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春晚大裙子制作者

你可能没有听过“郭培”这个名字，但一定见过她制作的华服。从北京奥运会的颁奖服、范冰冰的青花瓷礼服到春晚舞台上女主持人、女民歌手的服装，郭培一手打造了某种“中国形象”。

今天单读 Pick 的书是《巨流》，人物记者季艺对几位“大时代的弄潮儿”的报道合集。季艺写郭培的故事，不仅写一名服装设计师如何大胆、执着地追求浪漫主义，也通过写人们对服装的认知折射出中国经济的变化。郭培的衣服和中国在全球化里的角色紧紧地交缠在一起。

郭培：春晚大裙子制作者

撰文：季艺

由于工艺繁复，制作时间漫长，在时尚圈，人们习惯称郭培为中国的“高级定制设计师”。在西方，拥有严谨制作流程的高级定制通常由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师为客户进行量身剪裁与多次试装，寸尺寸金的面料与 90% 的纯手工制作令其价格不菲。

郭培当然懂得中国，她的客人都是在中国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女性，然而，真正令她闻名的却是那些国家级的大型活动：她为北京奥运会设计了颁奖服，为章子怡设计了去希腊取圣火所穿的旗袍，甚至纽约时代广场 LED 屏上范冰冰向美国人民展示的那套青花瓷礼服也出自郭培之手；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年春晚有 90% 的衣服出自她的工作室“玫瑰坊”。

当谈起自己的衣服时，郭培喜欢强调其工艺与不计成本的一面。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郭培为与多明戈演唱《爱的火焰》的宋祖英设计了一套银白色礼服。这套礼服由十几个工人 24 小时轮班，花了上万小时制作完成。除了中国传统刺绣，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将 20 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在裙子上面，这也使当时施华洛世奇香港公司的同类水晶被订购一空。

宋祖英与多明戈演唱《爱的火焰》时身着郭培设计的银白色礼服。

成衣时代的逆行者

郭培出生在北京。她的母亲是幼儿园老师，在很小的时候得了眼结核，结婚时，她的视力只有 0.1，只能看见非常微弱的光，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女儿长什么样。在郭培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幼儿园里，她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直到退休，她才让同事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几乎双目失明的人。

小学五年级时，郭培在家门口的商店里看到了一件镶嵌了很多条金线的黑色衣服。在犹豫很久之后，月工资只有 40 多元的母亲还是为女儿买下了那件 50 多元的衣服。“当每天穿着那件衣服放学时，我可美了，我就知道我在太阳底下会闪闪发光，我的心情就非常好。”郭培说，“其实一件衣服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我今天追求奢华的设计风格，喜欢这些漂亮的、发光的东西，跟我小的时候得到了那件衣服有着很大的关系。”

1986 年，郭培从北京第二轻工业学校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她是全中国服装设计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能真正了解设计师是什么。“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学服装设计，他们会理所应当地认为你学的是裁缝。”郭培说，“所以在一个市井生活里，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有邻居是裁缝，他们会很开心，然后千方百计地希望你为他们做衣服。”郭培的母亲不希望别人以一个裁缝去理解自己女儿的价值，为了维护女儿的尊严，她拒绝了这些邻居，同时她也拒绝郭培为自己做衣服。她告诉郭培，如果你不为你的母亲做，你也就不必为任何人做。郭培说自己至今没有为母亲做过一件衣服。

郭培与她的作品

事实上，比起培养具有艺术水准的设计师人才，设立服装设计专业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另有更实际的考虑。

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部与轻工业部都有服装部门，但两者侧重不同。轻工业部更多管理的是一些小作坊，它的服装部门是裁缝店一类的小型手工店铺；纺织工业部则跟工业化大纺织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服装部门是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成衣制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了解决中国人穿衣服的问题，政府决定将轻工业部的服装部门归到纺织工业部，大力发展纺织业与成衣制造。这个时候，纺织与牛奶、体育一样成为举国体制思路下的一个产业——郭培的服装设计专业就是这个服装工业化浪潮的产物。

与大部分同学一样，毕业之后，郭培去了一家成衣公司工作，在一个缺少版权保护的行业，很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所做的事情只是不断抄袭外国设计师的版式，再将它们复制到中国的纺织生产线上。

很快，郭培成为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位设计师。在一家叫作天马成衣公司工作的三年里，她设计的款式卖到了 36 万件。也因为销量，1996 年，她被评为“中国十大设计师”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郭培轻松地拿到了 30 万到 50 万元的年薪。

