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重启一周年，回望那段生活给人新的思考

原创 陶淘 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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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它许多纪录片表达公共空间的特点——表现医护人员、志愿者还有病人在疫情期间的状态，《一日冬春》更多反映的，是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平凡个体，在被隔离的家中，带有更多主观情绪的个人化表达。

钛媒体作者丨陶淘

武汉解封一周年。微博上，#武汉重启一周年#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获得了1.5亿的阅读量和3.4万的讨论。

与该话题一同上热搜的，还有即将于五一期间举办的#武汉草莓音乐节#，参加的阵容包括痛仰乐队、达达乐队、陈粒、马赛克等，颇为强大。

和武汉相关的微博热搜

如今，在武汉，樱花在武大的校园里遍地盛开，武汉长江大桥上车水马龙，这种生机盎然的景象，似乎除了人们依旧佩戴口罩之外，早已难觅疫情的踪迹。

于是，人们就愿意往前看，不太想再去回观和疫情相关的影视作品，触碰那些伤痕的记忆。然而，时过境迁之后，人们终究还是应该有一个回望的视角，适时去回顾那段生活。当我们站在当下的心境之下，去回观过往，在两种剧烈反差的对比中，能获得新的思考。

这也是近日上线优酷的、征集并整合了众多网友影像作品的纪录片——《一日冬春》，在这个时点能给观众传递的信息，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和钛媒体讲述了《一日冬春》背后的故事。

《一日冬春》海报

纪录片《一日冬春》采用的是UGC全民合拍的方式，导演和主创通过征集全国网友在去年2月9日当天发生种种的一些影像纪录，剪辑糅合成了一部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影片。

不同于其它许多纪录片表达公共空间的特点——表现医护人员、志愿者还有病人在疫情期间的状态，《一日冬春》更多反映的，是在疫情这一特殊时期的私人空间表达：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平凡个体，在被隔离的家中，带有更多主观情绪的个人化表达。

这种广征网友素材的纪录片呈现方式，其灵感来自于一部2010年的纪录片《浮生一日》。该片的导演曾经邀请来自190个国家的网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2010年7月24日的生活琐事。最终，导演经过整合内容，剪辑成了一部95分钟的纪录片。

“我非常喜欢《浮生一日》，因为它开辟了一种非常具有网络时代特质的工作方法，让所有的人主动自觉地拿起自己手中的设备进行拍摄，然后把这些东西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很丰富的展现。”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秦晓宇导演表示。

在秦导看来，《浮生一日》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首先，这个工作方法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优点——很大程度削弱了纪录片拍摄者难以避免的主观视角囹圄，给影片带来了更广角的观察；再者，它唤醒了原本处在信息接收端的芸芸众生，那种潜藏的自觉表达的力量，具有启蒙意义。它对纪录片的变革式影响，就如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编年史一般，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

而《一日冬春》又不止于《浮生一日》的脚步。

在疫情的大背景之下，《一日冬春》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也使得纪录片有着更显著的整体感。

并且，尚在疫情高峰的2月9日，人们在彼时因为特殊社会氛围感受到的悲欢离合忧思恐，是平凡的一天所不可比拟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纪录片中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2月9日那天开始思考之前从未考虑过的立遗嘱之事。

一个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故去的女孩去孤儿院登记的新闻，引发了这位母亲的恐惧：如果自己因为疫情离开了人世，孩子们该怎么办？于是，那些原本觉得遥不可及、不需要思考的沉重未来，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中提前叩问人们的内心。这也不失为一种让人成长的方式：把传统文化中久而久之避而不谈的死亡，放在一个生命中相对早期的时间段，更理性地去接纳。

纪录片的素材内容也更有规划性。不同于《浮生一日》搜集素材、剪辑内容这两个大体的步骤，《一日冬春》和传统的纪录片一样，历经了建组、杀青的过程。在2月7、8日，陆续有5000人左右加入了秦导和主创团队的创作微信群中。主创给所有人以拍摄主题和方法的点拨，包括如何才更易被选中，也包括较短的样片素材是否符合要求等等。

秦晓宇觉得，从全民开机到杀青，有一种聚是一团火的感觉。

除了立遗嘱之类的忧思之外，纪录片中也不只有沉重。全片分为三个层次：劫难中的一日、日常中的一日和渴望重生的一日。

默默望着窗外的男孩

在前两个部分，除了站在窗边的男孩焦灼地望向窗外的片段，在雪域中攀登着海拔3000多米、像是历经逃难的一家人的片段之外，纪录片中也有在家里“从客厅溜达到厨房、从厨房溜达到卧室”的拍摄者在困囿中取乐的场景，还有在镜头下记录了自己制作的“无聊”字样饼干的创作者，他们都是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展现出了那种绽放生命的美好。

