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走入泰西的旅者》︱回应：跨学科的外交信息史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皇甫峥峥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新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本文为皇甫峥峥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Jenny Huangfu Day,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译本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直以来，我都是澎湃新闻历史栏目的忠实读者，获益良多。很感谢三位学者对《走入泰西的旅者》细致深入的评论与延伸性的问题，我读过之后，觉得和每篇书评的作者都有一种学术知己的共鸣，心中除了感激、敬佩，还有对共同探索、交流的企盼。被评论的作者，很少有能够回应杂志上书评的空间，我想借此机会，稍回顾一下自己在选题过程中的曲折历程，和最终选择“跨学科”这一角度的动机。

选题和写作

《走入泰西的旅者》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反复构思、重写而来的，所以成稿和论文相差甚远，除了新增的内容外，已有的章节也几乎全篇重写。博士一毕业，我就在美国纽约州的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任教了，因为学校和历史系都很小，要求教课的范围在时间和地理上较广，和以前博士班的专业研究环境不同，所以三年里竟没有时间修改论文。第四年回头再读博士论文，准备寻觅出版社时，发现博士论文的稿子和自己对此题目的理解差距已经很大。在这几年中，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外交史、信息史、传媒史著作，比如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以及日本学者冈本隆司、箱田恵子、青山治世等实证派的作品，更新甚至推翻了以往学者的一些观点，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修改与重写，也是为了能够充分运用到这一批新的学术专著成果，并与之对话。

我最初想解决的问题是晚清的中国人是如何构建西方的，但在读史料和延伸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传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框架，不能解决一些史料上的疑问，也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些看似矛盾的走向。旅者思之所及、笔之所至，与信息与外交制度的变迁和官场、市场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外界的感知、思想凝聚成的文字、固定在纸墨上的出版物、和各读者群对这些出版物的理解，中间都有联系和断层，要寻求其断层的原因，则似乎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因此，《走入泰西的旅者》最终涉及了多层面的变化，其中包含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的变化，但更重要的考察面，在于各旅者、使臣对西方的思考、书写、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呈现的个性、共性和变化，以及我们对这些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如何理解。书的构思也相应地经过了四阶段的变化，从思想史，到文化史和制度史、最终再渗透进信息和传播史，而着笔处则以人物为主线，以“说故事”的形式，把这些不同层面的考察结合起来。

从20世纪初以来，在晚清出使西方的研究中，常见到两种论述方式。第一种是在叙述的同时，加入了依近代化的要求，对晚清士人在观察、记录西方模式做出的评论和暗示，另一种叙事方式是将当时赞同学习西方的士人，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而将批评他们的声音，则看作是抵制现代化的保守主义。从这些角度来说，学习这一段历史的意义，主要为明白晚清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和日本，以及理解中国在现代化、国际化道路上的曲折和未竟的转型。即使在“现代化叙事”的历史已经明显过时的今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依然受其牵制，常用的形容晚清与西方交流的词语，比如“睁眼看世界”、“迈出国门”、“第一任使臣”等等。这些种种充斥着“第一次”表述背后也蕴含着现代化的视角和某些价值观的取舍。其实，在1866年以前，中朝的使臣并非没有迈出国门，士人也并非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只是研究者往往将中国在朝贡体系下派出的使者，与西方体制下派出的外交使臣做出了刻意的对立。

我想以写这本书来试试，晚清使臣这个题目在“非现代化叙事”上，可以走多远，是否也可以与后殖民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理论相互对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选择跨学科的历史写作，为的也是摆脱单一的叙事框架以还原历史。历史行为并不是在近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来运行的。对我影响很大的学者是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Tamara Chin教授。她将汉朝的经、史、汉赋的修辞等置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汉武帝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的解读，将文学史与考古学和经济史融会贯通，避免了将儒家经典“反复经典化”的套路，也避免了将汉代中国的修辞审美，看成是在与外界大致隔绝的真空下而发展而成的。

回到晚清中西的交流这一领域，以思想史、外交史、制度史为主线路的出色之作已经很多，这让我感到自己作为后来的学者，也许更可以着眼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我想到了英国历史学家艾德华·卡尔(E.H. Carr)的话：“有人说写历史就像完成一幅巨大的拼图，填补里面有无数的空缺。但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空缺。我们描绘古希腊的历史图景有很大的问题，并不因为其中有多少空缺，而是因为整幅图里描绘的，只有一小群雅典人而已。”

在晚清外交官的信息传播上，除了对文字本身的理解，也许更重要的问题在文本之间和文本之外才能找到，叙述历史的方式，须将微观的个人描写与宏观的图景相结合，才能更全面地展现时人的心态与选择。我在不断寻觅史料的过程中，特别想知道的是斌椿写《乘槎笔记》时与谁在对话，如何才能使他沉默的各个读者群说话？为什么各使臣叙事的方式、体裁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权衡与考量？为什么越到中西外交冲突激烈的时候，使臣写得反而越少、越简短、越不可见？如果说“传统文化”和与之对应的保守力量像以往人们所说的如此强大，为什么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的思想和话语的变迁可以如此之快，其影响如此之深远？

这些断裂、疑问、悖论，不能仅仅以外力的冲击而概之，也不能仅仅以晚清外交体制的种种缺陷和不健全来解释。其实，晚清中国在表述、传播有关“西方”信息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话语、体制、信息散播方式之间的冲突，其他国家（如英、德、美、日等）在同时代或稍早几十年，也或多或少地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而各自解决的办法不尽相同，与各国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和其转型过程各国面对的内政外交有很深的关系。晚清中国遇到的外交和信息制度的难题，与各国有一定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因此信息和传媒史和外交的变迁，及其和中国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将外交史与信息传播史相结合来考察，同时比较各国的处理方式，可以避免中西二元对立和现代化叙事的陷阱。