然而这给郭培带来了痛苦。当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时，她觉得这些衣服都太丑了。“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货场，我会故意绕着走，我不想看到自己的设计。”

尽管诞生在一个大规模生产成衣的年代，郭培却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毕业创作时，她第一次产生了要做一条大裙子的念头。但在当时，对于怎么把裙摆撑起来，怎么把裙子做大，上了四年服装专业课的郭培一无所知。“我去问老师，但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这种衣服，他让我去人艺看一看话剧演出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人艺，郭培从一个欧洲贵族题材话剧的中世纪宫廷服装里找到了大裙子的技巧：“它的裙撑由一厘米宽的竹条制成，竹制裙撑外面包裹着棉布做的另一层裙撑，更外面才是真正的裙子。”郭培至今记得那条裙子在过门的时候如何被轻盈地挤扁，又如何一下子优雅地展开。那一年，在全班 26 人中，她缝制出了一条最大的裙子。

1997 年，郭培带着攒下的 60 万元离开成衣公司，创立了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当中国沉浸在大规模成衣生产运动中时，因为性格的驱使，她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创作道路。

当时，由于工艺复杂，无法工业化批量生产，很多中国民间工艺受到了极大冷落。因为无人问津，它们变得非常低廉。这时，郭培到中国各个刺绣工厂大量搜集这些被时代冷落的技艺，又付给这些工人五六倍的工钱，将他们的工艺收录到自己的公司档案里。这其中有一种工艺非常惊人，它可以将一束蚕丝分成十几缕，再用这些蚕丝编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翠鸟。

很长一段时间，郭培都与这些精美的东西相伴。她对自己的客人非常友善，人们很喜欢她身上的亲和力。公司成立不久，她拥有了第一个女儿。“剖宫产手术之后，我根本无法待在家里。”郭培笑着说。到了第七天，趁着家人不注意，她偷偷离开家，坐上一辆公交车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成为春晚设计师

郭培对庞大有一种狂热的爱。在玫瑰坊的客人中，她与一位市值百亿的民营园林企业女老板格外投缘。郭培渴望把每一件裙子都做成皇后的礼服，这位园林女老板则要把每一个园林都做成“圆明园”，她们发誓要做传世精品。但事实上，女老板的园林大部分都在焦作、安阳这种三线城市。

在玫瑰坊成立 9 年之后，郭培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时装秀，取名“轮回”。

做这场高级时装秀前，她无意间走进巴黎的军事博物馆，当看到拿破仑的一件战袍时，她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并不是衣服表面有多绚丽，而是它有一种打动我内心的美，于是我努力记住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从此，去欧洲中世纪博物馆收集创作素材，成为郭培旅行的重要部分。

“轮回”的压轴礼服叫作“大金”，工时为 50, 000 个小时。因为工艺复杂，缝制过厚，工人做的时候，针已经扎不进去了，每扎一针手都会被扎破，流血。缝纫工具做不到的时候就用钳子与镊子去拔，一根针缝不了几下就会断掉。“大金”的裙摆有 5 米。三年之后，郭培推出“童梦奇缘”系列，裙摆拖了 10 米。从那时起，她自认为是中国最会做大裙子的人：“我能很好地控制它们的轮廓和造型。”郭培说，当时鲜有中国设计师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条裙子。

郭培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时装秀，取名“轮回”。

在中国，女民歌手是大国盛世的重要讴歌者，她们也是对华服需求量最大的一群人，很多女民歌手常常要花很多时间从世界各地寻找演出服。很快，郭培这种追求极致、迷恋庞大的审美趣味，与中国民歌的表演舞台结合在了一起。

郭培的丈夫是一个台湾商人，他的家族一直在意大利做面料生意。当时大陆的好面料只有棉与丝绸。郭培的丈夫带着她去了他在欧洲的工厂，在那里，郭培见识到了从未见过的昂贵布料。两个人认识不久之后，郭培把他介绍给了准备拍摄《大明宫词》的李少红，很大程度上，那些国内无法找到的布料成就了《大明宫词》当时的独特美学。而在意大利一个叫作“蝴蝶”的百年纱线厂，郭培来到了他们拥有 50 年历史的库房，“50 多年前的东西都在里头，那里有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她在那里已经工作了 40 年”。老太太在那一天里给郭培做了7种纱线，“你可以提出任何一种想法，机器可以给你做出梭、抽、捻等不同效果”。这让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设计师非常兴奋。“然后你就知道怎么纱线了，你对面料产生了本质的认识。”求婚时，她的丈夫很诙谐地问，你要钻戒还是要 10 万匹布料？郭培选择了后者。婚后，他给了妻子 6 万米各种布料任她支配。

