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会︱汉唐陵墓有哪些考古新发现？

2021年3月28日，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四川大学汉唐考古研习会”（第一期）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7会议室举行。此次研习会属于“四川大学2035先导计划·区域历史与考古文明”系列学术活动，以汉唐陵墓为焦点，旨在对近年西汉及唐代陵墓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学习、研讨。

研习会分上、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6个小时，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霍巍教授、王煜教授主持，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的焦南峰教授、张建林教授做了主题演讲，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罗丰教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罗二虎教授、白彬教授、赵德云教授、索德浩副教授、庞政博士以及四川大学汉唐考古读书班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习会。

会议现场

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霍巍首先做主旨发言。他指出，随着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展，诸多新技术、新思潮、新流派开始出现，这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但在众多“新”元素之中，中国考古学始终有着自己的“主线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帝陵以及都城的研究。而在帝陵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又有很多变化与新的研究成果。

霍巍教授发言

随后，焦南峰以“百年回眸——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了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概况。他指出，西汉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秦代创立的统一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因此对西汉帝陵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西汉帝陵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分布在今西安市附近的十六座大型陵墓，其中有帝陵十一座，还有太上皇陵、文帝母薄姬南陵、武帝钩弋夫人云陵、宣帝废后许皇后少陵及成帝废陵昌陵等五座陵墓。

焦南峰将西汉帝陵既往的研究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踏查测量期，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初至解放前。此期较重要的是一些外国学者对西汉帝陵的踏查，重要的有日本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的研究》、法国谢阁兰等的《汉代墓葬艺术》及中国学者王子云等的《汉代陵墓图考》。此阶段的田野工作应该是一种现场踏查和简易测量，其研究则大多是调查资料与历史文献的对应推测。第二阶段为抢救调查期，此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工作的重点是“抢救”，成果之一是确定了部分帝陵的名位，初步了解了西汉帝陵的某些形制特点。第三阶段为发掘研究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70年代晚期开始到本世纪初。此阶段社科院考古所和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测，特别是社科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汉宣帝杜陵和汉景帝阳陵的较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取得了研究、保护、展示等多方面的成果。第四阶段为大遗址考古期，2006年以来，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西汉帝陵考古工作方案>的批复》精神，陕西考古院与社科院考古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字化”的工作思路，先后对位于汉长安城以北的咸阳原、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少陵原等地的十六座西汉陵墓进行了长达十多年全面系统的调查、勘探和试掘。此阶段的主要收获是基本探明了除汉成帝刘骜半途而废的昌陵之外十五座西汉陵墓的位置、规模、布局、结构和内涵；验证、补充了咸阳周陵镇、咸阳严家沟两座战国晚期秦王陵构成的形制要素，发现了咸阳司家庄战国晚期秦王陵；为西汉帝陵制度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资料，为西周王陵的探索排除了疑点，为秦人陵墓系列链条弥补了缺环，为十八座秦汉帝王陵墓的研究、保护、展示奠定了基础。

焦南峰教授作报告

在简述了西汉帝陵的调查和研究历程后，焦南峰又逐一回顾了近年西汉帝陵的田野考古主要收获。

汉高祖长陵。长陵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西南部，陵邑位于陵园北侧，陪葬墓大多分布于陵区东部，绵延约7.5公里。长陵陵园平面均呈长方形，陵园除西墙址外，其余三面墙址共发现门址四处。帝、后陵分别位于陵园中部偏西、东南部，封土均为覆斗形，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各有四条墓道，东墓道为主墓道。陵园内发现建筑遗址6处、外藏坑285座，分布在帝、后陵周围。长陵邑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未发现东城墙，南北长2170.5米，东西宽1359.2米，墙外设有壕沟。陵邑遗址内发现道路、建筑基址、陶窑、灰坑等遗迹；长陵陵区发现、确认陪葬墓123座，南北向成排分布，共8排。地表现存封土41座，16座封土下有两座墓葬，此类墓葬多为夫妻异穴合葬墓。陪葬墓周围设有围沟，部分墓葬周围有夯土墙围绕。

汉惠帝安陵。安陵东邻汉高祖长陵。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西南部，陵邑位于陵园北侧，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东部。安陵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周围有园墙围绕，墙址宽3.5-6.5米，东、西墙中部偏北处各设一门，位置对应，二者之间有道路相连。帝陵位于陵园东南部，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地面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堆。后陵位于帝陵西侧偏北处，墓葬形制为“中”字形，封土规模小于帝陵。陵园内发现建筑基址4组、外藏坑168座，建筑基址分布在陵园北部，外藏坑大多分布在陵园北部，少量分布在帝陵周围。安陵邑遗址紧邻陵园北侧，共用陵园北墙，平面形制不规整，东西长1664.7米，南北宽1000.4米。遗址周围有城墙、壕沟围绕，北墙、东墙各发现门址1处，遗址内发现道路、建筑基址、陶窑等遗迹。陪葬墓分布在陵区东部，已探明古墓葬50余座，确认为安陵陪葬墓25座，其中13座地面保存有封土，10座墓葬周围有园墙。

