018年，一项针对博泰马、普利泽瓦尔斯基马和现代家马遗传基因的比较研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才为我们揭开了上述困惑的谜底。原来普利泽瓦尔斯基马并不是真正的野马，而是重回野生状态的博泰马后裔；另一方面，现代家马却不是博泰马的后裔，而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或第二千纪初经人类第二次驯化的马匹的后代。博泰马对各地现代家马的遗传贡献，最多者亦未超过2.7%，因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若将有关现代驯马并非博泰马后裔、而是经由人类第二次驯化的另一种野马这项新认识，置于过去积累起来的人类利用马匹的考古证据系列之中，马匹使用的变化经过就变得十分清楚：现代马驯化于前2000年左右；欧亚草原上用马力牵引的有轮辐的车始于前1700年前后；战车（主要用于仪仗）传入华北时在晚商；前1100年以后，以使用马镳、马衔等马具为证据的跨骑出现于欧亚草原中西部；跨骑出现于蒙古高原北部，始于前900年以往；跨骑传入内蒙古草原靠近汉文明的边境地区，或在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汉地最早提到跨骑，发生在史料记录中的前517年（《左传》曰：“左师展将以[鲁昭]公乘马而归”）；到战国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四世纪晚期）。

一个新发现，就这样把有关人类使用马匹的历史一环扣一环地贯穿起来了。

今天就讲这些。都属于卑之无甚高论的粗浅想法。敬请各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