歌手张也是郭培第一个重要的客人。当时，国内能选择的布料非常少，张也为此非常苦恼。当听说郭培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稀有布料时，张也找到了她。

交流过程中，张也和郭培发现彼此很像。“我们都会喜欢一些精致的、很讲究的东西。”张也说，她决定让郭培为自己制作衣服。1998 年，郭培为张也做了一件黄与绿搭配的撞色礼服，张也穿着这件衣服上了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走进新时代》。

与其他名人不同，张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分享的人，很快，她把郭培介绍给了民歌圈的歌手。

张也说:“那个时候如果谁说我的衣服好看，我就特别热情地告诉她这是郭培做的。我喜欢穿她绣得很漂亮的棉袍，一看到外国人，我还会有意识地把礼服的价格抬高。因为在国外，只要是带一点儿绣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惊人。”

郭培与张也的结合也对民歌手服装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张也的建议下，她们一起创造了一种上半身为旗袍、下半身为欧式大裙子，中西结合的舞台服装。这个过程中，郭培的耐心与细致令张也赞叹不已。为做好这样一件裙子，郭培与她一起花费了三年时间。三年之后，张也穿着这件衣服登上了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

张也身着郭培设计的礼服登上了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

一年一度的春晚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又把压力转化成为对服装毫无理性的苛刻，每年过节都成了玫瑰坊最紧张的时候。

所有主持人中，郭培与董卿接触最多。董卿十分在乎自己的形象，每次彩排之后，她都会去机房的小样中看自己的服装，看完之后，她一定会在当天夜里或者第二天赶到玫瑰坊修改，有时候只是为了什么地方差一颗钻，哪朵花应该移一个位置，哪儿的叶子再多一小片。央视的其他女主持很少有人这么做。

有一年春晚，郭培为董卿做了一件旗袍，袖口上面镶着很小的钻。大年三十当天，郭培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董卿希望郭培把袖口的两颗小钻换一下位置，它们是一颗蓝钻与一颗粉钻，直径分别是 0.6 厘米与 0.4 厘米，与此同时，那件旗袍上已经镶满了大大小小 130 多颗钻石，观众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换与不换的差别。“这对画面没有任何影响，但董卿必须要看着那颗蓝钻，否则她会非常别扭。”

郭培是中国较早一批掌握了大裙子制作方法的设计师，她也很早就开拓了春晚的礼服市场，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其他设计师能够与郭培抗衡，多次负责郭培时装秀的导演张舰告诉我。

无形之中，郭培垄断了春晚的华服制作，从那个时候起，她也为自己庞大的衣服与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展示舞台。

到了 2009 年春晚，已经有数十位歌星及主持人的服装由郭培制作，包括宋祖英、张也、周涛、董卿、朱迅、汤灿、祖海、黄圣依、陈思思、孙悦、王莹等等。那一年，宋祖英有一件由洁白变幻为鲜花绽放的著名礼服就是出自郭培之手。

郭培为宋祖英设计的春晚礼服

洋溢歌颂气质的春晚舞台需要一种繁复、精致、美轮美奂的华服，除此之外，郭培的高级定制也为春晚很好地解决了另一个现实问题。

在中国，女民歌手需要很强的高音能力，但由于高音对肺活量要求很高，导致她们的身形往往比普通人宽大。而做一件衣服前，郭培会为每一个客人测量三四十个尺寸，一般的裁缝只会量五六个尺寸。当民歌手们穿上这些经过充分计算，再用坚硬材料制作的塑身衣时，她们身材的缺点被很好地掩饰了。郭培的衣服有一种美化作用，令她们在舞台上看起来都是纤瘦而优雅的，但也因为被衣服勒得过紧，穿上高级定制之后，女歌手不可能再唱出高音。

在以前，为了追求一种充满纪律感的美，女性民歌手高音与苗条不可兼得的问题可以通过假唱解决。但后来，当春晚导演组要求所有人必须真唱时，这些礼服的廓形都被放宽了十几厘米，你会发现她们忽然比以前胖了很多。

说服中国富人的方式

在一个遍地便宜货、粗制滥造、时装文化落后的国家，当郭培要设计那些与市面上的成衣截然不同的精美服装时，她首先面临的两个现实问题是：如何为自己精美的华服定价，以及如何说服富人去购买这些昂贵的衣服。

一开始，郭培和其他中国设计师的想法非常接近，她骄傲于自己的设计与品位，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但当郭培把一条裤子的设计费定为 1 万元时，她很快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为此埋单，到后来，她只能打一个很低的折扣把它卖出去了。