苦中作乐的拍摄者

而在渴望重生的部分，女孩想为自己的爱人送上亲自打造的戒指，一些年轻人思考着疫情之后去尽享火锅、烤冷面等美食，则是又把纪录片推向了一个让人满怀期望的角度。

“我很喜欢《基督山伯爵》中的最后一句话：‘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我希望传递给观众的，就是无论面临着怎样的苦难，希望是永存的。”秦晓宇表示，这是这部纪录片对大家的寄托。

毕竟，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战乱、地震、海啸与饥荒……人类早已经历过种种苦难。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但亲历过的灾难历史，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样我们才能珍惜当下，这样我们才不易重蹈覆辙。

以下为钛媒体与秦晓宇采访实录：

钛媒体：您这次拍《一日冬春》的契机是什么？通过纪录片您想要给观众传递哪些信息？

秦晓宇：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卫生事件，对于做纪录片来讲，是显然值得记录的历史时刻。

但因为客观防疫规则的限制，纪录片团队出门拍摄很难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仅仅拍摄某一类人群，比如医生、病人或者志愿者这些特殊群体，都不足以特别完整地把疫情时人们的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想着发起一个号召，请大家拿起自己的拍摄设备，拍自己的生活，你可能在不同的岗位、状态里，那么这些东西汇集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个能够扫描中国的纪录片。这是最早想要传递给观众的。

另外，我觉得还有这么一层意思，就是生活一定会有各种艰难困苦，疫情只是让这一点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了一些。但是在疫情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生命绽放的那些美好，我希望大家感受到这些。

钛媒体：这次的纪录片为什么选择了2月9日这一天作为拍摄日期？

秦晓宇：因为2月8日是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我们希望这次拍片选择一个疫情高峰期普普通通的一天，而不是一个节日，不去寻求节日特别的仪式感，所以就选择了2月9日。

不过在我们确定了征集日期后才得知，那天刚好有超级月亮可以欣赏，月亮本身有着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的意味，所以这就是拍摄日期里冥冥之中注定着、一种平凡中的不平凡现象吧。

月亮也就因此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性意象。你在第二个画面中就看到了月亮，那是一个相对宁谧的画面，但在宁谧中也酝酿着一丝不安，小猫在月光下进屋、出屋，它就作为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要素开始在纪录片中出现。

钛媒体：纪录片后来为什么从最初的片名《余生一日》改到了后来的《一日冬春》？

秦晓宇：相比《余生一日》，《一日冬春》给人感觉更有希望，而前者的话就相对更苍凉一点。

后者的寓意正像是我非常喜欢的、《基督山伯爵》作品结尾的那句话，“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片中呈现的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动人的情感，都饱含着希望，哪怕困守在家等待一天结束，也抱着疫情终会有结束的一天的希冀。

当然，《一日冬春》也同样体现了疫情胶着时期人们度日如年的感觉，毕竟“冬春”有着四季之感，也有沉郁的部分带给人思考。

钛媒体：您之前有提到过《一日冬春》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浮生一日》，能谈谈这两者之间的创作关系吗？

秦晓宇：我觉得《浮生一日》开辟了一种非常具有网络时代特质的工作方法——让所有的人主动自觉地拿起自己手中的设备进行拍摄，然后把这些东西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很丰富的展现，正如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编写历史的方式一般。

另外就是，这个工作方法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优点，在于弱化了拍摄者陷入主观的特点，这是任何纪录片拍摄者都无法规避的；此外，它还把芸芸众生的那种主动自觉的表达力量给唤醒了，它是具有启蒙的意义的。

我们的《一日冬春》和《浮生一日》不太一样的，在于它首先有一个中心事件，也就是这次疫情，而后者只是普通的一天，所以《一日冬春》相较而言是一部整体感更强的纪录片。

还有，我们的纪录片拍摄日期正值疫情高峰，人们都被隔离在家中，无法出门；因此，每一个人的那种表达欲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甚至有一些喜怒哀乐忧思恐，如果没有疫情都不会存在，这也是我们的纪录片更丰富的一个层次。

钛媒体：这次整个筹划、拍摄纪录片的过程是怎样的？

秦晓宇：我们这次素材征集的纪录片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统筹的，2月2日发出号召之后，2月5日开始在媒体广泛传播，2月7日、8日陆续就有一些创作者加入了我们成立的工作群，相当于“建组”。

