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孤身打拼的华人移民，支撑起美国大半个洗衣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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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泽毅

编辑 | 刘成硕

一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 24 小时自助洗衣店里第一次见到林姐的时候，她的眼里满是疲惫。

这是 2019 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九点对她来说只是一夜的开始。接下来，这个六十三岁、瘦瘦小小的女人要加班加点去洗、烘、叠好顾客送来的衣服，同时她还要操心下周的行程：她马上要带上最小的孙子“小丸子”飞越一万公里，回家乡福建莆田参加亲戚的婚礼。自她1989年非法偷渡到美国，她还没回过家几次。这天晚上，她要筹备旅行、看管 24 小时洗衣店、还要安排好她回家以后店里的大小事务谁来处理，所有一切压力加起来让她不堪重负。忙着工作的她不苟言笑，店里昼夜通明的日光灯照在她脸上，更加深了她的皱纹。

林姐的洗衣店内

偷渡到美国之前，林姐在福州长乐市一家农贸市场里开着一间杂货批发铺，成为了当时难得的万元户。然而八十年代的中国才刚开始迎接市场经济，经营私有企业常被看作是投机倒把，她的事业并不顺遂。与此同时，临海的长乐逐渐流行起了出国潮，很多人到了美国，安顿之后再安排家人亲戚也一起移民。数量之大，以至于有了“世界怕美国，美国怕长乐”的说法。看着同乡一个个都走了，林姐也心动了。

1989年，林姐 33岁，在蛇头的安排下只身登上了去往玻利维亚的飞机，把丈夫和六岁的儿子留在了国内。她从那儿又飞去了美属波多黎各，但这里的移民官认出了她的假护照，把她关押了一个月，后来蛇头出钱保释了她，最终想办法让她飞去了纽约。整个偷渡需要三万美金，在当年是一个相当公允的价格。林姐的存款不够，她想还债必须要立刻在美国找工作赚钱。

她虽然有着做生意的梦想，但和当时大部分中国移民一样，她先在纽约当了一名缝纫工。当时纽约曼哈顿的“成衣街”堆满了几百家热火朝天的华人制衣厂，制衣厂工作艰苦，和血汗工厂没什么区别，但对于像林姐这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衣厂是能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那个时候，餐馆里面才六、七百美元一个月”， 林姐告诉我，“衣厂旺季会赚到两、三千，淡季的时候也有一千多，那个时候大家都选择做衣厂。”

林姐在衣厂永远都在加班，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还清欠蛇头的账，然后才能给家里寄钱。这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越来越开放了，她无数次想过要不要回家，但两国的工资数字依然是云泥之别：中国当时的平均月工资是一百元，折合过来不过二十美金，美国则能有几百几千，她家里可是期待着在美国“赚大钱”的她继续往回寄钱呢。于是，她放弃回家的计划，继续留在这里，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

她只在一项花销上从不节省：移民律师。刚来美国不久，林姐就开始想办法申请一个合法的身份。她雇了一个又一个律师，想一个又一个方法说服移民局相信她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林姐担心一旦离开美国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她一次也没回国看过家人。

1999 年，纽约的服装行业因为竞争不过中国工厂的低价产品而逐渐萧条，林姐的衣厂生涯也结束了。最后那段日子，她的工资已经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于是她辞职，用自己仅有的存款在离纽约市不远的长岛区买下了一个美甲店。2004 年，她又卖掉了美甲店，此时的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赚钱机会：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24小时自助洗衣店。

林姐的洗衣店外景

当我在她的洗衣店见到她时，林姐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她在 2007 年终于拿到了绿卡，数年后又通过了公民资格考试、为儿子申请了移民美国的签证。她离开中国的时候儿子才刚上小学，转眼间他就长大成人、大学毕业了。十多年后在机场终于相见时，母子二人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让我叫她“林姐”，这是她微信上的昵称，她员工也这么叫她。员工小欧告诉我，她第一次见林姐就知道对方是个好人。和小欧一样，我也很快喜欢上了她，今年六十多的她看起来就和中国的任何一位邻家老奶奶差不多：说话轻柔，和蔼可亲，而且特别疼爱她的孙辈。

