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③

【编者按】

美国各地实验室仍在研究开发生物武器？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俄罗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俄官员的表态再次让生物武器成为大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生物武器远离我们了吗？

从时间节点来看，在20世纪上半叶研发的生物武器最关注其致死性和传染性，意在寻求和探索一种大规模杀伤效果的武器。而在20世纪后半叶因为核武器的问世，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转向了失能性和非传染性的作战效果，以实现特殊的作战目的。

生物武器技术快速发展

从生物武器的研发历史来看，20世纪上半叶研发的生物战剂以细菌战剂为主，而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相比，生物武器技术大幅提高，生物武器生产和储备规模大幅增加。并且随着多种疫苗，如抗结核病疫苗、抗百日咳疫苗、抗黄热病疫苗、抗伤寒病疫苗、抗流行性感冒疫苗等的研发上市，许多20世纪上半叶研发生产的老生物武器的作战效果大为降低，因此促使原持有国研发新的生物武器。40年代后纯菌发酵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细菌来生产疫苗和抗生素，也让科学家们有机会利用发酵工程（微生物工程）将人类病原体的繁殖技术用于军事用途，促成了生物战剂的大规模生产。更重要和更可怕的是，70年代以后遗传密码的破译、基因重组技术的出现，为战剂的基因改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让科学家有机会利用基因控制来制造更具威胁的病毒。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二战后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战争是由美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首次使用生物武器发生于1950年12月。当时为掩护撤退，美军被指在平壤、江原道、黄海道等地区撒播了天花病毒。从1952年起，美军加大生物战力度。同年1月28日，美军战机在中、朝阵地后方，撒播带有传染病细菌的毒虫。其后，美军又在铁原地区、平康地区、北汉江地区撒播大量苍蝇、蚊子、跳蚤、蜘蛛、蚱蜢等带有传染病细菌的昆虫。

此外，美军不仅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物作战，美军军机一再侵入中国东北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区撒播带细菌的昆虫，对志愿军后方城市进行了生物作战。美军在朝鲜战场及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的生物战剂有近十几种（鼠疫杆菌、沙门氏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及炭疽杆菌等），能传染多种传染病。不过从美军后来解密的档案报告来看，当时所使用的生物武器未能对前线中朝军队和后方运输线造成传染病大规模蔓延。根据中国官方的史料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2年的生物武器攻击中伤亡不到400人。

志愿军防疫人员检查美国投掷的生物武器炸弹。 资料图

而从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来看，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军事阵营长期对峙处于“冷战”状态，因此对生物武器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但美、苏双方又通过采用“代理人”的方式进行着“明争暗斗”，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这一时期的生物战也呈现了“冷战”特色，双方大规模研制、生产和储备生物武器，形成威慑遏制态势。

随着1972年4月10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签署，各个大国不再将生物武器作为常规战争的对抗方式，而是一种特殊作战及生物防护安全的一种手段。不过这种特殊的对抗方式也导致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出现，那就是生物武器及研发技术的扩散。冷战时期的美苏双方同时都向其同盟国大规模提供生物武器及技术。如伊拉克的一些致病菌种和生物战剂研究手段都是从英美国家进口。

生物恐怖威胁全球

生物武器扩散使拥有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增多，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全感。而随着冷战结束后，部分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发生权力真空，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组织获得了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也就随之产生。所谓生物恐怖就是实施者利用致病生物制剂伤害无辜、寻求制造恐怖以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生物恐怖通过对普通平民和社会大众发动生物攻击，从而谋求组织、阶级、党团、种群利益。从上世纪70 年代起，各地开始有关于生物恐怖活动的记载。随着全球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生物恐怖也恶性增长。

以9.11恐怖袭击后发生的美国炭疽粉末恐怖事件为例， 2001年10月4日美国《太阳报》图片编辑史蒂文斯被诊断感染吸入性炭疽热，并于10月5日死亡，成为美国第一例死于吸入性炭疽热的病例。直到10月12日，在史蒂文斯去世后一周，才弄清楚多起炭疽感染事件是由炭疽杆菌信件引起的，那时已有数十乃至数百人受到炭疽孢子的侵袭。10月12日在纽约发现了一封寄给NBC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装有炭疽孢子的信件。疾控中心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新闻媒体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这之后又在《纽约邮报》的办公室发现了另一封没有封口的炭疽信件。接着发现了两起纽约新闻工作者受皮肤性炭疽热感染的病例。在布罗考的信件被发现之前，10月8日前后，从普林斯顿发出了两批炭疽杆菌信件，两封寄给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封于10月15日早晨在哈特办公楼汤姆达施勒（时为参议院多数派的领袖）的办公室被打开。1小时之内，国会山警方确认粉末为炭疽杆菌。在第二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达施勒信件中的炭疽杆菌被认定是“武器级的”。达施勒的信件被拆开一个星期后，10月17日，在附近的德克林办公楼邮件室里发现了炭疽孢子，那里的信件是寄给哈特办公楼的。各参议员的办公室被关闭，哈特办公楼的去除污染工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大众越来越关心基因武器是否会成为人类的新威胁。

截至2001年11月30日，美国国内出现怀疑炭疽和报警达2300起，先后有22人感染炭疽，其中5人死亡。在这22人中，11人感染了皮肤性炭疽，另外11人感染了呼吸性炭疽，5人都是死于呼吸性炭疽 。这一系列炭疽恐怖事件发生突然，暴露人群多，涉及面广，通过污染的邮件和包裹达到了远距离投送和攻击。杀伤人群覆盖了所有年龄组，经吸入和接触途径感染，吸入性炭疽发病率高，病情危重，病死率达45%。

由此可见，生物武器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随着从事生物武器研发的国家大幅减少，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的可能将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将是个人及组织因不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约束而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大幅提升；第二，由于个人及组织一般不具备完备的生物武器研制、生产及储存的条件，因此生物武器的毒性和存活率不高；第三，与大规模生物作战相比，生物恐怖的手段和工具都比较原始，传播工具比较简便，没有经过专门的设计制造，所以投毒效率不高，但因为传播较为便捷，所以对其防范就变得很困难；第四，就目前的技术手段来看，虽然生物恐怖的成功率不高，造成人员的伤亡也不高，但是对人群造成的恐慌及其带来的社会动荡确实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