“在中国，人们根本没有为设计付钱的习惯。”郭培说，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决定不再收取任何设计费。

她很快发现对于一个仍处于世界劳动链条底端的初级发展阶段国家，没有人愿意为“设计”这种更高级但相对无形的劳动埋单，哪怕是有消费能力的富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设计师看作一个裁缝。在这种观念下，中国的消费者只愿意为两样非常现实的东西掏钱：材料成本与工人的劳动时间。

郭培的客户邬女士比较了她与其他设计师的区别：认识郭培之前，她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当时，她去一个中国设计师那里做衣服，衣服还没有做，设计师首先提出让她支付 20 万元的设计费，这让她非常生气。“但郭培不同，她的设计是免费的。”邬女士说。

在邬女士的描述中，让郭培设计衣服更像是一种轻快而令人愉悦的社交。她会先问你一般会去什么样的场合，从事什么样的生意，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画出很多草图。按照这种速度，郭培称自己一天可以设计 3 套，一年可以设计 1000 多套。

“我一直说我的设计就是服务，不值什么钱，我不会收费。因为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设计就是不值钱，思想创意都不值钱。”郭培说，“当客人最初不认可你的时候，他们很难接受，你一定要做成实物以后再收钱。所以我帮一个客人设计完，如果她不做的话，我会把图纸送给她，只要她不用我的工人。”

当更深刻地洞悉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郭培开始加强玫瑰坊的手工劳动，也更大胆地使用昂贵布料。

郭培与欧洲顶级面料供应商保持合作，此前，他们找不到进入中国的渠道，因为很少有设计师敢用这么昂贵的面料。

2012 年，她在日本找到了一种纤细程度只有发丝五分之一的纱，由于这种材料在服装设计上非常不实用，面料厂基本卖不出去。当你把一小块这种纱放在手上，因为非常轻盈，它会不断向上飘，郭培将它命名为“雾纱”。她用这些纱为客人做了一件礼服的裙摆，只要客人一走动，你就能看到裙摆之下有一团如梦似幻的东西缓缓飘浮。

郭培的设计也吸引了蕾哈娜。

当大部分中国设计师仍把工作室放在都市中心的时候，郭培则在北京北六环外的园区租下了一个 2000 多平方米的四层厂楼。厂楼的一层是她的接待室大厅，在大厅中央是三个昂贵的欧洲中世纪座椅，一架镶着金色凤凰的楼梯沿着凤凰的翎羽盘旋上升十几米，目光的上方则是一个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巨大吊灯，走进去像是进入了一个皇家歌剧院的殿堂。

在厂楼二层有三个巨大的私人房间，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歌手、明星、商界杰出人物试衣的地方。到了三四层，所有奢华的场景变成了一个有 150 名工人的明亮干净的工作室，他们负责服装的设计、剪裁与缝纫。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鞋和首饰的工作室，这里是工厂的一部分。到了中午 12 点，整座楼里突然响起了学校下课铃声一样的电铃声。在二楼的侧门处，制作服装的工人鱼贯而出，午饭的时间到了。

河北保定高速公路旁的 40 亩土地上，郭培还拥有一个 1 万平方米的工厂，那里有 300 多名绣工，她们按照北京图案组发来的图案，在布料上完成工艺复杂的刺绣。郭培从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这些空闲在家的农妇，教给她们刺绣的手艺。最近，为了应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郭培将在保定工厂附近建一座刺绣学校，从零开始把更多周围农村空闲的农妇培养成自己的绣工。除了为春晚与国家盛事制作礼服的玫瑰坊之外，很少有中国的设计工作室可以或者需要支配如此多的工人。

在玫瑰坊，几乎每个扣子都要手工制作，一个工人最快一天也只能做出十几颗，因为这些扣子要用四米多长的线缠绕。而在郭培设计的一件珍珠嫁衣上缝有几十万颗珍珠，这些珍珠最小的直径为零点一几毫米，穿起孔来非常困难，成功一颗会碎掉五颗，需由 100 多个工人分三班倒连夜赶制。

与那些沉浸于自我满足的设计师不同，郭培的长处在于懂得如何调动工人，也懂得如何向富人们与媒体解释他们的劳动。

有一次，一个工人要在一米上万元的布料上用非常精美的纱绣制花朵，因为纱过于纤细，几乎透明，把它缝到布纤维里难度非常大，工人每天只能绣很小的一块。郭培的老公对此很难理解，他问郭培：“如果你要把一块布全部绣满，你为何还要用这么贵的布？”郭培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当我告诉工人，你知道吗，这块布上万一米。亲爱的，你要特别认真地绣。绣工一听，她会说，千万不要把这个面料绣坏了，就一针一针特别认真对待。如果你用了一百块一米的丝绸，她就会边聊天边绣。我用一万块钱一米的代价换回了她高度认真的工作态度。”