汉武帝茂陵。茂陵由茂陵陵园、茂陵邑、陪葬墓区及修陵人墓地四部分组成。茂陵陵园位于陵区的中央，茂陵邑位于陵区的东北部，陪葬墓分布在茂陵陵园的四周，其中东侧墓葬较为集中，等级较高，修陵人墓地则位于陵区的西端。茂陵陵园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080多米，宽1390多米，内分布有汉武帝陵园、李夫人墓园、11处建筑遗址、244座外藏坑及9座中型墓葬。帝陵四门为“三出阙”。茂陵出土文物中以1981年发掘的“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中的230多件“阳信家”器物最为丰富且研究价值重要。“阳信家”器物以铜器为多，多数器物刻有铭文，记载着器物的主人、名称、重量、容量及制作者等，其中的鎏金铜马和鎏金银竹节熏炉等均为非常罕见的文物珍品。

汉昭帝平陵。平陵陵区由平陵陵园、平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东西约6500米，南北约6500米。平陵陵园位于陵区中部，平陵邑位于陵园东北部，陪葬墓分布在陵园、陵邑周围。陵园中心为昭帝陵，其西北为上官皇后陵。帝后陵旁皆发现有独立的寝殿建筑群，陵园内东南部发现有平面方形的陵庙遗址。陵园内东北角有一祔葬墓区，其内有6座墓葬。平陵旁的平陵邑保存较好，其内发现有规整、系统的道路系统。

汉宣帝杜陵。杜陵陵区由杜陵陵园、杜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东西约5500米，南北约4800米。杜陵陵园平面形制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约1769、南北宽约1420米。内探明有帝陵陵园1座,皇后陵园1座，祔葬墓57座，建筑遗址6座，外藏坑100座；陵邑位于陵园西北部，在陵邑范围内发现建筑遗址4处，另外还有陶窑等遗迹；陪葬墓区发现75座陪葬墓。发掘过的杜陵东门遗址距封土120米，面阔近85米，进深约20米，由门道、左右塾、左右配廊、散水等组成，布局规整、结构合理。帝陵寝园位于帝陵东南，与帝陵隔墙相邻，分为两大部分，东侧为寝殿，西侧是便殿。寝殿由殿堂、回廊、散水、两门、六阶等部分构成。便殿分堂、室、院三组建筑。后陵门址、寝园与帝陵大体相同，唯规模略小。其中祔葬墓数量多，布局有序，并似乎有等级差别。

汉元帝渭陵。渭陵由渭陵陵园与陵园外陪葬墓两大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北部，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园西、南、东三面，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3500米。渭陵陵园内分布有汉元帝陵园、王皇后陵园、傅昭仪陵园及外藏坑16座、礼制性建筑遗址4处、祔葬墓32座及完备的道路系统。渭陵陵园外陪葬墓共26座，大部分封土仍存，分布较为散乱，部分墓葬成组分布。渭陵值得注意的是一、陵园似有从东西向长方形向正方形转变的迹象；二、其南墓道有延长的趋势；三、外藏坑数量急剧减少；四、似乎出现了“园省”。

汉成帝延陵。延陵发现延陵陵园及陵园外陪葬墓区，陵园位于陵区中部，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园西、南、东三面。延陵陵园平面形制为东西向不规则长方形，西北角内收，东南角外凸，这种特殊的陵园形制与其避让平陵陪葬墓及陵园东侧的严家沟战国秦陵园有关。陵园内分布有帝陵陵园、后陵陵园、6处建筑遗址、17座外藏坑、祔葬墓等。陵园外陪葬墓共确定36座，28座保存有封土，墓葬形制多为“甲”字形。

汉哀帝义陵。义陵由义陵陵园及陵园外陪葬墓两大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西北部，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园南侧、东侧。义陵陵园内分布有汉哀帝陵园、傅皇后陵园、外藏坑、建筑遗址及祔葬墓。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义陵陵园外东侧、南侧，确定的陪葬墓共16座，12座保存有封土，封土形状有覆斗状、圆丘状和不规则状三种，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竖穴土圹墓。

