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惩罚自己来惩罚别人：谈谈《创造营2021》人气选手退赛

原创 维舟 维舟 收录于话题#社会观察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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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艺节目《创造营2021》中，一位人气选手和马宣布退赛，引发了很多观众不满。网上谈及此事，就有高赞评论说：如果赞多力丸（也是人气选手）再退赛，我一定要把邵明明（节目里招人讨厌的一位选手）投出道。

这是我们在饭圈文化，乃至当下社会的一切领域都不时可以看到的景象：当一个人无法实现自己心意时，就要想尽办法去给人最坏的东西。哪怕这种情况未必是对方造成的，但他们的逻辑是：“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

对这样的心态，不少人嗤之以鼻，把它看作是“脑残”的青少年非理性追星的明证，大不了也只是茶壶里的风波，不值得认真对待；还有的人则痛斥流行文化的腐蚀作用，“好好的孩子都不关心家国天下，就只知道为些明星争风吃醋”，以至“三观扭曲”。但这都不能真正解释一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曾说过，追星族之所以苦巴巴地攒出点钱（甚至不惜借贷）去给偶像打投，并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很孤独。生长在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原子化的个体既享有了自由，也得到了一种缺乏保障带来的苦闷。

在这种烦闷之下，“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狂热分子》）当下如果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人们无法在政治生活中投身于其它“神圣事业”，而只能把压抑的精力投射在娱乐工业所制造的明星身上。

自感身边无人理解的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寄托，追星因此相当于是一种“合体”般的宗教体验。那个熠熠生辉的明星就是舞台上的神，承载着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反过来说，如果娱乐工业不能造神，那它就不会成功。

既然如此，那么在高度认同的心态下，自己所喜爱的偶像所受的攻击，也就是对我自己的攻击。哪怕偶像陷入负面或发表不当言论，也总有粉丝能跳出来洗地，因为维护爱豆就是维护自己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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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粉丝不仅会维护偶像，还会释放出攻击欲，因为对偶像的轻微批评，都可能被他们视为不可原谅的侮辱，做出激烈的反应。在这种视角下，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这样也可能被别人看作攻击，因为过度的投入很容易让他们把“过度”看作是“正当”的。

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人我不分”：人们既意识不到“他人怎么做，是他的事，与我无关”，甚至也意识不到自己喜欢的偶像是另一个人，他的事轮不到自己那么义愤。

恰恰相反，饭圈文化的内在逻辑就要求人们与自己认同的象征物高度认同，乃至合为一体，因而这种“精神入股”隐含的潜台词其实是：“你伤害他就是伤害我。”

像这样的认同感，在宗教仪式中极为常见，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一支陶斯（Taos），在仪式舞蹈中就把自己与太阳等同，自认是太阳之子。在心理学上，这相当于某种返祖冲动，是一种无意识的整合，在那里，一个人沉浸在某种神圣般的气氛中，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从而摆脱了个体的虚弱、烦恼和苦闷。

此时，认同的象征究竟是什么，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借此可以凝聚起整个群体。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巴厘岛时发现，当地人斗鸡极为投入，“从表面上看，战斗的是公鸡，事实上是男人”，人们不仅是在赌钱，也在赌自尊、沉着和雄性。

历史学家Athony Reid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亚齐苏丹们钟爱这项活动，当他们“最喜爱的斗鸡被斗败时，他们就暴跳如雷；部分原因是，斗鸡斗败就是对国王本人的威胁或侮辱”。在斗鸡时，

人们疯狂下赌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希望大赢，而更重要的是对公鸡主人的家族、派别或村庄的认同。因此，斗鸡既是纵向社会群体团结一致、又是各个群体之间为地位问题而争斗不休所引起的敌意的戏剧化表现。

中国社会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就在于：人们在争斗时同样会使用道德化的语言，而由于道德总是绝对的，这就让人很难接受妥协，最终，这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我对你错”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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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们最终可能因为太过看重“获胜”这件事，趋于不择手段。这不是规则边界内的竞争，而被视为零和博弈，绝对的拉平则是最后一招——为了让你陷入同样的境地，可以无底限地使出任何手段。

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甚至宁可通过惩罚自己来惩罚别人，也就是说，为了让对方痛苦，哪怕作贱自己也在所不惜。在九夜茴的青春小说《匆匆那年》里，女主角方茴因为自己喜欢的男生移情别恋，就和一个完全不喜欢的坏男生睡了。像这样的情节设定，在近年来的影视中还并不少见。

这乍看确实很难理解，甚至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也有所不同，更不是“只要最好的”那种完美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残，但这只有在一个封闭的语境下才成立，即对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你的自残也会让他痛苦。

但这最终伤害的可能只是她自己而已，因为对方也许根本不在乎，惩罚的目的就此落空。甚至，一个人看起来如此不自爱，很可能在对方看来，恰可证明她的确不值得爱。在这里，自我惩罚是一种极端的孤愤，正如《图腾与禁忌》一书指出的，“神经症患者身上那种自杀冲动通常被证明是对希望他人死去的愿望的自我惩罚。”换言之，自残/自杀其实是希望对方去死，却把愤恨对准了自己。

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很容易涌现出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国人，只能在家庭这个封闭的、锱铢必较的环境下立足。吴飞在《浮生取义》中说，中国的家庭政治就是“一系列的权力游戏”，本来它都着眼于彼此的亲密关系，所谓“斗而不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但随着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瓦解，很多人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把这当成真正的权力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赢得胜利，把权力游戏中的胜利看得比过日子本身还重要”。

就此而言，当下的种种景象并不能说只是少数年轻人的不理性，它其实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变动征兆：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逐渐从家庭中挣脱出来，成为自主的个体，但也正因此，他们在孤独、烦闷之下，又想谋求与某个象征、偶像的融合，与此同时，他们又带着原先家庭政治中那种对权力斗争的理解，宁可挤在狭小的泥坑里咬牙切齿地争夺有限的资源。

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抬头看看，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你完全可以有其它选择，没必要把自己都搭进去——又或者说，把自己搭进去这一点本身，就已使得这样的胜利最终毫无意义了。

当然，这么说本身就是理性判断，年轻时谁没头脑发烧过？只不过凡事总有个底线，一个人至少要清楚，在没有亲密关系的互动中，惩罚自己就只是惩罚了自己而已，大概率是无法惩罚到别人的。文章已于修改

原标题：《用惩罚自己来惩罚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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