更像工艺师的服装设计师

这种不重视设计，将作品的成功更多建立在工人高强度手工劳动上的创作令郭培更像是一个手工艺大师而不是时装设计师。

1994 年，郭培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时尚装苑》节目做一个叫“旧衣改造”的版块。

很多北京人对这个节目都印象深刻。节目的初衷是让编导与设计师接触，帮助普通人将一件过时的衣服进行二次改造。当时，编导邱悦找了很多服装学院的人、开店的人以及设计师，其中，最接近节目想法的一个人简单地把她的裤腿剪短，然后拿双面胶贴上，将一条长裤变成一个七分裤。“但这完完全全达不到电视节目的要求。”邱悦说，“你知道，两个镜头就完了的东西，不可能做成一个专题。”

经一个开服装店的朋友的介绍，邱悦认识了郭培。当时郭培已经离开了天马，自己成立了玫瑰坊，潜心沉浸在研究大裙子的制作上，对自己的服装没有任何宣传，也没做过一场时装秀。有一次，邱悦在郭培的房间看到一件款式非常简单的上衣。这个屋子里有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绢花花瓣与珠子，邱悦建议，能不能把花瓣撒在衬衫上，然后把它们缝到上面，结果效果非常好。

“而在 90 年代，装修风格也正在从重装修转向重装饰，大家对基础的东西开始忽略，整个形势都往不断点缀、装饰的方面发展。所以那时候我就本能地想说，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做些东西，不断往衣服上缝。”

这种装饰方法成了“旧衣改造”里一个重要的元素，这个节目一直做了 100 期，她们在不同的衣服上缝过花布、日本曲别针甚至白色塑料袋。

郭培为董卿主持 2009 年央视元宵晚会所制作的礼服

随后，不断在衣服上“做加法”的思路也大量出现在了郭培的时装上。在郭培工作室里，有两个部门非常重要：一个是图案组，一个是刺绣组。

图案组里有郭培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画册，它们往往是中国皇袍上的龙与凤图集、青花瓷花纹集、欧洲中世纪的王室服饰，甚至欧洲战争博物馆剑柄上雕刻的一支花朵。在工作流程上，往往是图案组把这些图案绘制出来，再由刺绣组的 300 多名绣工完成刺绣，然后把这些图案缝在衣服上。比起设计版型的变化，郭培更热爱在这些版型的基础上嵌入各种各样高贵的图案，她甚至想过把一套古董家具缝在衣服上。很快，她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针对春晚上的主持人和民歌手，郭培会设计两种完全不同的服装。“在春晚上，主持人在台上一站就要四五个小时甚至更久，如果坐下，腰部会有褶皱，所以她们是不能坐下休息的。衣服要非常合身，这样能展现得很完美。作为设计师，不能再给她们压力，她们所有的服装都没有重力，上台下台要非常舒适。”郭培说，“但歌手不同，民歌手们毕竟在春晚上只唱一支歌，总共下来也就三分钟到四分钟，对她们来讲穿着整个服装从准备到节目下来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她们是能够承受的。”

实际上，春晚主持人衣服的形态与观念都更类似于现代西方成衣设计，而民歌手的服装则更接近舞台的表演服。对郭培而言，尽管民歌手的服装所耗费的时间更长，但设计民歌手的服装远比主持人礼服容易。从很多层面上讲，一类更侧重于创意、设计与剪裁，另一类则更侧重考究的工艺与密集劳动。

对于一个时装文化落后的国家，比起西方设计师，设计是很多中国设计师的缺陷。在中国，很多拥有声名的设计师依靠的是某种工艺，或者某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材料。

接受采访时，郭培喜欢谈论绣法的繁复、密集的劳动与材料的昂贵，而不是设计与版式。从很多方面来看，她都是一个强调工艺而不是设计的服装设计师。比起设计师，郭培更像是一个很好保护并发展了民间技艺的工艺美术大师。很多人曾提出质疑，郭培为董卿主持 2009 年央视元宵晚会所制作的礼服在设计上抄袭了 MOSCHINO（莫斯奇诺）的创意，但从工艺师而不是设计师的角度上理解郭培创作的话，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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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巨流：大时代的弄潮儿》）

原标题：《郭培：春晚大裙子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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