汉平帝康陵。康陵陵区无陪葬墓分布，主要为康陵陵园及相关遗迹，东西2200米，南北1700米。康陵陵园将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2处建筑遗址等界围其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周围有园墙、壕沟环绕，南墙中部设置有门。汉平帝陵园与王皇后陵园外另有一条围沟环绕，康陵陵区还分布有建筑遗址10处及完备的道路系统。康陵陵区这种复杂的陵园关系是在西汉晚期政权更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汉景帝阳陵。阳陵陵区由陵园、陪葬墓区、阳陵邑、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五部分组成，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1-2公里。阳陵陵园位于陵区中部偏西，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中部偏东和偏北处，阳陵邑位于陵区东端，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位于陵区西端。阳陵陵园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长1820米，宽1380米，陵园内分布有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外藏坑、北区外藏坑及礼制性建筑遗址3处。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均有园墙围绕，每面园墙中部设置有门，“覆斗形”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东西向，墓葬周围有外藏坑86座、28座。陵园北侧有陪葬墓2座，东侧陪葬墓区东西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中部有东西向道路1条，道路两侧人工壕沟纵横，将墓区分割成排列整齐的墓园16排130余座，每个墓园内至少有一座甲字形大墓。阳陵邑遗址东西长4.3公里，南北宽1公里，整个遗址以1条东西向道路为轴线，两侧有东西向道路11条，南北向道路23条，将遗址分割成边长、面积不等的里坊数十座。刑徒墓地在陵园西北，面积约80000平方米，其墓葬排列无序，坑形不一，骨殖凌乱，有的还带有刑具。阳陵考古发掘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阙——三出阙；西汉帝陵第一座确认的陵庙——“罗经石”遗址；第一处确认并发掘的陵邑——阳陵邑；首次发掘并确认的陪葬墓园、最早的“四神空心砖”、最早的“围棋棋盘”等等。

总体来说，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共有以下重大收获。其一是新发现了一座帝陵——霸陵，结束了之前对霸陵地望的争论；其二是基本探明了15座西汉帝陵的规模、布局、内涵等；其三是确认了三座战国秦王陵。西汉十一陵等级、名位和排列问题的确认，为我们提供了十一个精准的“点”和一条精准的“线”，使我们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运用此前发现的所有西汉帝陵考古资料，能够循序渐进地把一条精准的“线”强化为一段西汉帝陵形制发展、演变的“信史”。

接下来，焦南峰对所在团队取得的系列学术成果择要进行了介绍，大致可归为六个方面：首先是根据历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基本确定了西汉诸陵的名称与位置。其次是归纳出西汉帝陵的营建与选址的基本理念，即史书中所载“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也认为西汉帝陵整体布局并无昭穆制度，但局部或有昭穆之序。西汉帝陵营建经过周密规划，以西汉度量为尺度，呈现出“一点居中、两条中轴、四面对称”的特点。同时，他认为西汉帝陵反映出中国古人“事死如生”的建设理念，众多的外藏坑代表着百官宫观，复杂的陵园布局象征着整个汉帝国。西汉后期虽然因国力削弱导致相关设施有所删减，但概念中的西汉帝国一直存在。

接下来，焦南峰又将西汉帝陵形制分析为十余种要素，依次介绍每一种形制要素的演变：一是作为陵墓结构主体的陵园，呈现出从早期一重陵园到中期东西向长方形两重陵园，最后到近方形两重陵园的演变。二是西汉时称之为“方中”的帝陵墓穴，大量考古调查、钻探资料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均说明，在考古学上，西汉帝、后陵的墓穴应该是一种平面方形、有四条墓道、东墓道最长、坐西朝东的大型竖穴土圹，即所谓“亚字形”大墓。早期及中期规模应较大，晚期明显缩小。三是史籍中记载作“方上”的封土，西汉帝陵应该是一直在方形的墓室之上覆盖“覆斗状”封土，也呈现出早、中期规模较大，晚期缩小的特点。四是帝陵门阙，西汉早期及后期的门阙多作两出，而中期则用三出阙。五是陵园中最重要的祭祀性建筑——寝园，早期虽未确认，但中期可确定寝园为帝后各一座，晚期有减少。六是陵庙，阳陵“德阳庙”是西汉帝陵陵庙的标准形制，异于周秦，影响到东汉，具有重要意义。七是外藏坑，早期西汉帝陵的外藏坑数量众多，形制各异，排布无序，进入中期，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以帝陵墓穴为中心呈向心状排列，到了晚期，外藏坑数量急剧减少，乃至消失。八是安葬于各陵园内外的、与汉陵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陪葬墓，能入葬诸帝陵、陪葬茔域的人物尽管政治身份不尽相同，但均属统治集团内部的上层。其大多对称排列于外陵园之外的司马门道两侧，呈朝列参拜状；各陪葬墓大多也设有兆沟，早中期数量较多，而晚期数量锐减。九是位于内陵园之外，外陵园之内，明显有别与陪葬墓的祔葬墓，这些墓葬的主人应是皇帝的高级嫔妃。十是陵区内的道路，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将陵区内的道路对应出神道、徼道、衣冠道、司马门道。十一是作为帝陵重要组成部分的陵邑，陵邑是秦始皇的创举，西汉沿用，不仅借此完成了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消除不安定因素，巩固中央统治，繁荣陵邑附近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目的。而且由最新考古调查和钻探可知，早期陵邑道路间距不一，进入中期道路间距均等，或为类似里坊制的源头，到了晚期，就罢置陵邑。十二是园寺吏舍，也就是陵园内长期奉职官舍等建筑。园省为汉武帝之后，因“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而出现了“夫人”居址。十三是刑徒墓地，也就是帝陵营建工程主要劳动力的专有墓地，发现较少，整体面貌暂不清晰。十四是手工业作坊，陵区内常发现陶窑等作坊，其是帝陵营建工程中衍生出的遗存。焦南峰还指出，从西汉帝陵营建管理、布局结构、性质内涵等角度出发，上述诸形制要素并不一定同时并列存在，陵园、墓穴、封土、外藏坑、门阙、寝园、陵庙、祔葬墓、园寺吏舍、园省、陪葬墓、道路、陵邑等的综合才是西汉帝陵的结构主体，要全面考察帝陵从选址、规划、营建、沿用、废弃这一漫长历史过程。