她的同龄人在中国大多已经退休了，生活的重心要么是在家里照顾孩子，要么是去广场跳舞。但林姐不行。这天晚上，“小丸子”挥舞着玩具卡车在店里跑来跑去，林姐则穿着她工作时标配的白色围裙和防尘口罩，拖着一个大号的垃圾桶，打开烘干机逐个清理里面的尘网。现在，她担心的不再是合法身份的问题，而是越来越高的租金和水电费。她告诉我：“人家说我这一辈子都没钱了。” 她对此深信不疑。

二

谈起在美国的华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遍布各州的中餐馆。其实在中餐馆流行起来之前，大部分底层华人是在手洗洗衣店里挣扎求生。

当第一批中国移民在19 世纪中期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绝大多数工厂和农场都不愿意雇佣他们，只有手洗店这种被社会认为“过于阴柔”的行业没有对他们设限。

对于这些处处受排挤的移民，开洗衣店也是仅有的不需要多少资本或者英语交流的工作。很快，1880年时，旧金山市三百多家手洗洗衣店的老板里已经有三分之二都是华人，他们再从加州一步步向东迁徙，来到芝加哥、纽约，寻找人口更密集、对洗衣需求更高的大都市。1900 年，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每四个中国移民就有一个在洗衣行业工作。

在《华人洗衣工：社会隔离研究》这本书里，社会学家萧成鹏列出了社会对他们的种种限制：彼时正值美国施行《排华法案》，这是美国数百年历史上唯一一部禁止一个民族入境和成为公民的法律。法案规定，男性洗衣工不能把家人带来美国；他们也不能和白人通婚。洗衣店的工作动辄就是一周 90 小时，他们甚至找不到时间学英语。正是这些限制导致中国移民在异乡的洗衣店里孤独地度过一生，没能融入美国。萧成鹏在书里写道：“他们最终撤退到唐人街，因为在这里，美国人才是真正的异类。”在唐人街之外的任何地方，没人把华人当人看待，他们不过是一个“物品”——活体的洗衣服务。

到上世纪 20 年代，机器驱动的蒸汽洗衣店现世，华人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有竞争力了，很多人从此转行去了机器还不能取代的餐饮业。1921年12月25日，当时的《纽约论坛报》刊发了一则漫画，注释说许多洗衣店都开始把门上的招牌改换为餐馆，还给漫画取名为“洗洗走了，杂碎来了”（故意嘲笑华人的英文差）。也有些洗衣店老板坚持了下来，他们延长工作时间、降低收费，或者干脆转型成大型干洗工厂的接单网点。到30年代时，纽约市里还存有大概 3000 家华人开的手洗洗衣店。

历史学家于仁秋在《救国自救: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一书中记载了华人洗衣店老板反抗干洗工厂和种族歧视的最后一搏，这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反抗。1933 年三月，在白人蒸汽干洗店业主的建议下，纽约市议会草拟了一份行政令，要求洗衣店所有者必须是美国公民，还要求每个洗衣店给市政府缴纳 25 美元的年费和 1000 美元的保险金。对于普遍规模较小的华人洗衣店，这简直就是天价。很快，洗衣店老板和员工们组建起一个名为“华侨衣馆联合会”的组织，在市议会的公开听证会上发言，直指这个行政令歧视移民。

这场恶战的胜利最终归于华人：市议会对行政令进行了大幅修改，不仅“东方移民”（一个在今天被认为有歧视性的对亚洲人的称呼）可以不受美国国籍要求的限制，而且所有收费款项都大幅下调。华侨衣馆联合会也没有解散，他们成为了纽约华人群体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1949 年10 月，衣联会在美国大陆上升起了美国境内有史以来第一面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但抗争最终没有敌过洗衣技术的发展。30年代中期，家用洗衣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1934 年，全美第一家自助洗衣店出现；到了80 年代，商业的洗衣机效率大大提高，手洗洗衣店逐渐被时代淘汰了。现在提起“洗衣店”，美国人已经只知道自助洗衣店。早年来美的华人逐渐在异国站稳脚跟，进入中产阶级，他们的孩子也做起了更体面的工作。

