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两代“小镇做题家” | 家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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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天怡（北京大学）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我妈说，咱们家的特点就是平凡、普通，最有成就的就是培养出了一个北大学生。

作为因冷门专业出身苦于求职的人，我总觉得她对学历的作用太过高估，在理解她这一想法的同时，我总忍不住泼冷水。狭义上的我家，包括我的父母与姥姥姥爷五口人，住在河北省沿渤海湾的小城市中一个国有企业附属的家属区。随着大学逐年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招牌所象征的含金量也在不断降低。但子女进入清华北大仍然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所骄傲的。尤其是在家属院，一个单位制形成的熟人社会中，每年高考后社区内的居民都会对各家孩子的成绩与录取情况津津乐道，更别提我们家在的由于背靠垄断资源国企而经济条件较好，高度重视后代教育的地方。

当然，作为小地方，我的家人对于教育的认知仍是传统的，即按部就班地上学，通过统一考试取得不错的成绩，升学。改换学区、高考移民、本科出国等都不在家庭考虑范围内。即便我到了大学，证书、成绩、排名、奖励也是家里人最为关注之处。

这种关注除了与所处环境有关，更与家庭成员共享的文化观念有关。我的姥姥姥爷及其子女，我爷爷和爸爸都在以考试分数为代表的评价体系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工作分配进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传统体制内机构。虽然称不上书香门第，但我家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家庭，毕竟我姥姥姥爷这样本科毕业，还是在211重点大学毕业的40后并不多见。

最近，“小镇做题家”的概念新鲜出炉。“小镇做题家”是网友所发明的自嘲概念，意指从小镇和小城市通过大量重复性的刷题，最终以优秀成绩考入大学，但到大学却在眼界、家境、英语能力等方面与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产生较大落差，失去前期学生时代的优势。严格来讲，我家里人并不算完全的“小镇做题家”，但从升学到分配工作的路径中，他们与“小镇做题家”的核心特点是相似的：单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依赖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体系在体制内晋升。与在大城市焦虑不安的小镇做题家不同的是，他们在小城市拥有着比较体面、安稳的生活。因此，他们将自身的经验投射到下一代的教育上。支撑“小镇做题家”的，与其说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不如说是对“考试改变命运”的信念。虽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高考对人生的决定作用越来越不那么凸显，但在我家人的生命史中，高考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记忆片段和十字路口，也许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让人有对自身命运的自主性时刻。在我的祖父母辈与父母辈的青年时期，是国家包揽一切的总体性社会时期，个人的选择空间较小，在学校毕业后，他们的工作岗位由分配决定。除少部分心思活络者懂得与辅导员、校长等人建立关系以留在好单位外，大部分人只知道服从安排。实际上对于“小镇做题家”，这种“大国家”治理模式让他们更为适应。进入体制只需要经过选拔考试；在体制内，他们拥有象征丰厚保障的“铁饭碗”，又可以通过职称考试在体制内实现晋升和工资报酬的上涨。

虽然走的同是单位制下的职业路径，我的外祖父母与我的父母对于体制的态度和依赖程度有着较大不同。随着单位制解体，严父式国家转变为慈母式单位，我的姥姥姥爷在谈起我未来的去向时，仍习惯性地将找工作称为“分配到哪里”，而我的父母辈则早已不再使用这套话语，同时，前者也更倾向于让我在就业上也进入体制内。

小心谨慎是姥姥姥爷的烙印。经历了风声鹤唳的年代后，他们在日常闲聊时，会经常提醒家里人“不要往外瞎说。”现在看来，姥爷可以称得上幸运。他在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一个农村，家中有兄弟姐妹四人，他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与两个妹妹。由于贫穷，两个妹妹都没能上完小学，弟弟成绩不佳，在初中后辍学。姥爷考入县里的重点高中，后来成为周围唯一一个考入北京的大学生。

在我上大学之前，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作文千万别跑题”。这是姥爷至今最深刻的高考记忆：他仍清楚地记得自己一个朋友在高考前，特意对他说作文别跑题，结束之后，两人交流时朋友才发现，由于太过着急看错了作文题目—— 他考前准备了对“九评”（中共九评苏共）的材料写作，而题目虽然提到了九评，却要求根据附上的材料进行写作，他以为押中了题，弄巧成拙。这个故事姥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讲一遍。