最终有5000位拍摄者加入了进来，由我在群里对投稿者做一些点拨，随时交流如何表达欲求，什么样的素材更有可能被选中，要有自己表达的中心事件，或者一些特别的内容和思考，有一定的设计。

大家的水平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他们把自己拍摄的一部分素材丢到微信群里，会问我和导演组同事行不行，我们就会给出一个指导意见。所以9号那天，我只睡了2个小时，从全民开机到杀青，这一天大家都是充分地互动在一起，有一种聚是一团火的感觉。

这也是我们和《浮生一日》所不同的点，后者没有一个建组的过程，导演和主创之间没有这样的一种紧密互动。而且我们后来也会有很多联系，包括付他们酬劳、补录一些声音，彼此的交情也就建立了起来。

当然，《浮生一日》肯定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它启发了我们《余生一日》的构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钛媒体：《一日冬春》这部纪录片涉及的素材有5000份，具体到拍片的时候，筛选素材的条件是什么？整个纪录片呈现的结构逻辑是什么？

秦晓宇：我们最终入选的内容不到10%，最核心的条件是打动我们几位主创。我们三位老师会独立看所有素材，筛选出深深打动自己的内容，然后再汇总。如果打动了所有主创的，被入选的可能就会比较高。

当然这种打动还可以再细化，比如你拍摄的镜头很有电影感、拍的很微妙、构图很讲究；比如说你的故事特别有趣、人物特别有意思，或者你的内容情感力量很充沛。

我们没有设计一个相对狭窄和封闭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会导致一些优秀的素材无法被选入纪录片，就会有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

我们的纪录片有一个比较宽泛的结构逻辑，也是纪录片的三个层次：劫难中的一日、日常中的一日和渴望重生的一日。

在纪录片的开头，上来的深夜氛围有点像劫难中的一日。我们是要把百年不遇的疫情对大家心理的、社会的冲击，那种肃杀的、灾难的氛围表现出来。

然后紧接着我们是要表现日常中的一天。其实对于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社会生活史的中国人来说，战乱、饥荒、灾难等等，也都经历过，本身会有很多忧患在其中。但仅管如此，大家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并且过出一些滋味。

所以日常中的一天，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意趣，就所谓人间烟火的东西。比如室外的运动搬到室内，还有因为疫情带来的很多荒诞感的、黑色幽默的东西，它和最日常的感觉不一样，但它也毕竟是一种相对日常的感受。

第三部分是渴望重生的一日。大家会指向爱意、希望、纪念，总之是一种升华性的力量。

所以我们大概将片子分为了三个层次。有点类比于但丁的地狱、炼狱和天堂。

还有就是我们用了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包括回旋的音符之类，把一盘散沙的素材做出整体性的结构，在这个上面花了挺多心思。

钛媒体：从去年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和疫情相关的纪录片有很多，包括《好久不见，武汉》《在武汉》《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等等。您觉得《一日冬春》相比其它纪录片的特点是什么？

秦晓宇：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表达，不外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这两个空间。

你看很多电影的故事，往往是发生在私人世界的，讲述的就是悲欢离合、儿女情长的东西。比如战争题材，它发生在战场，发生在军事会议的一个现场，这都是公共空间；像我们这次疫情当中，其实公共空间的拍摄有很多媒体或者纪录片人纪录，他们去到方舱医院、去到ICU病房，还有观察街头的志愿者等等。

但是老百姓关门闭户的、千家万户的这种生活，并且是这么大规模的，应该是《一日冬春》独有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纪录片还在疫情爬坡阶段，是疫情高峰期，大家的精神状态、情感和生活，和后疫情时代拍的那些纪录片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比较难得。

钛媒体：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与发行全过程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为何上线的周期会比较长？

秦晓宇：我们片子的后期制作其实7、8月份就完成了，本来是打算上院线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辗转又走了线上发行，所以发行的周期就比较长。

在这样时过境迁的情况下选择上线档期，也算是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们后来选择了4月4日，主要因为是清明节，它既是一个为纪念亡故亲人的、扫墓的日子，又是踏青节，是人们呼朋引伴郊游的日子，它本身就有这种悲喜交集的意味在里头，就跟我们既要表达这种疫情之中的艰难时刻生活，又要有一些希望美好的真情因素有关。

如今上线的时间虽然晚了一些，有些人可能只是愿意往前看。但是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当下的一个即时的反应，它有一个回望的视角，《一日冬春》是当你站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心境生活之下，去回望那段生活，这两种生活的对比反差其实也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陶淘）

原标题：《专访《一日冬春》导演秦晓宇：武汉重启一周年，回望那段生活给人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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