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走入泰西的旅者》︱携“世界”以归故国

【编者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皇甫峥峥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其新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本文为第二篇评论。

一

1866年4月24日这天，63岁的斌椿自香港出发后，经历了29天的海上之旅，终于在苏伊士登岸，并于下午登上了开往开罗的火车。这是斌椿人生中的首次火车之旅，车上的一切，无论是运作机理，抑或铺设陈列，均令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老人啧啧称奇，尤其令他难以想象的是那追风逐电般的速度。惊喜之余，他口占七律一首：

宛然筑室在中途，行止随心妙转枢；列子御风形有似，长房缩地事非诬；六轮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劳八骏驱？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车辙遍寰区。

云驰电掣疾于梭，十日邮程一刹那；回望远峰如退鹢，近看村舍似流波；千重山岭穿腰去，百里川原瞥眼过；共说使星天上至，乘槎真欲泛银河。（斌椿：《至埃及国都初乘火轮车》，《海国胜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3页）

斌椿（中坐者）参观瑞典斯德哥尔摩某工艺美术展览，摄于1866年

透过诗句，可以很明显地感受斌椿因旧有的时空想象被打破而产生的惊讶与兴奋。斌椿是满人，曾在山西、江西等地担任过知县，赋闲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文案。此时他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埃及的火车上，是由于赫德于是年返英休假，建议清政府允派几名学者与同文馆学生随同赴欧游历，斌椿成功入选其列，并被授予三品官衔，事实上成为这一考察团中地位仅次于赫德的官员。使团虽是临时指派，亦无正式的外交任务，却成功掀开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新篇章。从旅行使团到常驻使馆，“使外”逐渐成为晚清的一项定制，使臣群体也因而留下不知凡几的文字记录，斌椿的这首诗，只是庞杂的晚清使外记述中的九牛一毛。美国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的专书《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便拣选晚清史上六位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官员为考察对象，透过他们的海外见闻或交涉记录，以管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三十年间使臣群体对西方的记录与认知的微妙变化，并进一步求索这一时期海外信息秩序的构建过程。

在既往研究中，不乏着墨均曾于晚清出使问题有所涉猎，但就使臣、使馆留下的大量文字材料而言，相关研究的规模似尚有较大的扩充空间。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或与20世纪初改良派及革命派对清廷的批判不无关系。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出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少年中国说》，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在这段话中，梁启超将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与他的批评者置于“进步-排外”的二元对立框架中，由此便顺理成章地使读者产生了这样的认知：正因清廷的专制和对儒家传统的固守，故而阻滞了中西沟通与社会进步。这一认知将“清廷未能及时改革”与“晚清中国的民族危机”二者间构建出一层因果关系，并随即成为一种对晚清外交活动行之有年的解释框架。然而根据皇甫教授的发现，郭嵩焘的游记最初恰是由官方出版，欲借此传播西学，即使在被封禁之后，仍有大量知识精英对该书充满热情。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长期流行，在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结合之后，似乎愈发成为“真理”，即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外交制度的变动是模仿欧洲的“现代”举措，是在外国的武力威逼下采取的无奈之举，且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近年来，随着《走向世界丛书》、《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等书系对近代外交官日记及外交档案的整理、披露，为中国视野的“外交主体性”回归起到助推作用，本书亦希望摆脱二元话语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范式的桎梏，而倾向于采取比较史学的视角，将近代中国的变迁视为一种“动态的、建设性的过程”，其中对西方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网络构建便是这项长期过程的一个环节。

本书借助对几位外交官旅外资料的深入解读，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是什么促成了他们各自的西方认识？又是什么促使或阻碍了他们对文字记录的保存？当这些文本一旦释出，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质言之，本书除了关心文本的内容，还格外关注文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实践与假设。晚清外交信息网络中诸多环节的不确定性致使我们很难认为“接受和赞扬西方意味着一种自由的态度”，而“反对与批评则是愚昧、固守传统、文化孤立的表现”。信息往还交错之间，“新”与“旧”恐怕也很难再有历历可辨的壁垒。

