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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台北将展，“阿部藏品”集中呈现

叶榕整理

2021-04-16 08:26

来源：澎湃新闻

美术史家李霖灿先生曾说，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有三鼎甲并驾齐驱：一是美国顾洛阜，二是王季迁，第三，则是日本“阿部藏品”。前二者所藏重要唐宋元书画，构成了如今全球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地之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品中坚；而后者，成为了另一中国书画收藏重镇——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核心馆藏。

澎湃新闻获悉，七月底，“遗珠—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首度大规模书画借展，其中包括传为南朝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宋燕文贵《江山楼观图》、米友仁《远岫晴云图》等在内的40余件（组）重磅名迹均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重要书画珍藏，皆来自日本关西纺织巨头、收藏家阿部房次郎旧藏。据悉，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选出10余件（组）相关书画精品与之同室并列展出。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阿部房次郎与中国古书画收藏

在日本，提及中国书画收藏，“爽籁馆”主人阿部房次郎，当属其中翘楚。

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研究员李霖灿曾指出“阿部氏爽籁馆藏品实可与美国顾洛阜汉光阁、王季迁宝武堂藏品并驾齐驱，堪称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并能弥补故宫藏品缺憾。”

如果说顾洛阜、王季迁两人的收藏，最终成就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那么，阿部房次郎的捐赠则成就了“大阪市立美术馆”。

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日本大阪天王寺公园内的茶臼山，是1614年德川家康与丰臣家族展开大阪之战时的营部。300多年后的1936年，当这座城市开始快速地朝近代化发展之时，在茶臼山的山脚下诞生了近代大阪的第一座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而该馆的核心藏品，最主要的就是阿部房次郎后人捐赠的中国古代书画。

大阪市立美术馆旧影

阿部房次郎，生于1868年2月，为彦根（现日本滋贺县）武士辻兼三的长子。在阿部房次郎出生的那年秋天，日本改元，持续近270年的江户时代谢幕，进入为日本带来巨大变革的明治维新时代。

28岁时，阿部房次郎以养子的名义与近江商业巨子阿部市太郎的长女结婚，改姓阿部。在此之后，阿部房次郎凭借其卓越的经营能力，将其企业经营扩大到南洋、中国、印度等地。尤其是“一战”爆发时，阿部房次郎大量承包欧洲各国军需布匹，获得暴利，一跃成为大资本家。战后又大批向上海倾销棉布，大办纺织厂。至1930年，阿部房次郎成为独占日本纺锭总数55%的商业巨头，并先后担任日本纺织协会会长等关西财经界要职。

阿部房次郎（1868-1937）

阿部房次郎不仅在商业领域叱咤风云，成就非凡，而且倾心于艺术收藏。如今，令他举世闻名的却是与其事业同时建立起来的中国书画收藏。阿部房次郎收藏中国书画不单是热爱，在《爽籁馆欣赏》第一辑的序文中，阿部房次郎明确阐述了其收藏目的：

导正偏重物质主义、轻视精神文明的风潮，实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艺术调和人心，培养优雅风气。相较于欧美，日本设立美术馆机构的起步时间较晚。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

值得一提的是，阿部房次郎藏品的建立离不开彼时活跃在京都的学者和画商圈子。在内藤湖南及长尾雨山（1864-1942）的熏陶之下，阿部房次郎醉心于中国法帖、名画的收藏。其很多藏品由原田悟郎帮忙购入，内藤湖南则负责鉴定。据相关资料介绍，原田悟郎的主业虽是出版印刷，却以艺术品交易商的身份周游于中国卖家和关西大藏家之间，他的博文堂在关西地区中国书画交易活动中非常活跃，阿部房次郎的藏品多是通过博文堂购买。而内藤湖南在日本汉学界则享有“东洋史巨擘”之美誉，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东洋的东西要留在东洋”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阿部房次郎，并促使他在清王朝覆灭后大量购藏曾藏于清宫和官宦巨族的珍贵中国文物，也引导了阿部终其一生坚持这一事业。

（传）易元吉《聚猿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在这种由学者、商人、藏家构成的书画交易模式下，诸多重量级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阿部房次郎。阿部房次郎生前集结了一百六十件中国古代书画，这些藏品主要来源有三类：一是清末民初书画收藏大家完颜景贤旧藏；二是《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作品；三是阿部房次郎在日本与同好间交换或购藏获得的藏品。在阿部过世后，其子按其意愿将这批藏品全数捐赠与大阪市立美术馆，无论规模、水准，皆是顶尖。大阪市立美术馆，因此闻名于世。

阿部房次郎的藏品中来自完颜景贤的藏品包括：（传）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传）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龚开《骏骨图卷》等；《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有：（传）易元吉《聚猿图》、佚名《散牧图》、郑思肖《兰图卷》、王渊《竹雀图》、唐寅《一枝春图》、蒋廷锡《藤花山雀图》、金廷标《春元瑞兆图》；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和廉泉、吴芝瑛旧藏，以及恽寿平《花卉图册》、石涛《东坡诗意图册》、高凤翰《山水花卉图册》。