面对史料里本身的偏向性和不完整，如果能够借助理论和跨学界的方法，填补这些空缺，利用其偏向性，也许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我尝试着是否可以将西方的传播理论与传统的实证派史学相结合，使其可以对话、互通、互补，而并不是各首其阵的对峙。这也是周锡瑞老师十多年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课上，反复强调的治学精神，一直以来记忆犹新。历史的叙述有其可塑性，但其可塑性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否借用实证派传播学的一些方法来重塑中西交流史的书写？这种书写既有“后殖民派”对历史可塑性的怀疑精神，但也尊重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可认知性，避免了对历史过多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

皇甫峥峥与导师周锡瑞、毕克伟

皇甫峥峥与导师周锡瑞

对书评的回应

三篇评论给带我的启发和指点，来自不同的侧面，在研读这些书评时，我心里是抱着感激之情的。写作的过程孤独而漫长，尤其是在美国做中国史的小圈子里，偶尔有机会交流，也往往是互相鼓励，点到为止。在此向三位评论者对拙作细心的阅读和精致的评论，致以由衷的感谢。也希望能够在此次“答辩”栏目后，我们的交流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下面我想对三篇书评里提到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回复。

李子归博士提到，《旅者》在外交写作的出版史方面的讨论尚为简略，这的确是书中做得不够的地方之一，也与欧美的学术出版社对章节篇幅的限制有不小的关系。所以鉴于日本学者冈本隆司、青山治世、箱田惠子等在外交出版史上已经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其著作中已经对各使臣出版物有了详细的版本研究，我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在各出版物的时间、版本、出版信息上，能够引用其著作的，就尽量避免重复，因此本书在外交史料的出版史上叙述稍显简略。

郑泽民博士的评论认为，“西学中源”的理论是外交官群体普遍认可的思路，可以将“西学中源”做更加广义的解释，提倡对此理念的解释不宜狭义化。而我在书中只强调了曾纪泽、薛福成两位使臣推动此理论与外交文书结合，并没有用在其他的旅者和使臣上。对此我稍有不同观点，在此想与郑博士进一步探讨。

我在书中偏重思想史章节里，考察了在今人看来“大致同一类型”的表述，在不同的文体、语境下、文化背景下，其内在的意义有何不同。志刚随口说出的“何意管鲍之风，不限于异域，有如此哉！”与薛福成所说的“其条教规模，有合于我先王故藉之意者，必其国所以兴”，意义大不相同。后者系统性的将“西学”与“中学”一一对应，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考量，而前者将西方人之间的友谊比作管鲍之交，则是跨文化的认同。如果从斌椿到薛福成等人在三十年间的各类表述都用“中学西源”以概之，不免有失准确，较难捕捉到当事人在对比西方、中方文化史，感受到的文化间的互动、共性、与流动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若将各学派、各地域、各官僚背景的使臣个体的知识模式均以“中学”概之，也有将“中学”与“西学”重新树立起二元对立的嫌疑。由此看来，我认为将“西学中源”用在建立常驻使馆之后，外交官话语中呈现的更加成型的一套“学说”上，更为合适。

郑彬彬博士评论指出，驻外使领的信息秩序与清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秩序之间的互动，以及使馆外雇人员、外籍工作人员的情报搜集等方向，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对此我非常赞同。我自己在专著出版之后，也稍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驻英使馆的照会。在回应郑博士的同时，我也想进一步说明自己在书中对“信息”的理解，与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情报”的区别。我认为研究者可以对“信息”理解可以更加多元化，对于信息、媒介、传播、修辞的关系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展开。我在书中尽量避免将信息与“情报”等同，目的也正是避免将事实、思想、文字记载、与具体场景中的传播这四者直接画上等号，更加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2017年，我向剑桥大学出版社交稿之后，未竟之感日益增长，不仅当时查找的许多史料没有充分利用上，更觉得此课题在“去现代化以后”，应该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来深入挖掘，重塑近代中国的外交信息史。

从2018年，我开始着手整理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想把自己当时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找到而没有用上的史料，整理出来给大家用。当时张晓川老师与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正好在筹办一套新的外交史料，愿意将我提议的《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收录其中。接下来的两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在辨认字迹、整理史料中度过，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训练，也让我对于外交文书流转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我对晚清使馆与国际法的运用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也让我对驻英使馆的孙中山绑架事件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三篇论文，都是以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的档案为起点，继而回到中文史料里寻找答案与回应，也开始从国际法与比较法律史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半殖民性。

在此，我也想就外交信息史上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和角度，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和大家共同商榷。我认为加强国内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对于重塑晚清的外交史和中西交流史，有着很深的意义。回顾费正清时代的中国近代史，虽然是建立在西方的近代史框架里的，但其依靠的许多史料、学术著作、甚至观点，与海内外华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现在国内的学术界与1960-1970年代的美国相似，无疑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大本营，每年新的学术著作、出版的新史料、重版的旧史料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著作间的对话，似乎重心仍在华语的范围，而对于各国各语言的档案馆里、报纸上、文集里的“中国”，尚没有很系统性的研究。比如中国的形象和有关中国的信息，是怎样在各国和各语境下被构建的，这些他者的构建，对我们自身的民族和国家意识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对于外界信息的搜集、处理与传播的变迁，与各国的历史有何相同、相异、相交之处？正如中国学者放眼世界，努力翻译出版各国著作一样，笔者遇到的许多欧美的学者也期待能够与中国的学者交流与合作，并将中文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他国的语言。加深中国与欧美学者的交流，使我们既传承了本国坚实的学术传统，又能够以比较史的眼光将近代中国的转型放在十九、二十世纪世界变迁的角度下，使我们的学术也能够为世界史的学者所用，也许可以是当代学者回应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