林姐的洗衣店内

不变的是，因为这项工作不需要太多语言交流，今天的自助洗衣店行业仍然有着大量移民。美国财政政策研究所在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总计 119 个行业里，干洗和自助洗衣行业有着第二高的移民店主比例。世纪之交的时候，大部分自助洗衣店的店主是朝鲜战争后大批移民来美的韩国人。但在纽约，韩国移民已经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而被他们挂到市场上售卖的洗衣店则吸引了另一群人：中国新移民。

现在没有数据记载纽约的自助洗衣店里到底有多少家有着华人老板，但是根据市消费局的登记名单，他们的比例显然要高于华人在纽约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截止 2019 年三月，纽约消费局登记在案的洗衣店有 3864 家，如果你去研究这份公开的店名列表，你会发现很多店的名字一看就是中文拼音，还有一部分店的名字里会有“福”、“金碧”、“乐”这些词的英文。这和大多数中餐馆的取名方式如出一辙。

当然，仅凭名字猜测也很容易猜错。一家在纽约洗衣行业交往非常广泛的老板历胜利告诉我，他个人估计在纽约有 500 家左右中国移民所开的洗衣店。像他一样，这些洗衣店的老板大部分都是在 1980 年以后来到美国。他们在美国安顿后选择洗衣店作为营生的行当，这一方小小的店面也庇护着他们一点点适应异乡的生活。

三

林姐在2004 年开始考虑开自助洗衣店。她看着其他洗衣店顾客排长龙等着使用机器的样子，觉得这个生意应该不会差。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已经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洗衣店里起码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如果是美甲店，客人什么时候来她就得什么时候工作。当然，洗衣所需的工作量也比几个小时连续盯着美甲台要轻一点。

考察了几个月后，林姐买下了现在的这家洗衣店，成为它的第三任老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间刚建好四年的洗衣店还是很阔气的，店里整齐地摆放了 52 台洗衣机和 50 台干衣机。她花了大概五十万美金，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和私人关系借来的钱。前任店主也是中国人，他给林姐留下了墙上的一张大海报，上面有前一家老板起的店名 ，以及平实的英文宣传语：“空调冷气充足，代洗，自助，可看电视。”

当时的生意确实不错，林姐用了七年时间还清了贷款。现在店里一共有三名员工倒班，都是新来美国的第一代中国移民。林姐告诉我，她这家店是这一带社区里第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店，也是第一家提供一条龙代洗服务的。多年以后，旁边的竞争者们也抄了过去。她不愿意告诉我店里的利润和成本，因为她怕这些“商业秘密”被竞争对手听到。

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林姐决定让自助洗衣店 24 小时开门，吸引那些经常需要深夜洗衣服的顾客。但问题是，深夜会来造访的不仅有顾客，还有小偷、强盗以及各种惹是生非的人。林姐刚搬来这一街区的时候，这里的犯罪率还很高，店里经常有抢劫发生。她说，随着她在社区里站稳脚跟，以及有钱的年轻人不断搬入，近五年安全情况好转了很多。不过小偷小抢还是会有，就在几个月前，就有人趁她在店另一头工作的时候抢走了收银台里的钱。现在她给收银台的门加了一把大锁，虽然每次开启都有点麻烦，但比之前安全了许多。

更日常的问题是如何和纽约街头的流浪汉相处，对于他们，一家24小时营业的洗衣店是上佳的乘凉之处。林姐说，如果她不及时发现并赶走这些流浪汉，他们就会从干衣机里偷衣服或者在店里交易毒品。“发现”这一步并不难——林姐已经能迅速辨识出谁不是她的常客；“赶走”这一茬则要难得多，这些人不仅会嘴上骂骂咧咧不愿意走，有时候还会大打出手。