焦南峰认为，可以根据诸形制要素归纳出西汉时期的陵墓等级制度的部分内容：首先是封土，虽然封土形式与墓主等级的关系目前并不明确，但封土高度应该直接关联墓主身份；其次为墓穴形制；再次是具有明确身份色彩的外藏坑，乃是皇家专享，除了个别赏赐与褒奖，均不见于其他等级墓园内；再次是门阙形制，西汉中晚期，只有帝陵才可使用三出阙；接着是祔葬墓与陪葬墓，品级不到五官以上，皆不可入外陵园，而统治集团上层才能埋入陪葬墓区；最后是俗称“裸体俑”的陶俑，基本都只见于帝陵，等级颇高。

焦南峰将西汉帝陵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从长陵到霸陵的早期，陵园布局较为无序，帝陵制度似乎尚未完备，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可称之为“无为而治”。从阳陵到杜陵可划为中期，自阳陵始，西汉帝陵制度已臻成熟，陵园布局较为规范，可概括为“阳陵模式”，联系当时历史情境，可称作“独尊儒术”。渭陵到平陵则是西汉晚期的衰落，陵园规模缩小，要素删减，整体布局朝向也呈现出从东西到南北向的转变，可叫做“落日余晖”。

随后，与会学者与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表示焦南峰教授及其团队的成果对青年学子具有极强的引领、示范作用，即研究从考古成果入手，既密切结合各类文献，又在田野中检验和深化自身认识，将成果从简单的物质遗存上升到对汉代陵墓制度的研究。他们还就汉代陵墓形制和陵寝制度等问题展开交流，关于怎样区别寝与便殿，焦南峰介绍了目前西汉各帝陵中相关遗存的大致情况，并梳理了西周到两汉建筑形制布局的变化，认为寝殿一般会有大殿，而便殿形制可能较前者简单。

与会学者讨论

王煜认为焦南峰介绍了目前学界对西汉帝陵考古的最新系统性认识，充分显示了关中地区周秦汉唐考古具有的独特风格与宏大气派。研究成果不仅关注帝陵本身，还着力揭示出帝陵与都城、帝陵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为中国考古学在实物与文献的对应与互动等方面都提供了典范。尤其是注意到帝陵对都城的影响，不仅有“死”对“生”的模仿，还有“死”对“生”的反向影响，这是过去关注不多的。王煜还提到经过众多考古学人的努力，发掘了相当大一批汉代诸侯王和列侯墓葬，在当前情况下，又该如何认识聚讼纷纭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等概念？焦南峰主张在研究类似问题时，首先应当梳理考古实物，与此同时还应密切联系经史文献，尽量使复杂问题简单化，避免让情况更加混乱。他认为定陶灵圣湖汉墓的椁室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汉代最高等级陵墓的棺椁形制。