二

全书凡六章，前三章强调19世纪60至70年代之间“游记”（travel literature）式的书写形式在外交官外事文本记录中的突出地位。第一章选择了开篇述及的斌椿作为主人公。斌椿旅欧归国后，将旅途中的见闻日记整理成《乘槎笔记》一书，成为清朝官员根据亲身体验对“西方”的第一次直接描述。在书中，斌椿将西方描绘成一个充满神奇、美丽、秩序和美德的国度，尽管其风土人情与中国颇多歧异，但欧洲人热爱和平、勤劳、文明等品质却具有典型的中国儒家气质。通过对传统使臣记录的模仿，西方国家在斌椿笔下几乎与中国的“朝贡国”地位趋同。然而充满文学性的笔触难以收集有效的外事信息，这使得斌椿的记述难孚李鸿章等人之望。在斌椿之后，出使西方的官员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帝国特使的身份与清廷不断变化的需求相协调。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后斌椿时代的使团付出了持续的努力。第二章聚焦被后世称为“蒲安臣使团”的出访活动，但关注对象却并非被中方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而是以记名海关道头衔随行的满人志刚。书中指出，此次使团出访是为在后续条约修订中不落下风，而清廷关于派遣使团与否的争论并非囿于礼制，而是现实政治致使部分人对出使的实际效力存疑。作为一名深受“陆王心学”影响的学者，志刚将其学术体系引向对社会经济有益的一面，试图发掘中西方人性的共通点，及主宰万物的抽象而普遍性的原则。然而由于缺乏制度惯例，志刚及其同僚孙家谷的旅途记录并未被朝廷重视。一部分士人则表现出与朝廷相反的态度，他们通过非官方渠道找到志刚的日记，并在编辑时对其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删除了文中对西方的明确赞扬。这表明对外国的有限度描述与其说是朝廷政策，不如说是士人对儒学和成例的恪守。

第三章以张德彝的职业轨迹为线索，考察了语言训练和出使经历对外交官个人发展及对外信息形态构建的重要影响。1866年时，未及弱冠的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便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之后又多次出使随访海外。从随行翻译逐步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官，丰富的使外经历使他留下了多部以《述奇》为名的旅行日记。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张德彝日记的内容亦从偏好记录外国新奇的日常点滴，转为管理与外交相关的资料、档案。由于张德彝缺乏正统的儒家教育，其曾长期难以担任较高的外交职务，而其早年的语言和外交训练又致使其使外日记中对欧美国家的赞扬超出一般时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惟其如此，其早期记录中呈现出颇多异于官方态度的国外生活面相。

青年张德彝

随着驻外公使馆的建立，清朝涉外知识的产生、传播以及外交信息秩序的建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首任驻英公使，本书第四章的主角郭嵩焘对于清朝筹建驻外使馆无疑功莫大焉。作为一名经世学者，郭嵩焘一度认为比起设立常驻公使，关注民生和资源管理才是更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然而马嘉理事件的发生使郭嵩焘不得不接受赴英道歉并常驻彼国的任务。按照清制规定，驻外使馆与总理衙门属平行机构，使馆的建设和任务在在显示出随意性，公使也具备较高的独立自主性。尽管如此，郭嵩焘的外交团队中仍然充斥着中外各种势力，遂致使馆建立之初便存在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使西纪程》一书中，郭嵩焘将西方的统治方式内化为“三代”的理想制度，将帝国主义、国际法、科学发现、基督教和欧洲教育体系等视为西方“有道”的证据，郭氏也因此遭到国内大量士人的抨击。郭氏与国内联络的公使通信由于并无规制可循，且朝廷、总署、使馆三者之间的沟通亦多不畅，常常使国内官场陷入尴尬境地。

如何在保证国内受众能够接受的基础之上有效传达外交信息，构成了第五、六章的主题。第五章着重介绍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外交实践。1878年，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大臣，在其任职期间，出使日记这一传统的外事记录逐渐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远程通信技术——电报，该技术将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督抚以及驻外使馆有机联系起来。电报技术的利用使曾纪泽主导下的公使馆成为新闻、报告、奏折的总汇之地，既增加了朝廷获取信息的能力，又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曾纪泽在办理交涉时，拒绝将国际法作为谈判时的唯一依据，而是主张尊重国情和先例，用巧妙的外交辞令维护清廷的利益。然而讽刺的是曾纪泽的外交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使馆与朝廷的天各一方，以及国内官员对使馆档案内容的不明就里。第六章的论述对象薛福成在桐城派的启发下，将外交文件分为奏折、咨文、书函、批示以及照会等五类，并模仿顾炎武的《日知录》，将传统的出使日记进行了体裁革新。在对西方知识的诠释层面，薛福成广泛利用了“西学中源说”，以确保其想法能得到国内知识界的普遍接受。种族学说及殖民扩张理论等西式理念也被薛福成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作为“大清帝国”战略的重要方针。薛氏对出版事业的关注也对后来外交知识的向非官方领域的渗透打下了坚实基础。

