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起兵的真正推手并非李世民，李密和突厥都是他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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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天下大乱，李渊晋阳起兵。李渊家世显贵，他是隋朝的皇亲国戚、朝廷命官。杨、李两家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西魏、北周时期。西魏时，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最高级别的八位柱国大将军称“八柱国家”，李渊的祖父李虎、外公独孤信都位列其中。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独孤信的部将，是第二等级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时，李虎封唐国公、独孤信封卫国公、杨忠封隋国公。这三位著名将领，通过独孤信的几个女儿构成了姻亲关系，孕育出了隋、唐两大王朝，史所罕见。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李渊生母）；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

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亲姨母，独孤皇后对这位外甥特别关照。“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隋末天下动荡，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山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前往江都避乱时，又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兼晋阳宫（隋朝行宫）宫监，协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北备边朔”，以防突厥南侵。

后来，隋炀帝的一个女儿又嫁给了李渊次子李世民（何时成婚史载不详），生下了吴王李恪。

由于杨、李两家有着三代人的姻亲关系，对于举兵反隋这件事，李渊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眼看“隋政荒，天下大乱”对起兵反隋有所打算。恰在这时，隋炀帝诏令他出任太原留守。太原有隋朝行宫，又是防御突厥入侵的军事重镇，战略储备十分充足，“食支十年”。这里自古交兵不断，民风习战，易募兵员，李渊觉得真乃天助，“私喜此行”。他密令长子李建成在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潜结英俊”，密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但另一方面，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他又怕背负谋反、忘亲恶名，犹豫摇摆，难下决心。

晋阳起兵真正的“谋主”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但李世民当时还是一位十八岁的青年，他虽有宏图大志，自知号召力还不够，必须把父亲李渊推到第一线当旗帜。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密成为中原瓦岗军首领，晋阳太守刘文静是李密的姻亲，以连坐罪被捕入狱。李世民秘密入狱探望，在狱中与刘文静商定了起兵入关、夺取长安、以成王业的计划。为了推动李渊举旗起兵，刘文静给李世民出了一个点子，说：“晋阳宫副监裴寂与你父亲李渊关系密切，可以通过他去鼓动你父亲下决心举兵起事。”李世民依计行事，为了接近裴寂，他拿出“私钱数百万”，与密友高斌廉（一位县令）串通一气，把裴寂拉来赌博，有意把钱全都输给他。钱到情到，李世民把起兵计划告诉裴寂，要他去鼓动父亲李渊早下起兵决心，裴寂答应照办。

第二天晚上，裴寂把李渊请进晋阳宫去喝酒，把他灌得烂醉，然后让陪酒的宫女留下“侍寝”。次日早晨李渊酒醒，大惧，骂裴寂：“这是要杀头的，你怎么能这样害我？”裴寂笑着说，这是你家二郎让我这样做的，这事传出去真的要杀头，你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举兵起事了，“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正在犹豫摇摆中的李渊，就这样被迫上了梁山。

这时又出了一件事，促使李渊下决心起兵。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突厥再次入侵马邑。隋炀帝诏令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反击。李渊派太原副留守高君雅领兵前往马邑，协助王仁恭反击突厥军，却被突厥打败。隋炀帝上次在雁门被突厥包围尚未雪耻，这次又兵败突厥，使他怒不可遏，派使者驰往晋阳，将李渊、王仁恭逮捕下狱，追究战败之罪。李世民到狱中对父亲说，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年幼，“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你若能“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你还犹豫什么呢，想“坐取夷灭乎”?儿子的劝说使李渊醒悟，他回答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坐等“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这时，隋炀帝送来第二道诏令，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这时李渊的起兵决心已定，隋炀帝赦免他出狱，恰好为他起兵创造了条件。他毕竟是将门出身，又久经官场历练，办事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在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等人的协助下，紧锣密鼓地办了以下五件事：

