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温度｜五个可猜透破产法官内心世界的实验

破产法官，权重如山。破产申请是否受理、个人破产免责与否、管理人报酬要不要打折、重整计划要不要批准……破产程序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需要破产法官点头，否则便无法往下推进。

而毕竟利益攸关，破产程序中涉及的利益各方，肯定也会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影响破产法官做出有利于己的裁定。公众或许会觉得，破产法官毕竟也是人，总有一种方法，能够击中破产法官的泪点，进而影响破产法官做出有利于己的裁定。

那么，在案多事杂的情形下，破产法官究竟如何决策？破产法官在做出司法裁定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破产法官的决策？破产法官决策和普通法官到底是否一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对管理人很重要，对债权人很重要，对债务人也很重要。如果能够猜透破产法官的内心世界，通过适当的技术和策略，实现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破产程序的当事各方很有意义。不仅如此，长期以来破产司法一直在纠结于要不要更加专业化，合理预测专业破产法官和普通法官对司法结果的影响，可以为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争提供很坚实的论据。

2004年8月9日，来自美国学界、司法界的研究团队克里斯•古斯里（Chris Guthrie）、杰弗里•拉赫林斯基（Jeffrey J. Rachlinski）和安德鲁•韦斯特里奇（Andrew J. Wistrich）在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召集的一个破产法官会议上，做了5个小实验，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这次会议，3个单元同时进行，其中一个单元主题是“司法中的心理学”。参加该单元讨论并愿意参与相关实验的破产法官，有113位，占出席会议全部破产法官的36.1%，也基本能占到当时全美国破产法官总数的三分之一。参与实验的法官不要求实名，但需要提供其性别、工作年限、政治面貌或背景。尽管不是每个法官都提供前述信息，但整体统计中，依然可以大致分布：这些法官中，女性比例为26.7%；平均工作年限为11年（分布范围从不足1年到28年）；76.6%的法官认为自己倾向于民主党，而23.4%的法官自我定位为共和党。

这些法官将针对5个模拟案例，测试如下6种心理现象对司法裁定的影响：锚定效应、框架效应、忽略偏见、种族问题、债务人悔意及恐惧管理理论。根据这些实验和结论，作者团队先后完成好几篇学术论文，诸如2006年的《破产法官的内心世界》（Inside the Bankruptcy Judge’s Mind）、2007年《破产法官的启发与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Bankruptcy Judges）等等。

下文将结合上述文献，评介这些实验和基本结论——

实验一：卡车司机案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指定量观测时，起始值会始终影响后续观测值。在心理学上，引申为人们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会先入为主，受到首次输入的信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中性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在实验中，实验者虚构了一个案例：卡车司机麦克考，申请第13章个人债务重整。他负债，主要是加油站账单，油价高企，他的运营成本急剧上升；他的主要财产，就是一辆卡车。这辆卡车通过按揭贷款购买，贷款已经偿还近一半，剩余贷款和这辆旧卡车目前的市场价持平。在个人债务重整中，各方围绕麦克考新贷款的利率产生争议：麦克考认为4.5%的初始利率正好，但债权人认为麦克考的违约风险很高，利率应该参考最高院2004年判决蒂尔诉SCS信用卡公司案上调。

实验对象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控制组，他们被告知，“相关各方同意，按照蒂尔案，起始年利率与法院的裁定无关”；一组是锚定组，他们会被告知，“相关各方同意，按照蒂尔案，21%的起始年利率与法院的裁定无关”。两组之间唯一的差异，是有个21%的原始合同利率暗示。

问题是：鉴于各方对起始年利率争执不下，现在需要由您来设定适当的年利率。您将会选择什么样的年利率？

实验结果表明，起始年利率对法官的审查起到影响。在控制组中，有54位法官设定6.33%的平均年利率；而在锚定组中，49位法官选择7.13%的平均年利率。如果排除两个组别中未对初始利率做调整的法官数量，那么两个组别的平均年利率变为6.52%和7.98%。

