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共八大｜劳尔谢幕，但“卡斯特罗的时代”并未结束

当地时间4月19日，迪亚斯-卡内尔在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共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在16日已再次表示过将不再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也将不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2018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Poder Popular Nacional，古巴最高权力机构）后，劳尔已不再担任政府职务。在本次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后，他也将不再担任党内职务。古巴在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头一次选举一个没有卡斯特罗的领导班子。

在外国观察家眼中，劳尔离任标志着古巴政治风向的转变：毕竟60年来古巴一直都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从此次古共八大开幕前两天开始，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西方主要新闻机构便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劳尔·卡斯特罗即将卸任的消息上。再早几周，网上就开始有古巴岛内外的政治异见者提前“播报”这一消息。

没有卡斯特罗的领导层也许预示着古巴经济将更全面地向市场开放，同时政治环境更宽松。然而，对于多数古巴人来说，柴米油盐要比欧美媒体宣传的“自由”更实在。

古巴的转变与逐渐退出政坛的卡斯特罗们

苏联解体后，没有了支援的古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极为困难的时期。1990-1993年，古巴经济连续负增长。很多古巴人开始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的症状。停电、公交停运是当时的常态，现在哈瓦那街头还偶尔能看到当时从中国进口的自行车。作为一个工业部门并不健全、缺少石油和钢铁、普通产品都依赖进口又处在美国重重封锁中的岛国，古巴不得不逐步开放旅游业和私营部门以换取外汇。直到2000年委内瑞拉开始向古巴廉价出售石油起，古巴经济才得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

在那之后，古巴经济改革的步伐一直很谨慎。除了餐饮业、服务业等少数行业向个体户开放外，国有部门和计划经济一直是主导。为了避免私有制导致的不平等，雇工有严格的限制，同时个体户需要缴纳高额的费用才能获得营业执照。直到去年，古巴国营部门雇员的平均月工资不到50美元。医生、律师、熟练工、技术人员和干部的月工资也一般不会超过100美元。很多古巴人不得不上班时间做别的兼职或者打几份工才能维持日常生活。同时，由于大量建筑年久失修、海风的侵蚀和飓风的袭扰，住房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在这一背景下，多数古巴人都希望经济改革能显著地提高生活水平。劳尔接替其兄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政后，改革已经加快。随着劳尔卸任，很多古巴群众也自然地期待改革可以再快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可以说，卡斯特罗们退出古巴政治舞台的进程从2008年就开始了。劳尔于2008年接替菲德尔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2011年任党的第一书记，2016年菲德尔逝世。劳尔主政的十多年间，意识形态从菲德尔时期的激进变得更加灵活务实，经济政策也逐渐向市场和私营部门放宽。现在，以卡斯特罗兄弟为代表的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干部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2019年通过的新宪法为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并进一步规范了政治权力；而政治的重心也从革命斗争向经济发展转移。以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题的“卡斯特罗时代”似乎就要落幕。

依然“活”在古巴人的日常中的菲德尔

然而，走近古巴人的日常生活，我们也许会发现卡斯特罗并未走远。

如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形象早已深入古巴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菲德尔一生以革命者的形象示人，但他不许人给他立像；去世时，古巴政府再次通告不许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公园等等。但在各种海报和宣传画上，身着橄榄绿军装、戴帽须髯的菲德尔依然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般这些海报上会再配上一段语录，号召古巴人民团结起来继续革命。菲德尔生前就是演说家，他逝世后，这些海报上精炼且雄辩的语句时常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