郭嵩焘

三

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实则早在帝制时期，掌握信息对于操控国家政权的关键作用便已坐实。王朝民情政令的上传下达，便全赖信息系统的运作，其效率直接与政权的政务处理能力接榫。近年来，章清、潘光哲、张仲民等学者对近代西学知识的制造、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有重要推进，也促使学界广泛关注知识、信息传播与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议题。本书同样将“信息”作为全书的重中之重，并纳入到秩序与制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从几位外交官留下的外事记录中，皇甫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他们分别将自己视作旅人、王朝使节、学生、学者、外交官及战略家，不同的身份认知衍生出不同的记录体裁及内容取向，于是我们看到出使日记等文件从斌椿时代的文学性创作逐渐被曾纪泽时代更为严谨高效的电报技术所取代，而在薛福成等人的努力下，外交官的交涉知识与西方体验亦逐渐打破官方的藩篱，惠及广大绅商、士人。在与外国政府进行直接的外交往来时，外交官们一般遵循西方成例，而一旦通信对象变为国内，他们便会对文本的修辞多加揣摩，尤其是在涉及西方值得学习的方面时，需要在表达赞同与保持距离间寻得微妙的平衡，书中将此称为“中西之间的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西学中源”理论便是建立这一可公度性的重要桥梁。皇甫教授还引入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理论，将使臣文本的记录视为“编码”（encoding）的过程，而这些知识或信息在不同的受众中被传播与消费，则是一个“解码”（decoding）的过程，这两个概念的引入称得上别出心裁，且恰如其分。

本书亦着力于揭示使团派遣及国内外信息交流背后的各类“网络”。皇甫教授准确地将使臣外交记述的国内传播网络分为两途，一为以朝廷与总署为代表的官方网络，一为对外事好奇的通商口岸士人网络以及由此衍生的消费群体，尽管官方出于各种考量常常对使臣提交的文件采取保密措施，通商口岸的士人群体总能够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相关资料并在圈内普及。而当电报这一更高效的传讯方式得以利用后，作为传播网络一环的驻外使馆具备了更为突出的自主性。另一类网络或可称为“总署-同文馆”网络，这与使团的派遣脉脉相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客观上为中国官员与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以及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的密切交往创造了机会，同时总署辖下的外文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开办也使得诸如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等外籍教习与官方的联络渐趋密切。不难发现，斌椿、志刚、郭嵩焘的出使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赫、蒲、威等人的推动，而历次出使班底中，出身同文馆的人员比例又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点在苏精、李文杰等前辈的研究中已有着墨，足见这一网络对于构建海外信息秩序的基石作用。徐国琦先生近年来呼吁对近代中外交流中“共有的历史”的关注，本书对“总署-同文馆”网络的强调同样可以提示我们理性看待近代外国驻华人士在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位置。

近年来兴起的“从周边看中国”及寻找“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等研究潮流，对于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定位、发掘被忽视的外文资料等层面，均有拨云睹日之助。“他者”和“远人”对中国的观感自然重要，而当中国化身“远人”，乘桴海外，其体验与随之而来的西方认识同样值得关切，皇甫教授的这部著作便是基于这一视角的有益探索。更可贵的是，本书并未止步于描述中国旅外官员的异国感知，而是将外交知识的传播、接受及朝野互动置于同等地位加以考析，将外交写作视为一种“交流的过程”，实现了“由内而外再至内”的研究视角。也正因对流动性、异质性及矛盾性的综合考量，使本书得以与传统的“冲击-回应”理论进一步商榷。皇甫教授无意于采用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拒绝与接受等简单的二分法，亦不愿落入侧重价值评价的窠臼，而是力求揭示更为复杂的历史面貌。职是之故，本书展现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图景，比如以往被目为保守人物的斌椿其实未必抱残守缺，他对欧洲的文化科技有着由衷的赞赏；晚清也并非单方面受惠于日本舶来的近代知识，《乘槎笔记》在明治初期便传入日本，并对其政治改革产生重要刺激；出使人员在收获新知的同时，对欧美社会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资源枯竭等也有着深刻的反思；19世纪90年代，薛福成甚至主张将中国改造成“殖民帝国”，等等。

本书既是一部外交人物史，也是一部外交制度史。如果说李文杰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一书为我们深入勾勒了晚清外交官人事制度层面的演进，本书则侧重于对晚清外交活动中信息沟通与传播制度的探讨。本书以1866年至1894年间先后任职的六位外交官员为中心，利用他们的对外交涉实践串联起晚清对外信息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数个阶段，突出了个人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擅长分析人物的成长经历、学术背景，以最大限度地理解外交官们的内心世界，厘清其外交体验及书写背后的行思逻辑。人事与制度本是政治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本书做到了人与制度的有机结合，近乎“活”的历史，而这亦得益于皇甫教授从比较文学、传播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学科门类中的集思纳新。在制度的考察层面，本书格外关注内政外交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内政对外交的影响而言，政局的变动、执政者的政策走向自然是题中之义，譬如蒲安臣使团的成立便有清廷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国外、避免西方远征中国的考量，曾纪泽的离任亦或与国内“甲申易枢”的变动表里相依。然而笔者以为内政影响外交尚有隐性的一面，外交和“内宣”从来都是难分彼此的，清廷除了希望借助外交实现“和戎”，同时也要借助外交巩固政权合法性，达到“安内”之效。对于这一层面相，本书在考察外事记录的撰写及编辑时亦有所涉及。王汎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曾指出清代文献中存在“自我压抑”的现象，而在本书中，皇甫教授指出晚清的外交官或国内的编辑者同样会因顾虑国内的接受情况及政治影响，而对外交文献进行“自我审查”。