控制组相差0.8个百分点，锚定组相差1.5个百分点。从统计学角度来说，这一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从金融角度来说，上述误差意义重大，假设10000美元的贷款，在贷款到期前，这些利率调整能够产生几百甚至上千美元的差别。正因为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前述蒂尔案的判决中就指出，通常情况下，法院只能对初始利率在1%-3%的幅度内微调。

如果把最高法院的判决视为标准答案，那么这个实验的结论显而易见：在两个组别中，锚定效应对破产法官的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基本都是在1%-3%的范围内上调。根据实验结果，在能否摆脱锚定效应方面，破产法官和普通法官并无明显区别。

显然，就借贷利率而言，破产法官虽然算不上顶级专家，但一点都不陌生。在案件审判中对借贷利率的解释、评估借贷利率对重整计划的影响、计算净现值以及类似实验案例中设定适当的利率。正是因为这种专业优势，可以使得破产法官在做出裁定时，更好地摆脱“锚”的影响，而单纯只是出于专业判断来设定合理的利率。

实验二：重整计划选择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是指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述，会影响受测试者做出不同的选择。

普通人会在涉及风险的决策时，经常会有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比如，强调收入时，如果一个决策能够确定带来100美元的收入，另一个决策有50%的可能性带来200美元的收入，那么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强调损失时，如果一个决策能够确定导致100美元的损失，另一个决策有50%的可能性导致200美元的损失，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实验者先前对普通法官的实验已经表明，在民事诉讼中，尽管与其利益无关，但法官还是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

破产法官的决策，总是和风险挂钩。只是破产法官的决策，影响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无论是破产清算还是重整，都涉及债权人风险承担：如果强调清偿，破产清算时清偿率比较确定，重整时未来清偿率可能更高。如果强调损失，破产清算时损失比较确定，但重整失败有可能损失更多。

事关债务人的生死存亡，框架效应会不会影响破产法官的裁定？

在模拟案例中，假设法官正在审理锤子时代公司的第11章重整案。锤子时代公司主营业务在家居领域，有五金店、地毯店，也承接一些其他业务。现在五金店和地毯店都陷入财务困境。目前公司还有一些财产。如果立即破产清算的话，普通债权人将要损失60万美元。现在，破产法官要对两份重整计划做出选择。这两份重整计划，都未按照《破产法》规定获得普通债权人2/3以上的支持。法官需要按照破产法规定，强制批准其中一份。

参照框架效应领域著名的亚洲疾病实验，这两份重整计划都能够产生20万美元的价值。参与实验的法官被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是获得组，他们收到的提示如下：（1）如果您选择计划A，普通债权人将确定获得20万美元的清偿；（2）如果您选择计划B，有1/3的可能所有普通债权人都将获得清偿，有2/3的可能所有普通债权人将一无所得。

另一组是损失组，他们收到的提示如下：（1）如果您选择计划A，普通债权人肯定有40万美元得不到清偿；（2）如果您选择计划B，有1/3的可能所有普通债权人都将获得清偿，有2/3的可能所有普通债权人都将一无所得。

那么实验结果如何呢？在获得组，91.8%的法官选择计划A；而在损失组，只有73.3%的法官选择计划A。两者之间相差18.5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如果普通债权人遭受损失而不是获得清偿情形下，更多的法官会倾向于方案B。

显而易见，框架效应对破产法官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如果选项被设定为获得清偿，那么破产法官显然会更青睐获得清偿的选项；如果选项被设定为遭受损失，那么法官可选择损失风险更高的方案。

框架效应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实验对象对信息的理解：计划A很容易被理解成“至少可以获得20万美元的清偿”，而计划B很容易被理解成“至少有40万美元得不到清偿”。显然，计划A在获得框架中听起来比在损失框架中更有价值。

这一结论，与实验者先前另一组针对普通法官的试验结论类似：在普通法官审理民事诉讼选择和解方案时，获得组和损失组之间相差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框架效应对破产法官和普通法官都会产生影响，两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

