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伊朗对叙利亚不离不弃，是因教派亲缘还是利益攸关

在延宕十余年的叙利亚危机中，叙利亚成为域内外力量竞逐的舞台，其中既不乏一直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力量，也有最初积极谋求推翻巴沙尔政府，但后来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或观望、或无奈、或放弃）的角色，当然也有部分巴沙尔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叙利亚危机中各种力量的变换组合以及缺乏主导者，是导致叙利亚危机长期化、复杂化的重要原因，并使叙利亚内战成为一场“微型世界大战”。

在叙利亚危机中，伊朗多被外界视为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而西方以及沙特等地区国家多把伊朗支持巴沙尔政府的原因解释为教派结盟，即伊朗和叙利亚同为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权，伊朗通过支持巴沙尔政府建立和巩固“什叶派新月地带”——从波斯湾的巴林经伊拉克到东地中海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阵营，甚至惊呼伊朗已经在“阿拉伯之春”中控制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伊拉克的巴格达、黎巴嫩的贝鲁特、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门的萨那。

在笔者看来，教派因素只是伊朗和叙利亚建立联系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并不是核心、本质的因素，促使伊朗选择支持巴沙尔政府的关键和根本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双方的关系是利益同盟，并非所谓的教派同盟。

伊朗-叙利亚盟友关系建立的渐进过程

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的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双方的关系也并非从始至终都是盟友，伊朗和叙利亚在独立之初曾经处在两个敌对的阵营。近代以来处在英国与俄罗斯两大帝国夹缝中的波斯于1925年建立了巴列维王朝；二战后，伊朗为摆脱英国和苏联的控制转向依靠美国，并在君主制体制下推行狂飙式的世俗化、西方化的“白色革命”，同时受美国的影响，在1955年成为西方在中东建立的共同防御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的重要成员，其他成员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英国。

而1943年结束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在20世纪50～60年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阵营的成员，并与埃及和沙特等国家一起，强烈反对伊朗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在1958年革命后，伊拉克摆脱“巴格达条约组织”而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阵营的成员，在埃及的推动下，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建立了尝试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1961），而伊朗则继续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因各自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而处于对立状态。

1961年叙利亚因不满埃及的控制而脱离“阿联”，此后叙利亚频繁发生政变，1963年通过政变掌权的复兴党内部矛盾重重，政变频繁的局面仍在持续，直至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sad）再次发动政变，在叙利亚建立威权体制并任叙利亚总统至2000年，叙利亚才走向稳定。而追随美国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则在1979年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所埋葬。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叙利亚和伊朗各自的国内变化、两伊战争、双方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矛盾加剧等因素，使双方的交集不断增加，并最终建立了盟友关系，教派因素至多是一种媒介作用，并非双方关系走近的根本原因。

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作为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Alawite）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一直遭到沙特等国家逊尼派的质疑，其原因之一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而很多逊尼派否认阿拉维派的穆斯林身份。1973年，与伊朗什叶派有密切关系的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发布教令，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德确立了什叶派的合法身份，这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此后，经由穆萨·萨德尔的联系，哈菲兹·阿萨德政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是1978年霍梅尼在遭伊拉克驱逐后，哈菲兹·阿萨德曾表示欢迎霍梅尼到叙利亚的重要原因。因此，什叶派因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系缓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共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而两伊战争（1980-1988）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选择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并非出于教派因素。其重要原因与叙利亚复兴党和伊拉克复兴党的矛盾密切相关，但这无疑与支持伊拉克、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的沙特等海湾国家产生了矛盾。在1982年黎以战争中，叙利亚允许伊朗革命卫队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巩固。

1991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疏远。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因黎巴嫩问题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在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际，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在2000～2005年间，伊朗总统哈塔米曾6次会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双方还于2004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

在2005年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Rafik Bahaa Edine Hariri）遇刺案问题上，针对阿拉伯国家和西方指责叙利亚为幕后操纵者，伊朗对叙利亚予以了大力支持。2005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8月访问伊朗，成为内贾德执政后第一位访问伊朗的外国元首，双方宣布“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共同威胁要采取比以往更密切的联合行动”。 2006年1月，内贾德对叙利亚进行访问。2006年11月，叙利亚议长曾表示，“大马士革将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商与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准则和原则”；2007年7月，伊朗和叙利亚总统宣布“伊朗和叙利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兄弟和盟友”。