来自四川大学汉唐考古读书班的博士生齐广关注到，以往研究中往往将帝、后陵并列东西的布局与长安城中的两宫分布相比拟，而最新田野调查发现两者之间并不类似，该如何解释后陵的方位选择？焦南峰主张西汉陵园总体呈现“帝陵居中，后陵居侧”的布局特点，不同等级的墓葬分居各处，陵园反映出整个西汉帝国的社会结构。接着两人又就陵区内道路的命名、汉代神道的等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赞同历史时期考古学者在使用史料前，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史料甄别与批判，立足史料编纂与成书过程，明确相关记载的年代和写作意图，从而更加准确地解读相关考古遗存。博士生焦阳还就陵区外藏坑之间有无打破关系、如何恰当使用考古钻探资料等问题请教焦南峰教授。

罗二虎教授关注到两汉之间的变化问题，认为应当进一步探索西汉与东汉陵墓之间的变化。焦南峰很赞同他的观点，对两汉帝陵的墓葬形制、墓道条数与朝向、陵园布局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将其概括为从“天下之中”到“南面称王”。白彬教授十分关心汉代帝陵中与堪舆相关的遗存，焦南峰认为所谓“堪舆”实质就是环境评估，来源于人们与自然的长期互动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从《汉书·艺文志》等文献来看，西汉时期存在与后世堪舆术相关的书籍，但均已亡佚，仅凭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存来探索具有较多困难。索德浩副教授注意到汉代陵墓封土存在的不同形式，不知其是否也属于汉代陵墓制度规范中的内容。焦南峰回应说考虑到汉代《葬律》记载、陵墓封土的自然流失和后代历次修缮等情况，汉代陵墓制度可能只对封土高度进行等级规范，未包括封土形式等内容。赵德云教授注意到陵园与陵邑相对位置的变化问题，焦南峰认为这种变化说明了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下，西汉帝陵营建时秉持的“便利”原则，始终坚持花费较少成本。罗丰教授提到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在使用史料时存在的差别，而在从事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时，越熟稔于史籍文献，自然对各种考古材料的解读愈加得心应手，接着就西汉帝陵与昭穆制度、陵邑的起源及其反映的秦汉时代国家控制能力等问题与焦南峰交换了意见。

罗丰教授发言

唐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下午，霍巍教授首先介绍了张建林教授的研究方向，除了唐代陵墓以外，他还与川大从事西藏考古的同仁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到西藏进行文物考古调查的考古学家之一。张建林教授有关唐陵的报告，可以与焦南峰教授的报告相互衔接。通过报告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两个统一且文化达到高峰的时期，其最高级别的埋葬制度与文化遗存的情况。

张建林从几个方面分享了唐陵考古的情况。首先是唐陵考古的工作历程、方法和经验。2005年国家文物局确定了第一批大遗址考古项目，其中就有唐陵和汉陵。尽管在此之前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考古所也做过唐陵的调查，但是系统地按照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即把陵墓作为大遗址来看待进行考古工作，还是第一次。所以如果划分唐陵的考古历程，基本上和西汉帝陵是一样的。第一阶段是1960年之前（因为50年代还是没有脱离1949年之前仅限于地面踏查的方法）。除了足立喜六、谢阁兰等，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考察团也调查过唐陵，当时不但有照片、拓片，还有绘制的草图，这是1949年之前关于唐陵最系统的、最接近考古学的调查活动。1970年代之后最为系统的调查是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的唐陵调查。

张建林教授作报告

唐陵在2005年确定进入大遗址考古项目之后，于2006年正式开展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对关中地区的18个皇帝陵、两座祖陵，还有顺陵以及隋文帝的泰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有20座陵的局部发掘已基本完成，并出版了一部考古报告。唐陵考古新的思路是“以深入调查、全面勘探、精确测绘为主，小面积发掘为辅，全面获取一手信息，推动学术研究与遗址保护”。唐陵几个陵区中最重要的是关中陵区，横跨了6个县，从最西边的乾陵到最东边的泰陵，绵延约150公里，以唐长安城为中心点呈扇形分布。大多都是在靠近渭北高原的北山北山南麓一带。唐代帝陵的构筑可以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封土为陵，另一种是因山为陵。日本学者来村多加史把因山为陵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独立山峰，如乾陵；另一种是与周围山体相连，如昭陵。其中，属于乾陵式的有4座墓，其他的大墓都属于昭陵式。

大遗址考古项目必须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唐陵参照了西汉帝陵项目制定了工作规划，具体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调查、勘探、发掘和测绘。首先是大范围的地面调查，以前的地面调查基本集中在神道及石刻上，但这次除了对陵园遗址本身，还对陵园包含的所有建筑基址、陵园石刻的原料产地进行了调查。其中，唐玄宗泰陵和唐肃宗建陵的原料产地已经确定。在肃宗建陵的东侧山沟里就发现了一些石窑，这些石窑基本上都在一个层位，同时还发现了凿开石料的楔子的痕迹。通过山上发现的石料，和神道半路发现的石人毛坯，可以知道唐陵石刻是在采石现场把石料凿成毛坯，再把它运到放置的地方进行精雕细刻。另外，在定陵的西南侧还发现了495座陶窑，这一组陶窑里发现的砖瓦和其他建筑材料都可以与定陵对应。除了供帝陵修建以外，这些砖瓦也供陪葬墓及大型建筑使用。