经营洗衣店十五年，林姐已经精通了赶人的技术。虽然她还没有完全掌握英语，但她已经能用这门语言正面回骂。“我当然也怕跟他们起争议”，林姐告诉我， “但是没办法，为了保护自己，没办法。”如果他们还是坚持不走，她就会直接报警。

顾客也注意到了店主强势的这一面。“她很……怎么说呢……凶？”42 岁的黑人居民蒂凡尼·皮尔斯边叠着她洗好的衣服边告诉我，“我挺喜欢她的。她不会让那些闲杂人等呆在店里，我喜欢这一点。”皮尔斯从出生起就住在一条街开外的地方，一直到 2017 年才成为这里的常客。在这之前，她一直去的是另一家，但 一场火灾让那家店关了门。皮尔斯说她和之前那家店的老板建立起了一种近乎亲人的关系。迄今为止，她还没能在林姐的店里复刻那种经历。

在布鲁克林的传统黑人区，邻里之间互相照看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顾客通常不仅希望和店主有生意关系，更希望能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林姐的店已经扎根在这个社区足够久了，她眼睁睁看着当年跟在顾客屁股后面的小孩长成可以独自一人来洗衣服的成年人，但她和顾客的交流往往止步于日常的打招呼。只靠这些就想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接，几乎不可能。

林姐刚来美国的时候几乎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她最开始还试图参加华人社区里的免费英文班，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学习。于是她就只学会了自己最需要用的内容：“硬币”、“洗衣液”、“柔顺剂”是她最先精通的词汇。在她的工作中，大部分时间只要能听懂对面说什么就够了，说不说出来不重要。唯一需要她表达的时候就是顾客有投诉的时候，因为她往往不会用英语来反驳，她一般认栽，给顾客退款。有几次矛盾激化到顾客报警，或者把她告到小额纠纷法庭，但林姐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找过律师。她知道，无论顾客要价多少都比律师费要便宜。

她开店的十几年里，这个名叫 Bed-Stuy 的街区本身也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2000年到 2015 年，这一区的白人居民从占总居民的2.5%飙升到27.3%，是全纽约所有街区里白人比例上涨最快的一个。新来的居民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对洗衣服的价格不敏感，而且愿意花钱代。

虽然这个社区的居民构成越来越多元，但华人的面孔依然无处可寻。搬来这里十五年后，林姐还是觉得她不属于这个社区。她和隔壁的超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超市员工来洗衣服她都不收钱，但是等到她自己需要买菜的时候，她会选择跑去纽约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八大道或者法拉盛；社区里的教堂或者其他机构来募捐时林姐从不吝啬，但她真正主动参与的只会是华人社群组织的活动。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一样，她永远在两个世界里辗转，找不到一个纯粹的家。

四

2017 年 7 月，纽约的华人自助洗衣店店主陆续在信箱里收到一封纽约市消费局的英文来信。消费局两年一度负责给洗衣店主更换营业执照，这本来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只需要店主的基本信息和申请费就可以了。然而这封信件却通知他们：马上纽约就要采取新的更换执照方式，以后洗衣店店主要提供一份纸质原件的《房屋使用证》或《不反对通知书》，否则就只能关门停业。

其实前一年纽约市已经通过相关法律，消费局又组织了几场公开发布会宣传新规。然而绝大多数的华人洗衣店老板根本没听说这些发布会，或者听说了也没有在意。直到他们的更换营业执照申请被拒绝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是，对于某些店主，新规要求的文件根本就不可能拿到。纽约市很多房子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建造时还不存在《房屋使用证》这个文件；如果大楼的房东在消费局那里还有未解决的案底，作为租户的洗衣店老板也没法获得《不反对通知书》。在这些店主眼里，新规简直就是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在买下店铺的时候投入高达几十万美金，现在是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往回赚。一旦拿不到营业执照，他们根本没法把机器搬走，一切成本都只能打水漂。

自华人重新进入自助洗衣店业以来，店主们第一次决定聚集在一起向市政府反映他们的难处。2017年11月，超过一百家自助洗衣店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递交给了华裔市议员顾雅明（顾雅明负责的法拉盛街区聚居着大量华裔和韩裔移民）。店主们还联合起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组织人到市政府的各种活动上提问。11月中的时候，顾雅明告诉店主，市政府同意给他们半年的宽限期去申请相关文件。店主们不满意，决定继续反抗。