实验三：老人免责案

忽略偏见（Omission bias）的大意，是说相对于不作为产生的坏结果，人们对于因为积极作为而产生更坏的结果，有着更强烈的愧疚之心。

关于忽略偏见，最有名的实验即伦理学领域的“电车难题”：电车即将失控，如果不作为，将撞死正在过斑马线的5个路人；如果改变轨道，会撞死旁边的1个路人。哪个选择会让人们感觉更好？

实验中，主人公是一位71岁老鳏夫。由于医疗相关开销高企，他申请第7章破产清算。高达25000美元的负债中，基本都是信用卡债务，而且大部分都是用于看病、买药和简单生活用品，都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这位老先生没有存款，但是从哥哥那里继承了50000美元。

实验对象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作为组，他们被告知，这位债务人继承了50000美元的国库券，然后转换成一个小公司的股票；另一组是不作为组，他们被告知，这位债务人正在考虑把他哥哥留下来的国库券转换成股票，因为他认为股票可能带来更好的回报，但他最终决定不转换。两组实验对象都知道，随后，这50000美元国库券即一文不值。

在这个模拟案例中，银行根据《破产法》规定，当然反对免责，银行认为债务人已经知道他不可能还上信用卡，属于恶意消费。那么，法官到底应不应免除这位债务人的信用卡债务人呢？从很可能免责到绝不可能免责，法官有6个选项。选项细目及实验数据如下：

按照破产法，债务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对于破产法官的决策没有影响；破产法官在决定是否允许免责时，需要考虑债务人使用信用卡并举借债务时的主观状态。

从上述数据明显可以发现，在审查是否给予债务人免责时，破产法官并没有更严苛地关注债务人的作为还是不作为。在这个模拟案例中，债务人举借信用卡债务的主观状况，与其作为与否无关。如果忽略偏见有影响，按说会体现在法官允许债务人免责与否的意愿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忽略偏见对破产法官的决策没有影响。

实验四：教育贷款免责案

种族问题会不会影响司法判断？通常情况下会的，刑事领域诸多判决尤其能够证明这一点，非裔美国人往往会被判处更重的有期徒刑，而在保释条件上也往往会更为严苛；不仅如此，即便同等条件下，往往会获得法定刑的顶格处罚，而白人则可能会获得法定刑的最低处罚。那么，种族问题会不会影响破产法官的决策？

在模拟案例中，债务人是位年轻女性，她试图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免除其教育贷款。这位女性已在大学受完3年教育，每年背负23000美元的教育贷款；由于意外怀孕，第4年她不得不退学，随后儿子出生。为了养活她和儿子，她找了一份每年18000美元的销售员工作，她奶奶免费给她照看孩子；除去按期偿还教育贷款外，她的每月最低生活费是1125美元。但最近，她奶奶病了，孩子无人照看。如果她继续工作，托儿费用将会上升，那么每月偿还600美元教育贷款（总额83748美元）的计划将无法完成。

在美国，试图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免除教育贷款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债务人需要证明自身生活陷入“极端困境”（undue hardship），才有可能获得免责。对于“极端困境”，先例中“布鲁纳测试法”影响力很大，债务人要满足该测试标准，难于上青天。

摆在实验对象面前的问题是：基于“极端困境”标准和上述事实，在0美元到83748美元之间，这个债务人可以免除多少债务？

实验设计为了测试债务人种族对破产法官的影响，法官所看到的材料中，债务人的姓名有18种。这些姓名分为两类：一类诸如洛塔纳、肯尼亚、拉基莎、塔米莎等等，看起来更像是黑人姓名；一类诸如克里斯汀、萨拉、阿里森、吉尔、安妮、艾米丽等，看起来更像是白人姓名。每个实验对象所看到债务人姓名，都是从上述种类中随机安排。

实验结果略令人诧异：在听起来更像是黑人姓名的组别中，法官批准了平均47106美元（56.2%）的免责额度；而在听起来更像是白人姓名的组别中，法官批准了平均48506美元（57.9%）的免责额度。显而易见，法官未明显受到债务人姓名及其潜在种族的影响。