四

碍于学力，笔者在拜读之余，对书中部分内容观点尚存疑问，借此机会约略陈之，以求教于皇甫教授：

本书对晚清外交信息秩序的构建过程的认识可谓独具只眼，对外交官文本记录的体裁变化也多能见微知著。但书中有关外交官群体与利用“西学中源”理论之间的关联探讨，窃以为或有进一步考量之处。书中提出曾纪泽是晚清使臣中最早运用这一学说来促进中西交流的人，而薛福成则在文本中将这一思路做了更为深入的阐发。笔者并不怀疑曾、薛二人在推动“西学中源”与外交文书写作结合方面的巨大作用，但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其实是外交官群体普遍认可且于晚清诸阶段一以贯之的。早在斌椿出使时，便常将欧洲君主以古代圣王作比，认为他们已经具备儒家统治者的特质；志刚在考察美国机械设备时，也曾表示一些基本原理是基于中学的延伸；张德彝则认为美国是遵循儒家传统治国的开明国家；郭嵩焘更是盛赞国际法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良传统，以上种种论调虽属刻意比附，但无论将其视作一种心理补偿、自我欣赏抑或是修辞策略，都很难摆脱“西学中源”的烙印，尽管书中认为志刚强调的是“万物的普遍性”，与“西学中源”尚有距离。另外，笔者以为对“西学中源”的定义不宜狭化，对于世界秩序的叙述也应纳入“学”的范畴，即传统的“天下观”、“宗藩体系”都是“中学”的表现形式，由此观之，使臣们将自己视为出使朝鲜、越南等国的“星使”，将欧美列国比作朝贡国的行为便同样是典型的“中学西源”的表述，譬如时人便认为斌椿的记录是对中国“怀柔远人悠久传统的延续”。

本书侧重于发掘信息流转在晚清外交的制度变迁中的巨大影响，但还应考虑到出使的任务包罗多面，并非只有信息的搜集及文本的制造、传播，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样是出使的重要任务。张晓川教授曾将国内交涉中的“摒挡”归纳为四途：总理衙门为内廷之“摒挡”，南北洋通商大臣为总署之“摒挡”，各省督抚为通商大臣之“摒挡”，关道、局所委员为督抚之屏挡，总结颇为精准。笔者循此思路，认为驻外公使或许可作为国内交涉事务的“摒挡”。目前本书立论主要基于使臣们展现给国内的信息与文本，而与外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往来，书中并无太多展现，而这些交涉（尤其是驻外使馆建立之后的交涉）文本恐怕在信息秩序的形成中有相当关键的作用。目前皇甫教授整理的《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已经问世，具有巨大史料价值，其中涉及大量具体的外交事件，是否可从个案入手做更为具体的考察？或可对上述问题有所补遗。与此类似的是，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同样并非单纯地局限于国内。作为外交使团，除了搜罗信息，还有释放信息的任务，其中很重要的一面便是向列国展现中国的形象，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外交官是如何展示国情与国格，外人又是如何理解与接受？这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皇甫峥峥整理：《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出自《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

优秀的著作总能引人举一反三。笔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颇受启发，以为根据书中内容尚可引申出多个可以另辟专章的课题，譬如总理衙门对出使文本、西学著作的选择、刊印是一项怎样的制度？其外交文书档案的保密制度又是如何运作，实效如何？清末出现了许多非常驻的流动使团，譬如载沣使团、载振使团，以及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使团，与常驻使馆相比，这些使团与国内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信息秩序？其文本的制造、传播与接受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诸如此类，皆有待于方家考实。

小结

过去我们常将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称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这一群体先后编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述无疑对中国人改变传统的“天下”观念起到创榛辟莽之功，然而单纯依靠这类在国内编撰的“世界”知识尚不能有效地满足清廷对海外实况的渴求，亦远不能实现对外信息秩序的构建，遑论近代外交的转型。只有当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外交人员远离故土，奔欧赴美，中国对海外的认识才真正由“开眼观世”进入到“躬身入世”的阶段，欧美诸国开始成为可被感知与体验的客体。于世界体系而言，这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关键一步，而揆诸当时外交官群体的心态，此举不啻携“世界”知识以归故国的重大尝试，“每一位外交官都用自己的方式来组织基于其对社会、政治和知识的关注的世界知识”，不同的释义群体，又出于各自的策略和核心假设，使文本的意义从属于自己的视角。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与酣畅的笔触，将这一纷繁复杂的过程细细展开，为学界献上了一项颇具分量的成果，也定将为驻外使馆、使臣的后续研究导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