其次是勘探。勘探是北方地区探查地下遗迹最有效的办法，大面积的勘探为探明陵园大的局部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唐陵工作中开展不少小面积的发掘，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验证勘探结果，二是了解一些遗迹的结构。此外，在唐陵遗址范围内还进行了一些抢救性发掘。最后是测绘。以前的测绘多数都是利用现有的地图标注出陵园的范围，现在是用arcgis配合全站仪测绘，为了能够计入arcgis系统，还从国家测量点引一个点作为基准。此外还引入了三维扫描技术，最早是在桥陵发现的门阙基址上做了三维扫描和建模，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考古工作者所绘制的复原示意图来做建筑的三维复原。总的来说，唐陵考古的经验基本上就是细致的地面调查，大面积考古勘探和小范围的发掘相结合，目前也正在摸索建立整理分析和综合研究的系统。

接着，张建林介绍了关于唐陵大遗址考古的一些收获与认识。首先是唐陵的布局和构成。唐陵考古中基本是把唐陵分为三大块以及其他相关遗迹。第一是陵园，陵山或封土为唐陵的核心，包括陵墙、四门、角阙、神道等；第二是寝宫，这部分在地面上是看不到的，在调查中只能看到一些砖瓦的堆积及断面上的夯土，主要依靠考古勘探；第三是陪葬墓区，陪葬制度是有一个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到晚唐时期，陪葬墓制度就消失了；其他部分比较分散，例如陵寺、神游殿、道观等。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寺院的遗址和寺碑，发现了一些石刻的佛教造像和砖瓦堆积。经过多年的调查与勘探，对于唐代帝陵构成要素的认识与以往是不一样的，过去不少人认为唐陵有献殿，实际上通过调查发现不存在献殿。唐代文献里对于陵园的建筑格局、功能、结构都记载很少，现在可以通过考古调查补充或纠正。

唐陵陵园形制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可分为四个阶段，以前是通过石刻来划分，现在主要是通过对陵园的总体认识来划分，包括陵园的布局和结构、陵园石刻、寝宫（下宫）和陪葬制度。第一阶段是初唐，这一阶段献陵借鉴了隋代帝陵陵园形制，昭陵则采用因山为陵形制，高祖的献陵和太宗的昭陵采用的是不同的形式，说明这一阶段陵园制度还没有形成定制。但这一时期的陵园形制和石刻种类对下一阶段，尤其是乾陵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开启了后面陵墓立蕃酋像的传统；北门列六匹石马的传统；还有献陵陵园的方形陵园和神道南端立石柱等传统，都被后来陵园所采用。第二阶段是初唐至盛唐的三个陵——乾陵、定陵、桥陵，虽然都是因山为陵，但在平面布局上却力求做成方形。乾陵是因为在其东南部有一道沟，所以只好角阙往回收，放在一道山梁上，勉强构成方形；而定陵是向东伸出一块，将东部的山梁包了进去；桥陵为了把山包进去则是向东北方向伸出，整体还是按照方形来设计陵园平面结构的。寝宫（下宫）在乳台阙南的神道西侧，陪葬墓在神道东侧，陵园的石刻组合形成了定制，从南向北分别是石柱、翼马、鸵鸟，石马与牵马人、石人、蕃酋像、石狮这样一个组合，后期基本上只有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唐代帝陵的重要转折，也是古代帝陵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第三阶段是唐中晚期，陵墓的布局发生变化，基本上是在乾陵模式的基础上做调整，第一，陵园的形状不强求方正，只把南墙做直，其他墙基本上是依山势走向；第二，石刻部分把石人调整为文官和武将，整体规模也缩小了，可以称之为“泰陵模式”。第四阶段是唐晚时期，陵园的规模变得更小，重新启用了封土为陵的作法，陪葬墓制度从这个阶段开始彻底消失。