哈瓦那街头的宣传画 作者供图

2016年菲德尔在哈瓦那病逝，成千上万的古巴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从古巴最北边的哈瓦那到最南边的圣地亚哥，灵车每到一处，道路两边都站满了等候多时的送葬人群。群众拉着横幅：“我就是菲德尔！”古巴人称呼他“菲德尔”，而不是更正式的姓氏“卡斯特罗”。“我就是菲德尔”传递出他作为革命者的傲气，也表达了古巴人对菲德尔的感情：他们把已经自己当作菲德尔精神的继承者——菲德尔没有走远，每一个革命的古巴人都是菲德尔。如今，老一辈的古巴人不知不觉中都在模仿菲德尔的言行举止。特别是男人，说到激动的时候，他们也会像菲德尔那样说一句顿一下，挑起眉毛看着对方，举起食指让你注意，再用菲德尔的口气告诉你他说的话毋庸置疑。

菲德尔雄辩的本领可能部分得益于他受的法学教育。同马克思和列宁一样，菲德尔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专业，而且还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参与革命暴动被捕后在法庭上发表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自我辩护“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但雄辩的背后，是菲德尔对古巴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关系深刻的理解。我在哈瓦那的街坊用崇拜的口吻告诉我：“菲德尔什么都知道。”在他的文章、演讲和各种即兴讲话中，菲德尔展现出对古巴惊人的熟悉——上至国家各种统计数据，下至各个社区的具体情况，信手拈来。而早在2000年，这位美国制裁下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家就在警告世人新自由主义下资本投机行为暗含的巨大风险。

因此，古巴人对菲德尔有一种特殊的信任。菲德尔似乎总是了解他们的想法，也对他们有强大的感召力。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就惊讶于菲德尔和古巴群众的这种关系——“就像两个音叉一样”，敲响一个，另一个也跟着振动。虽然如今古巴人普遍期待深化经济改革，但不少古巴人却开始怀念菲德尔的领导国家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怀念菲德尔不是对红色年代的乡愁，而是因为改革时期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快速加剧的不平等、腐败、阴谋论蔓延和暴力执法等等。遇上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也会抱怨：“菲德尔在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菲德尔作为革命领袖的突出能力、道德权威和领导魅力早已经是古巴政治中的重要部件。很多时候菲德尔的个人的魅力，就是各种动员和政治活动中的凝聚力。他的领袖气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巴的政治，直到今天仍在发挥影响。最能体现这种影响的恰恰在于菲德尔去世后，没有人能复制的领袖魅力。菲德尔在大会上总有长长的演讲，劳尔的发言通常很简短，而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很少发表公开演说。正如古巴媒体评论的，新的领导班子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的道德威信。因此他们做不到、也不合适再像菲德尔那样通过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领导国家。

菲德尔“出席”古共八大的深意

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罗留下的这一部分政治遗产也是新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的问题：鉴于菲德尔在古巴政治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新的班子如何在群众中树立其领导的合法性？60多年以来以革命斗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如何平稳地向经济发展过渡？

正是为了回应这些问题，“连贯”成了定义新班子领导的关键词。2018年起，哈瓦那街头的宣传海报就多了一种：塞斯佩德斯（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英雄，他在1868年宣布古巴独立，被称为古巴国父）、何塞·马蒂（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领袖，革命诗人，1895年死于战斗中）、菲德尔、劳尔和迪亚斯-卡内尔的头像连成一排，一旁的标语写“我们是连贯（的革命）”。“我们”既指海报上革命的领袖，也包括看海报的古巴群众。

就像菲德尔在20世纪50年代将他领导的“726运动”视为19世纪中叶塞斯佩德斯领导的革命以降古巴长期艰苦的独立运动的一环，如今的改革也被放置到古巴近两个世纪反殖民斗争的漫长故事中。这种历史叙事为新的领导班子和新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约束他们不得脱离菲德尔所领导的革命的基本原则。这样，卡斯特罗就将继续作为古巴政府合法性的根基指导古巴政治的方向。党报《格拉玛报》说菲德尔“出席”（presencia)了本次大会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在遇到重大决策时，新的领导班子还是会咨询劳尔的意见。

这样看来，卡斯特罗的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无论在群众心中，还是在古巴的主流政治里，菲德尔和劳尔还将继续参与古巴的革命。

（杨宇豪，人类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巴基层组织，2017年起，多次赴古巴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