40余件（组）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名迹亮相

澎湃新闻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公布的展件清单可以看到，此次特展“遗珠—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呈现的包括传为南朝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传唐吴道子《天王送子图》，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苏轼《行书李白仙诗》等在内的40余件（组）重磅名迹均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重要书画珍藏，皆来自日本关西纺织巨头阿部房次郎旧藏。

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局部）

传为南朝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其中传为南朝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学界普遍认为是唐代画家梁令瓒所摹。画面描绘了金、木、水、火、土五星以及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人物神怪图像。二十八星宿是古代中国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曾广泛应用于古代的天文、宗教、文学及星占、星命、风水、择吉等等术数中。

传为南朝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此图原分为上下两卷，前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现仅存五星和十二宿图。推测此图当为原作之上卷。每个星、宿各作一图，或作女像，或作老人，或作少年，或兽首人身，或作怪异形象。每图前有篆书说明。卷首题有隶书“奉义郎龙州别驾集贤院待制仍太史梁令瓒□”。人物用游丝描，细劲秀逸，匀洁流畅，设色古雅精微，图中的牛、马等动物形亦生动传神，画风谨严。关于张僧繇的画作，真迹早已无从探知。《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对于张僧繇绘画的研究来说，是仅有的实物资料。

传唐代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卷来自真实历史故事，描绘的是秦朝博士伏生（伏胜）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把《尚书》藏在壁中，直到汉代兴起才将之取出，在齐鲁之地讲述《尚书》之学。虽然汉文帝欲招伏生至宫中讲学，但他当时已高龄九十多岁，遂将学问传授予弟子晁错。本幅图卷便是根据此一典故，恭谨地描绘这位崇高学者形象的作品。

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伏生授经图》卷由于画中瘦劲线描承袭了唐代的画法，因此相传此画乃是公认的古代文人画始祖——唐代王维所作。画上钤有宋徽宗及宋高宗的内府收藏印，并有高宗题签“王维写济南伏生”和南宋吴说的观画题跋等。

此次展出的传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一说为宋代摹本，或吴道子传派高手之作，但已足以窥见吴道子笔法之精髓，被视为可印证其风格的重要作品。吴道子在画史中负有盛名，宋代米芾形容其笔下圆润似“莼菜条”，滑溜细腻，波浪起伏，点划之间，时见缺落，有笔不周而意周之妙。人们将他与北朝著名画家曹仲达并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传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传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

《江山楼观图》描绘了横向水平展开的广袤山水，从卷首处可远远眺望的江水，一直到卷尾仰之弥高的山体，真切表现了在风雨当中云烟、树木以及水流逐渐变得激烈的场景，画中多处还点绘有人们生活情景。款题：“待诏筠州筠□县主簿燕文贵□”。

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阿部所藏的不少作品，都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包括此次特展将展出的龚开《骏骨图》、（传）易元吉《聚猿图》、佚名《散牧图》、郑思肖《兰图卷》、王渊《竹雀图》、蒋廷锡《藤花山雀图》等。

龚开《骏骨图》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龚开所绘《骏骨图》中，一匹消瘦衰弱的马儿，低着头，鬃毛随强风的吹拂而飘动，其身姿既可怜却又带有威严感。曾在宋朝为官的龚开入元后不仕，卖画度日。他在画后的题画诗描写到：仕于前朝的骏马，如今虽然骨瘦如柴，无人怜惜，但相较于一般凡马只有十多根肋骨，千里马则拥有多达十五根肋骨，且因为变瘦的关系，骨骼显露于外，更突显出其与凡马之不同，故衰颓着实不是它所忌讳在意之处。可知画家将自身的境遇寄托在这匹马上，传达对异族统治的反抗精神。

郑思肖《墨兰图》卷纸本水墨 1306年 25.7×42.4厘米大阪市立美术馆

郑思肖于元人灭宋之际隐居苏州，誓不与北人往来，且拒绝元代朝廷的招聘，坚持对宋室的忠节；其名“思肖”亦为亡国后所改，含有思念宋代王室赵（肖）氏之意。他擅长描绘被视为君子象征的兰花，但据说他因国土为异族占夺之故，画兰均不画根。本幅是他传世的作品，同样未画出兰根，刷以淡墨的兰叶姿态既清廉又潇洒。画幅右上方的题画诗和左侧的落款均采用印刷的方式，似是按一定数量制作的作品。

阿部收藏中还有一部分来历比较特殊的作品——比如即将展出的苏轼《行书李白仙诗》。

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据说，这件作品原为东京银座至京桥一带号称“中华第一楼”的中国餐馆经营者林文昭所拥有，当原田悟朗向内藤湖南出示这件作品时，内藤湖南一开始还对“书迹发现于日本”的说法感到半信半疑。不过，内藤湖南和犬养毅（1855—1932，爱好中国书画的日本政治家）均极力赞赏此作，并为之撰写介绍信，即便如此，却始终没有人愿意买下它。

直到阿部房次郎拜访原田悟朗的宅邸，对此件作品一见倾心，才终于归阿部房次郎所有。

据悉，为配合本次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从其藏品中选出了10余件（组）相关书画精品与之同室并列展出。包括宋郭熙《观碑图》、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燕文贵《溪山楼观》、米芾《书论书》、宋徽宗《溪山秋色图》、唐卢鸿《草堂十志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