11月21日，感恩节后的第三天，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来到法拉盛参加例行的市民大会。会议上，华人洗衣店联盟的带头人历胜利抓住机会，公开向白思豪提问关于洗衣店执照的事。白思豪回复他说：市政府已经了解了他们的诉求，会重新考虑。第二天，市长办公室发布了一条书面的声明，宣布废弃这条新规。

洗衣店店主们终于又可以像从前一样更换执照了，历胜利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纽约市长今天给了洗衣业主一份最大、最好的感恩节礼物！”

这件事有着另一个深远的影响：2018 年初，这些店主决定正式成立“美国纽约华人洗笼协会”。这个协会在很多方面都像极了 1930 年代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两者都在纽约成立，都是小洗衣店主们统一战线形成的组织，还都是出于对市政府牌照管理规定的不满。

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与上世纪不一样，2016 年的新规没有什么种族歧视的成分；在华侨衣馆联合会的年代，它是华人社群唯一敢站出来说话的组织，而到今天，不仅有华裔的市议员，全国更有几百个华裔社会团体能够帮助洗衣店主声张他们的诉求。

历史还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刚听说这个组织名字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为何会把洗衣店称为“洗笼”，后来才知道，它来自于一百年前的广东移民，他们把洗衣的“洗”和英文“laundry”的音结合在一起，生造出了“洗笼”这个词。一百年后，这个遥远、奇怪的译名保存了下来。

五

2019年3月晚的一个下午，我去布鲁克林区的一家洗衣店里拜访了美国纽约华人洗笼协会的第二任会长黄建新。黄建新当时42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短短的头发梳成了莫西干的发型。他也是当时参与了联署声明的店主之一。

“像我们整天在这里上班的中国人也不太关心这些东西”，他用中文向我解释，“可能有点文化隔阂，我们就不太关心政府法律法规这些问题。那次营业执照的问题开了三次听证会，我们都不知道。”

这场因执照引发的危机是一切改变的开始。现在洗笼协会有145 个独立会员，他们都有自己的洗衣店。会员们时常在微信群里交流他们最近收到的罚单、听闻的规定、或者日常的运营事务。协会和市政府维持着密切的关系，自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地说服市政府改变或者宽限了三项对店主不利的规定。

很多华人新移民其实很难改掉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心态。我采访的七位华人洗衣店主，大部分都把店开在黑人聚居的布鲁克林，也大多把黑人居民和犯罪、贫困联系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建新也有这个偏见，他曾经很不喜欢那些住在廉租房里的顾客，他们会为了一块钱讨价还价，还经常说华人抢了他们的生计。

但他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住在廉租房里的居民往往比普通租客更稳定，黄建新十四年里慢慢认识了他们每一个人，彼此也建立起了信任。一旦大家成为朋友以后，他觉得黑人文化这种直白坦率的性格其实很好，也易于相处。“说难听一点，大家都是底层人，大家都是受气的。”

他把偏见产生的根源归于中国的单一种族社会：“纽约这个地方是民族大熔炉，你每一天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你不要用中国那种思维去跟他们交流。”这是每个新来美国的中国移民必须学会的入门一课：种族之间的冲突、和市政府讨价还价的方式、黑人文化里的社区关系，这些都是黄建新和其他店主们在国内时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但他们已经在一点点补课了。

六

这些年来，林姐已经习惯被市政府处罚了，往往罚单送上门来才听说某一项新规定。市政府的工作模式一般是抽查，林姐也常存侥幸心理。她的人生哲理很简单：没有谁完美无缺，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心存幻想。“特朗普都会偷税漏税这么多年，何况是平民？”

林姐的洗衣店内

接手十六年后，这家洗衣店里各处都有了破败的迹象。店里的几台自动售货机和游戏机已经完全报废了；一个看起来来自九十年代的小电视机每天播放着中央电视台的海外频道，观众只有林姐和她的员工；靠近门口的六台烘干机上贴着“机器故障”的纸条。不过我后来问了才知道，这是骗顾客的，用来保证店里总有几台机器可以给员工使用，其中只有两台是真的坏了。