伊朗在叙利亚危机中对巴沙尔政府的支持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朗对于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对派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声援，而对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伊朗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权。

伊朗用“伊斯兰觉醒”和“伊斯兰革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定性，反映了伊朗试图掌握主动、引导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发展方向的战略诉求，同时也反映了伊朗乐见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等亲西方世俗政权垮台的政治倾向。

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采取了不同于支持埃及、突尼斯、也门、巴林反对派的政策。从2011年3月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伊朗一直坚定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强烈反对西方以及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外部势力对叙利亚进行干涉，并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各领域对巴沙尔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坚定支持。

有学者全面总结了伊朗在叙利亚危机中对巴沙尔政府的支持（详情可参见何志龙：《论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支持的原因及影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第一，政治和外交支持，包括区别对待突尼斯、埃及的政权更迭与叙利亚内战；反对外部武力干涉叙国内事务，积极寻求内部对话和解；积极寻求国际社会支持，寻找解决叙危机渠道；外交上公开支持，反对军事打击和武力威胁。

第二，军事支持，包括提供武器装备；提供技术支持以打击和压制反对派；派遣军事指挥官；招募其他国家武装人员帮助巴沙尔政府打击反对派。

第三，经济支持，例如2011年8月，伊朗向巴沙尔政府提供超过10 亿美元的援助；2012 年1月，叙利亚总理瓦伊勒·哈勒吉访问德黑兰，伊朗向叙利亚中央银行存入5 亿美元稳定叙利亚货币；2013 年5月，伊朗向叙利亚增加提供两项总额达4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8 月又向叙利亚提供36 亿美元贷款，等等。

利益而非教派：伊朗与叙利亚盟友关系的根基

从本质上来说，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并非教派联盟，伊朗的政策和行为选择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地区外交战略的需要。

第一，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并无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和支撑，双方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存在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巨大鸿沟。

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参见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7～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因此，宗教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也无效仿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

但是，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宗教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发挥着一定的媒介作用。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两国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府的原因之一。

第二，包含教派矛盾在内的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使外界往往把伊朗的对外关系置于沙特与伊朗的矛盾框架下进行观察，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伊朗与叙利亚盟友关系的教派因素。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以及双方争夺海湾地区领导权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双方的教派矛盾是从属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矛盾的次要矛盾。

从意识形态和教派因素的角度看，沙特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尔政府，其深层考虑主要有二。首先，利用“阿拉伯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卡扎菲政权崩溃，叙利亚政权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世俗共和制政权。沙特主导阿盟和海合会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其重要考虑之一就在于彻底铲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其次，叙利亚政权是两伊战争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沙特等国家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因此，伊朗选择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既是维护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派的教派斗争需要，但在本质上是教派斗争服从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第三，美国和部分地区国家通过塑造和夸大教派矛盾，使教派矛盾服务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尤其是美国把亲美力量与反美力量的矛盾转化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不仅转移了矛盾，也固化和放大了教派矛盾。

沙特、约旦等国家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指代反逊尼派和反美力量，对教派矛盾的激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2004 年提出了“什叶派新月”的概念。在阿卜杜拉看来，从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个“什叶派新月”，并与埃及、沙特和约旦构成的“逊尼派三角”相对抗。另有沙特瓦哈比派学者不断强调什叶派的挑战，强调一个由伊朗、（阿拉维派领导的）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湾其他君主国的什叶派组成的什叶派阵营正在形成。

美国也倾向于从战略高度评估什叶派崛起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美国视伊朗为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突出教派矛盾有利于孤立伊朗。其二，把中东地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的矛盾转换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有利于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其三，以教派矛盾为借口来掩盖沙特等亲美政权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把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归结于伊朗的渗透和干涉，通过强化教派矛盾维护海湾盟友的政治合法性。上述分析无疑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美国利用和夸大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实质，伊朗和叙利亚的盟友关系也因此被置于教派矛盾的解释框架之下，并不断被放大。

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和地区国家在叙利亚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图谋是在颠覆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后，继续冲击德黑兰的“伊朗神权”，这是伊朗不惜代价支持巴沙尔政府，并争取“阿拉伯之春”的政权更迭浪潮“止步于大马士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