一、假传圣旨，扰乱人心，乘机招兵。他深知隋炀帝三征高丽违逆民意，让刘文静起草了一道假诏令，征集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四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丁于年底前集中至涿郡，准备开赴辽东前线，这时，李渊利用老百姓宁肯保家战死、不愿远征丧命的心理，以抗击突厥、保卫边境为名，征集到兵员一万余人。连同原来掌握的太原隋军，李渊手中的总兵力已达到三万多人。

二、计杀异己，铲除掣肘。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隋炀帝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个耳目。李渊设计，将王、高二人扣上勾结突厥入侵晋阳的罪名，斩首示众。

三、召回诸子，组成骨干队伍。他秘密派人赴河东郡通知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赴长安通知女婿柴绍携带眷属到晋阳会合。

四、建立大将军府，自号大将军（统帅）。他把大将军府设在晋阳城内的兴国寺，任命李建成、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李元吉为太原留守，裴寂为长史。

五、制定基本战略：北联突厥，东稳李密，直指长安。

北联突厥这件事经历了一点小曲折。先是李渊亲笔写信给突厥始毕大可汗，称：“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 “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之有”。始毕大可汗回信说，他不赞成李渊“远迎隋主”，如果李渊“自作天子”，他就不避暑热，从行出兵，“觅大勋赏”。李渊派出的使者往返七天，回到晋阳。

李渊看过始毕大可汗回信，又犹豫起来，表示宁可“绝好藩意”，也不能“从突厥所请”，做“乱阶之人”。裴寂、刘文静都劝他答应突厥条件，李渊生气地说：“你们都是隋朝官员，却来劝我听从突厥的挑动，臣节何在？”其实，李渊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如果直接听从始毕大可汗的“劝说”举旗起兵，那就等于成了突厥的傀儡，很可能背上“叛国”的名声。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李建成、李元吉及柴绍回到晋阳，李渊十分高兴。裴寂、刘文静与李建成、李世民等反复商讨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隋炀帝）而立代王（杨侑），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刘文静认为只有同突厥达成妥协，避免两面受敌，起兵才能取得成功。李世民认为同突厥可先妥协，待夺取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李渊同意这一方案，称之为“掩耳盗牛”之计，立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给始毕大可汗送去一批金帛，并把将在起兵时使用的“红白狼头旗”带去给始毕大可汗看，以示“臣服突厥”之意。始毕大可汗大喜，立即派部将康鞘利送战马千匹至晋阳交易，李渊选购了五百匹。派刘文静随康鞘利再次出使突厥，要求始毕大可汗出五百名兵员相助。李渊的这一举动，带有策略性质。他反复叮嘱刘文静说：“突厥愿意出兵相助固然是好事，但突厥兵抢掠成性，来多了老百姓遭殃，只要求他出兵五百名，不能多要，懂吗？”刘文静说“：懂了。”

李渊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初五在晋阳誓师起兵，挥师南下。这时中原瓦岗军已在河南巩义县建立政权，李密于当月二十日遣使送来书信，表示愿与李渊联合。李渊回北联突厥信“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从而使李密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觉：李渊对瓦岗军构不成威胁，于是集中兵力对付洛阳的王世充。这样一来，等于李密帮助李渊牵制住了关东的隋军主力，他可以一往无前地向长安进军。

东稳李密，这是李渊最成功的两着战略妙棋，也是他能够一举夺取长安的关键。大家看史书，对李渊总是摆脱不了这种印象：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其实这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以后，开始修改史书并且淡化自己的父亲，突出自己的功绩。有意进行的打压所导致的结果。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李渊其实早有成事的打算，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有没有起兵的意图。于是他选择了静观其变，而自己的儿子李世民年轻，早就想把这件事做成功，于是忙前忙后，最后还直接逼迫父亲起兵。把李渊的秘密小心思一下子给揭开了。

于是就有了李渊的实际行动。

所以说，晋阳起兵，真正的谋主不是后世称道的李世民，而是唐高祖李渊。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得很深，需要透过表面的记载，才能找到背后的真正动因。

原标题：《晋阳起兵的真正推手并非李世民，李密和突厥都是他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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