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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还在受苦,我怎么敢过得好?| 中国式家庭关系
原创 壹心理 壹心理
木棉959|作者
朴素的树、虫子|编辑
marmo|图源
今天,壹心理想和你聊聊:家人的牺牲。
“牺牲”不仅出现在贫困家庭,而是中国家庭的常态
前不久,北师大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在《一席》的演讲中,讲述了一个农家子弟的故事。
一位重点大学女博士,每年开学都是她最担心的时候:
“爸爸本来是抽烟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上学把烟都戒了。
家里实在太困难,上初二的哥哥觉得她成绩比较好,就主动辍学去早餐店打工。哥哥做早餐非常辛苦,几个月之后头发都白了。”
程猛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他总结到:
"这些孩子很清楚家人的付出和牺牲。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读书的料”,像一个苦行僧那样自制和专一,用更好的成绩来回馈深爱自己的家人。学习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
言语之间,满是身为人子的内疚感。
农家子弟的圈层进阶,总是充满了家人的“牺牲”。
但其实,并不是只有贫困家庭才需要牺牲。
我自己的毕业论文,主题就是“教养牺牲”。
访谈了十几个家庭,给几百个家庭发了问卷后,我发现:
在并不贫寒的家庭中,甚至是一般人看来富裕的家庭中,父母也做了许多让步和牺牲。
“我今年买的新衣服,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倒不是没钱,是没心思。”
“孩子七点要到学校,我五点多就起床做饭,还要送她上学。”
“娃娃们来大城市上学这半年,我在这边带着,孩他妈则在老家上班。只有在周五,孩他妈才能坐晚上的火车,来和孩子团聚。”
无数父母都曾经为孩子牺牲过,无论贫富。
被牺牲浇筑长大的孩子:
穿上了铠甲,也背上了枷锁
活在“牺牲”氛围的孩子,有一部分深刻地认识到,家人这些牺牲行为保护了自己,让自己不必早早地吃生活的苦,可以安心读书。这让他们觉得生命更有意义,也对生活更加满意[1]。
另外,他们的心理弹性也会更强[2],家人的坚持激励着他们,家人的吃苦耐劳给他们树立了坚忍不拔的榜样,那些不曾压垮过他们家人的生活重担,也压不垮他们。
在这些家庭中,家人的牺牲真的成了一副坚硬的铠甲,让孩子变得坚强。
但是,在另外一些家庭中,孩子却被“牺牲”这副所谓的铠甲压得喘不过气。
黄执中在《奇葩说》上,重新解读过“妈妈吃鱼头”的故事:
妈妈吃了一辈子的鱼头,临终前告诉小孩,“我从来没喜欢过吃鱼头。”
这句话,足够孩子内疚终身。
孩子会觉得,家人做出的巨大牺牲,都是被迫做出的,都“怪我”。
这让他们不仅在当下难以专心学习,满足家人的期望;连长大后的内心,可能也会一片荒芜:
a. 对家人抱有幸存者式的内疚
幸存者内疚,通俗点形容,就像从旧生活的废墟中幸存下来,一转头却看见,曾经自由的家人被埋在下面。
“如果没有生下我,他们一定比现在过得更好。”
这句话不一定是事实,但一定是这些孩子的真实感受,他们因此内疚、自责,甚至有强烈的负罪感,好像来到这个家庭就是他的原罪。
b. 对自己要求过高,不舍得对自己好
在负罪感的驱使下,他们会不停地努力。好像一定要有很高的成就,这样才能“赎罪”,不辜负家人的牺牲。
如果有人问他们:“你这样生活累吗?过得舒服一点不好吗?”
他们会说:“我的家人吃了那么多苦,我怎么敢放纵自己?”
在他们眼里,“舒服”就是“放纵”,他们想的只有“不辜负”家人的牺牲。
c. 没法适度地对别人好:要么“用力过猛”,要么不敢付出
看惯了家人的牺牲,很多孩子长大后会误以为,这就是人与人的相处方式。
所以,当他们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时,可能会忍不住“用力过猛”,委曲求全,万般讨好,因为他们从父母身上只习得了一种方式——爱一个人就是为ta牺牲。
同时,家人的牺牲示范,也可能会吓到他们,甚至包括不敢生孩子,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如果做不到家人那样,孩子会怪自己做得不够;
或者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背上跟自己一样的精神枷锁。
那些牺牲的父母怎么想的:
是委屈,还是自愿?
不是所有做出牺牲的家庭,孩子都有内疚感。
牺牲行为,不同于牺牲感。
牺牲行为+委屈+道德绑架,才是牺牲感。
正是这些牺牲感,困住了那些内疚的孩子。
在鱼头的故事中,如果那个母亲的快乐,真的是来自于子女吃鱼肉的快乐,她就不会觉得这叫牺牲,也不会有委屈。
可是,她在临终前讲出的那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一辈子都想吃鱼肉,我从来没有开心过,你看我有多爱你。”
这就是父母们的牺牲感。
牺牲感,一旦以父母的委屈痛苦为基石,孩子就感受不到“爱”了。
那么,不同于牺牲感,什么才是父母对孩子真正健康的爱呢?