唐陵陵园的四门形制通过考古钻探和发掘得到进一步认识，从初唐到晚唐，都是“门屋”式的大门。门阙从早到晚是有变化的，三出是逐渐变小的，到了晚唐的时候，三出就不再出现了。蕃酋殿是由长方形的廊变成了曲尺形的廊。特别是寝宫，在初唐和盛唐时是分为内城和外城的，有两进院落，中轴线上有主体建筑——寝殿，两侧有便殿及附属建筑。献陵为方形陵园，设四门，南门外有门阙和神道石刻；昭陵则是把主要功能区放在北边，殿堂式大门（门屋）、门阙、列戟廊和石刻都放在北门，这样做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可能把蕃酋像放在北边对于北面的突厥人是一种震慑，又或者有玄武门的情结。但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地势上南面不太适合建造这些设施。从初唐到盛唐时期，每一座陵在细节上都有若干变化，直到桥陵基本上不再变化。关于寝宫过去一直叫做下宫，但是在文献中，唐人当时是叫寝宫，不叫下宫，“下宫”这个说法被大家长期使用是在宋以后。

寝宫制度在唐陵制度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绝大多数陵都有寝宫。寝宫的作用和西汉帝陵是一样的，这里面要放帝后衣冠，在这里供奉，每天要上食，每逢不同的节气，要放不同节气的衣冠。皇帝亲谒陵和公卿巡陵的时候，要举行仪式。寝宫里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很可能是像西汉帝陵一样，先王去世之后，就把宫人们迁到陵上，宫人去世之后也埋葬在陵园里。昭陵就发现有宫人墓，有七品、五品等不同等级，有些只记载了品级，姓名不详。寝宫实际上在帝陵的四个阶段也发生了变化，高祖献陵在陵园的东北发现了建筑基址，基本推测是献陵最早的寝宫，有外墙和内墙，内墙中的主体建筑应该就是寝殿。关于寝宫的搬迁文献里只记载了一条，就是昭陵的搬迁。但从昭陵寝宫遗址的调查来看，昭陵寝宫应该是没有搬迁，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中唐时期的建筑材料。文献中记载对唐陵做过大规模维修，维修的时候这些建筑材料需要更替，进行过维修，说明寝宫并没有搬迁。现在保存最好的就是桥陵的寝宫，有严格的内城和外城，分为前后两进，有中轴线，有两道门，表明寝宫仿宫城，陵园则仿都城。

关于石刻种类和组合也有一些新发现，一个是有些陵在南门有一对守门的武士像，在乾陵南门的两侧就保存有一对石人座，这与墓门两门扉上线刻的守门武士像类似。在崇陵陵园南门址外也保存有一件石座。从座的结构上来看，应该是一个高大瘦长的石雕像，有可能是武士俑，而且与其他方形的石人座不同，这个座是长方形的，比较特别。座上有可能是天王石刻，因为有踩小鬼的姿势，所以是长方形的座。唐陵北门一般是一对石狮和三对石马，乾陵、景陵等都在北门外发现有石虎。此外，《中国道教考古》一书里，收录了定陵和桥陵陵发现的两件五方精石，还有桥陵发现的祔葬昭成皇后的五精石之一，其中一个是带石函的，还有箓顶的盖子。另外还有十二生肖的俑，能够确定是在唐肃宗的建陵发现的两件，发现的方位是靠近南门和西侧陵墙附近。在咸阳机场二期工程发掘时，曾有一座墓的墓园围沟出土了一组生肖俑，当时应当暴露在地面上。说明在盛唐至中晚唐时期，帝陵和高等级墓葬在陵园或墓园周围安置十二生肖。这种在陵园周围放置十二生肖俑的作法对宋陵是有影响的，北宋皇陵就有发现。在新罗王陵封土周围的石雕护栏上，也刻有十二生肖的形象。

关于唐陵蕃酋像的问题。从昭陵之后，每个陵都有蕃酋像，个体数量超过150个，其中乾陵就有61个，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就是设立蕃酋像的用意是什么，史书里有一些依据，如“昭陵立十四国蕃酋长像”，是为了“阐扬徽烈”，也可能有朝贡、朝会的概念在里面。第二，在不同时期设立不同形象、不同族属、不同国别的蕃酋像，是与当时的外交形势有一定关联的。昭陵明确记载了十四国蕃酋长像，乾陵尽管现在只剩6个蕃酋像还保存有题名，但可以考证的有37个，明显能看出与太宗朝、高宗朝时期的外交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泰陵、昭陵和崇陵里，蕃酋像的服饰特别多样，极力地表现了不同民族的服饰情况，但是乾陵、建陵等，服饰基本上是统一的，特别是乾陵，大多数都是圆领袍服。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与当时周边民族入朝的一些要求有关，不同时期对着装的要求可能影响到石刻里的服装。

