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谢伟思

编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提起中美建交，人们马上会想到“乒乓外交”，想到基辛格的“波罗行动”。其实，早在基辛格访华数十年前，有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就打破人为封锁，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他就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

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美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1933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先后供职于上海的领事馆和重庆的大使馆，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

1943年8月，谢伟思到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他利用自己兼具外交官和军方双重身份的有利条件，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认识。

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让谢伟思无法继续相信国民党宣传机器的陈词滥调，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意识到，为了真正了解和认识共产党，为了共同抗击日本的事业，美国人应当到那个偏僻的西北小城延安去。于是，他一直在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懈努力。付出终有回报，1944年7月，美军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化名“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

真正了解延安和中共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飞赴延安。观察组由驻华使馆武官戴维·包瑞德（David D.Barrett）、二等秘书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三等秘书谢伟思等九人组成，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毛泽东接待美军观察组

谢伟思和美军观察组其余成员初到延安时的印象一样，他们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这里没有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代替而来的是干燥的黄土原野和延安的晴朗蔚蓝的天空。相比自然环境的变化，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这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氛围的变化。正如谢伟思在1944年７月28日的报告中记载的那样：“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

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无法见到的。在延安，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

美军观察组所有成员中，与毛泽东交谈最多的是谢伟思，他在延安一住就是3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谢伟思一抵延安，就对中共的政治清明和抗战热忱产生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共领导人的举止、思考方式和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的作风，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谢伟思在延安与毛泽东一共进行了50多次谈话，最长的一次谈话达 6个小时。谢伟思据此向美国政府写了100多次报告，涉及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谢伟思把每次谈话记录整理成文，写成文字材料，直接向史迪威(时任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汇报，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高度评价。

8月23日，毛泽东在枣园窑洞与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谢伟思首先谈了通过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对延安有了初步认识，而且说对延安的总体认识不错，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就这样闲谈了一会儿后，毛泽东邀他正式进入谈话的话题。毛泽东知道谢伟思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话题主要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切入，涉及面十分广泛，不仅说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谈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安排。在缭绕的烟雾里，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谈了6个小时。通过与毛泽东数十次的交谈，谢伟思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

建议与中共合作

谢伟思在延安通过多次调查后，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 ”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

1945年2月中旬，在为即将回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1945年2月28日，重庆美国大使馆参赞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签署并发出了由谢伟思起草，重庆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署名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严厉地批评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奉行的政策，为避免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泥潭，建议美国应按照如下两个原则调整对华政策：第一是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第二“先取得具体的军事合作，而以政治合作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谢伟思等人的这份报告在美国华盛顿引起一阵争论，但遭到赫尔利的反对和粗暴压制，未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1945年３月８日，谢伟思经批准再一次来到延安，准备考察召开在即的中共“七大”。在延安，他又数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伟思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3月30日，他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４月１日下午，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告别谈话，周恩来、朱德也在场。谈话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谈话彻夜进行。董必武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也来了。这是谢伟思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

谢伟思于4月4日离开延安,于12日抵达华盛顿。他没有想到，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1945年４月，谢伟思因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美亚》（Amerasia）杂志主编而陷入《美亚文件》间谋案（Amerasia Case）。20世纪50年代，谢伟思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政治迫害。谢伟思是美国国务院中一位富有远见的“中国通”，却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1956年，情况开始有了转机。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谢伟思诉杜勒斯(国务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弃权外都裁定谢伟思胜诉。裁定书说，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有悖于国务院自身的规定，从而无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国务院恢复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

尼克松访华之际重回中国

1969年，尼克松发出了有意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回应，从而迅速导致了中美的接近和合作。1971年7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邀请40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费正清、谢伟思、戴维斯三人作证，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问题的见解。

1971年9月，周恩来总理邀请了谢伟思等当年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成员重访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老朋友。

1971年9月26日，谢伟思抵达北京，在时隔26年后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六个半星期的行程中，谢伟思先后访问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当然，最能勾起这位老人回忆的是对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访问。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包括当年曾为之输血的乔冠华副外长，并且会见了第二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结束访问的前一天，谢伟思受到周恩来的单独接见。周恩来对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表示关切，并问起他们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维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况。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前一星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谢伟思去追述往事。谢伟思发言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历史证明，谢伟思是对的。参议员富布赖特最后感慨地说：“我们曾把自己当成中国惟一合格的救星”，“这些在华外交官忠实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然而，他们的国家并不总是善待他们”。

1984年，谢伟思再度访华，受到李先念等人的接见。1998年5月11日，谢伟思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国。我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我爱中国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999年2月4日，90岁高龄的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结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资料来源

《美国“亲共”外交官谢伟思的风雨人生》，作者：于化民，《党史博览》，2006年；

《“我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记中国人民的朋友谢伟思》，作者：王恩收，《炎黄纵横》，2012年第3期；

《毛泽东的朋友谢伟思——一个美国外交官的中国历程》，作者：王勇、傅伟韬，《党史文汇》，2007年；

《谢伟思的故事》，作者：王绥翊，《世界军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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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谢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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