我在做研究时发现:
一部分父母会勾勒出很多自己的牺牲,比孩子知道的还多;
但在另一些父母眼里,这些行为并不算什么牺牲,而是应该做的、自愿做的:
“孩子是我们自己要生的,当然要好好养了,这都是当父母的该做的,是责任义务,算不上牺牲。”
比如,努力让孩子去大城市上学的父母。
周末,孩子父亲送大孩子去上小提琴班,到培训班要开45分钟车。
等孩子下车,他就窝在车里打个盹儿,等孩子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
他说,发呆的时候也会想自己在老家的工作,原来是有晋升机会的,但为了让孩子来大城市,他请了长期病假,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
但他没有委屈:“也许,我的整个人生轨迹都不一样了。但为了孩子,这是我们夫妻俩共同的决定,我愿意这么做。”
面对家人的牺牲,孩子并不会天生就觉得“都怪我”。
父母的一句“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这样”,也许只是为了让孩子听话,也许只是自己烦恼的发泄;
但对于孩子来说,这就是筑起他内疚的石头,他自我攻击的矛头。
被牺牲禁锢住的一家人,
该如何自由地前行?
那么,该如何摆脱牺牲感的枷锁呢?
这里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a. 父母方面:自己也要快乐
伊能静生下女儿小米粒后,暂时退出娱乐圈,有网友评论 :“这是每个妈妈都有的牺牲”,但伊能静反驳到: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并没有为孩子牺牲任何东西。”
“孩子没有要你牺牲什么,他要你快乐。”
这正是对父母来说,做出牺牲选择前的一大重要原则:自己也要快乐。
这不是要道德绑架,哪怕牺牲也要强行快乐。
而是说,不必为难自己、过度牺牲。
网上常常有新闻报道,为了让不喜欢吃饭的孩子吃得营养,精心做出诗词图案的早餐、卡通动物的便当。听上去很费时间精力、家长牺牲很大,但这些家长,往往本来就喜欢做饭,自己是开心的。
但如果家长自己讨厌做饭,就大可不必逼着自己这样做了。
其实,孩子需要的、想要的,未必有过度牺牲的家长们想象的那么多。
孩子肯定不想听到家长总是说,“都是为了你”“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每一个子女真正想要的是父母快乐,而不是父母委屈地牺牲。
b. 代际沟通:多点深度交流
一旦父母停止抱怨,子女的心理压力,就会骤减一截。
但这还不够。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知差异,是稳定存在的,即便父母自愿牺牲、感到快乐,我们依然可能会误解为“都怪我”。
中国父母往往羞于表达,即便做了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积极的感受,也不会跟子女说。
但父母不跟孩子说的结果就是,孩子自己会胡思乱想。
研究发现,只有沟通越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感知差异才会越小[3]。
深入沟通当然不是“吃饭了”“去睡觉”的简单对话,而是双方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的考虑是什么,我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对父母怀有误解式的愧疚,通过一次深入的聊天,听到爸妈的答案“我们是自愿的”“我们很快乐”,也许就能解开心结,相信“这不是我的错”。
c. 子女方面:对自己更友善
处于枷锁中的孩子,总会攻击自己“不准过得舒服”,无论自己做得多好,都会陷入自我批判。
所以,自我友善,才是破局的最终关键点。
自我友善,就是对自己温和、接纳、理解、关心,要相信:暂时的失败和困难,都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情感和欲望,想过得舒服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坦然地对自己好后,相信你与其他人相处时,也会顺利得多,因为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而不是另一个牺牲的家长、一尊拯救对方的神。
这里要注意的是,上面这三方面的建议,是建立在父母通情达理基础之上的。
万一父母对你无休止地进行道德绑架,甚至“吸血”,要记得:建立边界,别被过度消耗。
物质上,我们当然要对家人尽赡养义务。
但在心理上,我们也要建立合理的边界。
家人曾经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之后无休无止的反向牺牲。
这样,牺牲就毫无意义了。
写在最后
也许在一些家长朋友们看来,这篇文章看起来,多少有点“不领情”。
这里,我们并不是想批评谁,指责谁。
而是希望好心的父母们,不要再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孩子背负上沉重的枷锁。
知乎上,有个匿名用户在“家人牺牲”的话题下这样写道:
在我理解来,父母的付出,牺牲是我的累赘,是我内心愧疚的源头。
我这种思想在大多数人看来,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一种自私。这种感觉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一方是内心的愧疚,另一方面是恨,恨我不能改变现状……
不知道这个匿名回答,写出了多少内疚孩子的心声。
这篇文章,就是希望让你们看到:你不是一个人。
我也真心希望,能够帮助你活得轻松一点点,让这样的愧疚和恨少一点点。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在访谈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当我问家长们:“你们觉得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本以为他们会诉苦,但他们大多都是笑着的:
“这不只是付出,也是成长,我很有收获。”
“虽然累,但生活有意思,跟孩子说说话,就觉得高兴。”
你看,他们在爱着你。
世界和我也爱着你。
参考资料:
[1]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18). Parental sacrifice, filial piety and 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5(S1).
[2] Leung, J. T. Y. (2017). Cultural family beliefs, maternal sacrifice,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competence in Chinese poor single-mother families. Social Development, 26(4), 767-782.
[3] Ehrlich, K. B., Richards, J. M., Lejuez, C. W., & Cassidy, J. (2015). Wh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disagree about disagreeing: Observed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predicts informant discrepancies about conflic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6(3), 38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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