对实验数据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党背景、工作年限和性别对法官的影响反而更明显：民主党法官平均免责额度为50972美元，而共和党法官平均免责额度仅仅是34232美元；工作年限更长的法官，免责额度更低；女性法官平均免责额度为54850美元，而男性法官平均免责额度为44690美元。

实验五：坎昆休假案

通常情况下，在刑事或者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能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悔改，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及原告是否接受和解，会有影响。那么，在破产案件中，债务人是否具有悔意，对于法官是否批准其免责究竟有无影响？

另外，按照人类学的恐惧管理理论，人们在审视死亡时，人们更愿意强调人类的文化价值观，进而抵消不可避免的死亡焦虑。那么，在破产案件中，死亡管理理论是否会对破产法官的司法裁判产生影响？

在虚拟案例中，债务人贾里德，29岁，单身男性。成年后，他一直饱受债务困扰。他之前从来没有干过高于最低工资的工作，但最近获得一个新工作机会。很不幸的是，这与他打算前往墨西哥旅游胜地坎昆欢度春假的计划同时发生。老板告诉他，如果去休假，肯定会被炒鱿鱼。但是贾里德还是新申请了一张额度为3000美元的信用卡，执意前往坎昆，花掉其中的2976美元。回来后，他收到辞退通知。接下来他再也没有获得过工作机会，最终决定申请个人破产。

为了测试债务人悔意对法官判决的影响，测试对象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或悔意组：在控制组，测试对象收到案例上述信息。在悔意组，测试对象收到如下额外信息：“贾里德出其不意地来到您面前，很礼貌地请求允许他说话。他说，‘法官，我对漫不经心的开销十分抱歉。我知道我所做的是错的，但我没有办法还债。否则我的房租和吃饭都将毫无着落。”

测试结果如下：

 上述实验表明，债务人是否有悔意，基本上不会影响破产法官的免责裁定。这与通常情况下公众预期大相径庭：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审判，当事人的悔意往往会引来法官及对方当事人的原谅，也容易在刑罚或者民事责任承担方面获得一定优势。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主导现代司法改革的认知基础之一。但这个实验结论表明，债务人很难通过情绪性表达来影响破产法官免责与否的决定。这里面很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债务人与法院很少有机会像刑事或民事审判那样，给各方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为了测试恐惧管理对法官判决的影响，测试对象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和恐惧管理组：在控制组，贾里德已经开始在吉诺披萨店跑堂，他还报名小丑学院，希望学点小技巧，让他在吉诺披萨店里更受顾客青睐。而在恐惧管理组，贾里德的工作是吉诺殡仪馆的灵车司机和掘墓人，他正在学习尸体防腐技术，以便在吉诺殡仪馆工作更好。

这个实验测试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恐惧管理对于破产法是否免责也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无论债务人是在餐厅大堂搞怪，还是做灵车司机做掘墓人，破产法官在决定是否免责时，并不在乎。

显而易见，从上述实验结果来看，常见的心理学陷阱对破产法官的裁定基本不产生影响，除了框架效应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其他诸如锚定效应、种族、忽略偏见、悔意和恐惧管理，对破产法官的决策都没有产生明显影响。这与该研究团队针对普通法官的实验结果有明显差异，较之普通法官，破产法官表现得更加理性、客观和中立。在破产法的王国里，真正的国王是破产法本身，破产法官只是忠实地执行破产法的仆人。

当然，上述结论只是这个实验的结果。显然，随着实验规模、范围或方法的变化，这个实验的结果可能会有变化，结论肯定需要修正甚至会被推翻。比如种族问题对破产法官的影响，包括伊丽莎白•沃伦教授在内，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但无论如何，这种研究视角给我们观察中国破产司法专业化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启迪。如果有合适机会，针对我国破产法官裁定的心理轨迹做出考察，或许会有更有趣的结论，也会为破产司法专业化前景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