姥爷考入了北京一个电力系统的专业院校，这所学校后来被评为“211工程” 之一。在班里，他与姥姥认识。两个人分别是男生与女生的班长。他们大二那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已经被工宣队和军宣队接管，大学已经全面停摆。姥姥索性坐车回了老家陪父母。姥爷说自己那时候“跑了大半个中国”，因为当时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也经常不要钱，姥爷趁此机会到全国各地免费旅游。

那一届大学生五年才毕业。这对姥姥姥爷直接利益影响持续到了现在：由于多上了一年学，他们的工龄少了整一年，而无论是工资还是现在的退休金上涨幅度，工龄是最重要的计算指标。每每发工资后，姥姥都要抱怨几句：“普通工人都比我们高。”

姥姥和姥爷在大学里“聊得不错”，确定了关系，一起被分到姥爷家乡所在的供电机构。入职后，先挖了三个月防空洞。还有一件事提起来姥姥仍历历在目：第一个次发工资的时候，给姥姥发工资的是一个“心眼特别坏”的人，姥姥在领工资的时候，被他斜眼瞟了一下，随后将钱扔到桌子上，骂骂咧咧说：“给你，臭知识分子。”——给姥姥“气了个半死”。

71年，姥姥与姥爷生下一个女儿，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儿子。这是姥姥觉得第二个幸运的地方，差了两三年就会赶上“只能生一个”计划生育。

我妈在上小学前都在县里的爷爷奶奶家，唐山大地震后，随着姥姥工作调动被带进了城里。从小学到高中，我妈虽然成绩不算拔尖，但关键考试时都发挥不错，顺利进入了市重点。

但在高考那年，我妈最后，她差一分过大专线，只上了名为保定电校的中专。初始学历由此成为她的痛点，这也是她和姥姥姥爷最后悔的地方之一。初始学历过低给我妈造成后面晋升上的一定障碍。由于文革，姥姥姥爷认为上大学也“没什么意思”，在我妈没考好后，没有坚持让她上大学。当时有一些大学放宽要求，设立自费政策，但姥姥姥爷觉得自费学历不受承认，所以也没有让我妈去。后来被证明自费学历与公费学历没有区别，姥姥提起时仍十分后悔。姥姥一直觉得，家里人都有“看得不远”的特点。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做生意、买房、炒股，都只能赶上人们一窝蜂涌入的高点，没有“发财的命”。不过，在中专时，我妈作为“城里人”表现出远超大部分同学的成绩和素质。

我妈中专毕业时的同学录

我妈上班后通过相亲与我爸认识。我爸籍贯浙江，高考后考入武汉一个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与我妈同市的银行。刚工作的时候。由于专业学的电气相关，我妈一开始被分配到了运行部分，姥姥姥爷考虑一线三班倒的工作太累，找关系把我妈换到了同单位的财务部门。在财务部门工作后，我妈先后考下中级、高级会计职称，上了专升本，后来又读了市内大学的 MBA。在我小学到初中时，恰逢国有企业改革，企业被纳入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知识不再适用，亟需提高会计人员的水平。2006年，我妈所在的电力系统上级部门组织会计准则大赛，我妈一鸣惊人，初试考了电网内直属单位的第一名，被抽调到北京的培训学校。培训后，电网又组织小组和个人大赛，我妈考了个人第二名、小组第一名。这次考试给了我妈很大的信心，但第二次比赛时“贪图安逸，没参加”，这次机会我妈认为没有利用好。在单位内部经过了几次工作调动后，我妈又参加了一次上级集团的考核，被纳入了人才中心，后来抽调到了外省一个电厂，我妈终于成为了她一直孜孜以求的中层干部。

我们家的家庭史，是极为传统的，时代潮流里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他们选择进入体制内，选择了抵御风险而非放手一搏的道路，这也许正是如今为就业发愁的小镇做题家所渴求的最优解——一种无需冒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