最后，张建林指出，考古为遗址的保护范围划定，提供了最为准确的依据，对遗址本体保护和周围环境的保护，也提供了准确的资料。考古也对如何认识唐代的建筑材料有了很多贡献，原来我们对于瓦当的划分是一个纯类型学的分析，长安城的建筑实际上是在不断地维修，所以在一个宫殿里面，早中晚的建筑材料都有。长安城遗址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通过唐陵遗址发现的砖瓦材料就有可能解决。维修陵园的时候一般都是维修南门或北门，如果要以确定的建筑材料来作为断代的依据，那就是找东西门的材料。我们可以用唐陵遗址出土的瓦当、兽面砖、鸱吻来建立唐代建筑材料的标尺。唐陵考古历时十六年，还没有完全结束，现阶段的工作是报告的整理和编写，相关资料也会尽快发表。

随后，与会学者与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指出，帝陵是最高统治阶级的墓葬，是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对社会各个阶层及周边文化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张建林教授关于唐陵的报告不仅让大家了解到唐代帝陵的考古工作集合了钻探、小面积发掘和测绘等相关方法，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王煜也谈到两位教授带领的帝陵考古工作，极大推动了田野考古学的发展，也更新了许多重要的知识，诸如唐代帝陵是否存在献殿等问题。张建林教授揭示的唐陵的结构、仪仗石刻、多重门阙、蕃酋廊、列戟廊等显示出于地下的天井过洞和仪仗、蕃使和列戟壁画的相似性，结合帝陵的地上材料和“号墓为陵”的地下材料，我们对唐代帝陵有了更系统和清楚的认识。王煜还提到，张建林在研究中指出蕃酋像排列具有规律，罗丰也曾撰文讨论《职贡图》人物排列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与会学者讨论

张建林指出，唐陵神道前蕃酋像的摆放与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方位有一定关系，比如乾陵里的蕃酋像中，表现新罗的石刻就摆放在东边，而象征西域国家的石刻则放在西边，但由于目前相关资料较少，具体的摆放规律还需进一步研究。罗丰认为蕃酋像是表示觐谒皇帝的场面，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可能重要的国家放在前面，不重要的国家则放在后面，而《职贡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至于结论其实可以不必过早言之，重要的是讨论相关问题的过程。

霍巍认可罗丰的意见，认为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不同的思路才是更重要的，并且补充说到蕃酋像的摆放究竟是表现了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还是展示当时的外交关系仍值得研究。他以唐代王玄策出使印度时擒获阿罗纳顺并在昭陵前为其刻像为例，同时又列举了唐后期亦将西南夷形象列入的情况。认为这反映出唐陵蕃酋像不仅关乎当时国际关系，也表现出国内民族关系，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四川大学汉唐考古读书班的博士生马伯垚就唐陵陵园内建筑和“下宫”与寝宫的关系与张建林进行交流。张建林谈到了过去人们对于唐陵建筑布局的一个误解，即由于在陵园南门发现较多的建筑材料，因此许多人认为唐陵献殿在南门，但近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南门里边并没有建筑基址。另外他还提到新旧唐书中只出现“寝宫”而无“下宫”的记载，而且无论是皇帝亲谒陵还是公卿巡陵，都没有进入陵园里，而是在寝宫进行的，但具体的祭祀位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博士生金弘翔就隋唐时期长斜坡墓道及其装饰的来源、功能问题提出讨论。

随后白彬就帝陵修建中的堪舆问题与张建林、焦南峰进行交流。张建林指出帝陵修建中确实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在文献中未见到相关记载。焦南峰则认为古代墓葬选址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存在，是古人对环境评估的科学知识总结。罗二虎同意焦南峰的看法，认为墓葬选址与人们对于阳宅环境的选择类似，另外也与两位教授探讨唐陵修建的后勤问题和寝殿位置问题。张建林以考古发现为例，指出由于唐陵修建工期较汉陵短，因此没有发现类似的修陵人居址。焦南峰指出汉唐帝陵寝殿的不同，东汉时期是在陵前祭祀，而唐代基本不进入陵园而是在稍远的寝殿中祭祀。

索德浩与马伯垚就汉唐帝陵封土的形制问题与焦南峰、张建林进行了交流。焦南峰认为两汉时期帝陵封土由方变圆体现了“天圆地方”的思想，而张建林认为唐代帝陵封土模仿了隋代帝陵，隋代则仿自汉代。王煜提到目前帝陵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推动了历史考古学的发展，如何进一步结合高等级墓葬材料，整合文献材料去形成一些重大问题已经摆在学者面前。焦南峰指出，考古工作在于寻找存在于历史中的“规律”，研究问题时应尽量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往往能找到最正确的答案，汉唐帝陵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留有许多空白，鼓励新一代考古人要继续努力，在新时期考古事业中不懈奋斗。

最后，霍巍总结到，当今各种新技术、新思维不断涌入到考古学发展中，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运用考古学解决历史问题。考古学需要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关注大问题、核心问题，形成系统认识，避免问题与研究的机械化、重复化和破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