她告诉我，她从前一个老板那里接手了店里大部分的机器，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了修理这些机器上。大部分时候，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猛敲几下，我亲眼看着她像这样解决了一次机器故障。旁边的顾客惊呼：“她真是会魔法啊。”剩下的时候，林姐还是要爬到最高的机器上，掀开顶盖，拿上螺丝刀，然后进入那个神秘的机械世界。

她说，她有修理机器的天赋。还在国内的时候，林姐教过人开车，精通修车的技术。而现在，请人来修洗衣机动辄就要花几百美元，中小洗衣店很难负担得起，能修理机器是对洗衣店老板来说最重要的技能。林姐一直没有把机器换成更现代的刷卡式洗衣机，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不会修。

控制成本是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纽约市的水价在上一任市长的任期里突飞猛进，从2004年算起已经涨了250%。煤气费、工资、房产税也都在不断地涨。她买店的时候接手了前任店主的二十年期租契。当年这一带还不繁华，租契规定租金每两年只涨5%，并不算高，目前她的月租金大概是8500美金，但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街区的房价在近十年里疯狂上升，可以预见房东这次肯定会大开狮子口加价。与此相对的是，她可不敢经常涨洗衣服的价格，有些顾客敏感得很，一个硬币都不愿意多给。

林姐时常后悔自己十六年前选择了这个生意。她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这一排排的机器里，难以流通和兑现。这个生意早就不像当年她进入的时候那么赚钱了，2017 年美国老牌杂志《大西洋月刊》报道，全美范围内的自助洗衣店数量和 2005 年相比已经减少了五分之一，而且越是在大城市里减少得越多。近年来，很多新建的公寓楼里都有自带的洗衣机和烘干机，还有一些上门代洗的app也在抢生意。林姐说她也试着去投资了一些别的生意，美国和中国都有，但是都不成功。

在她眼里，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她的一些福建老乡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早就成为亿万身家的房地产大亨。如果她当年选择留在国内继续做生意，她会不会也成为其中一员？但她通过几十年的孤身打拼在美国扎下了根，过上了不愁吃穿的生活，还给孙辈换来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工作不那么忙的时候，她会把小孙子带去社区的健身房，学学跳舞、游泳、瑜伽。如果这不算成功，什么能算呢?

移民给她带来的改变不都是正面的。2003 年，在她来到美国的第十四年，她丈夫终于来到纽约和她重聚。但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始终没法适应美国生活。两人离婚，丈夫选择了回国。

她儿子最终选择留在母亲身边。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当孙辈在身边的时候，林姐看起来不再是那个勇敢捍卫洗衣店安全的店主，也不是那个孤身一人远渡重洋的移民企业家，只是一个宠溺孩子的奶奶。

在我见到林姐的第一晚，我立刻注意到，在一面墙的正中间挂着两张小小的照片，里面是2004年的林姐和前夫。照片里他们在纽约法拉盛参加一场慈善晚会，一张是和纽约市华裔议员刘醇逸的合照，另一张是和希拉里·克林顿站在一起。当时的克林顿还只是纽约市的参议员，败选总统是十二年以后的事。我发现，林姐一直用的微信头像也是在同一场活动上拍的照片。她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政治，把照片挂在这儿更多是为了炫耀自己居然在生活中见到了明星。

拍下照片的前一年，她的前夫抵达纽约；照片同年，林姐买下了现在这家洗衣店。当时的她大约 48岁，穿着白色的西服和黑色的长裤，对镜头轻轻一笑，就像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她看起来漂亮、自信，整个笑容都在发光，以至于我一时不敢相信这就是眼前满眼疲惫的她。

林姐说，拍照片前，希拉里邀请她一起跳舞，可她拒绝了希拉里。“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跳。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去学了跳舞。我说我真的要学一点，要不然有机会的时候都不能好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