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诉男性到女性煎熬：《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局的妥协性

《我的姐姐》成为清明档的一匹黑马。伴随着高票房，是这部电影的高争议度。张子枫饰演的女主人公安然，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成长，与父母感情淡漠，与相差10多岁、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也鲜少见面。一次意外的事故，父母不幸去世，抚养弟弟的责任就落到安然的肩上。安然是接受这一“重任”，还是将弟弟送养？

《我的姐姐》海报

作为一部由女性创作者主导（编剧、导演均是女性）、讲述女性故事、由女性担任主人公的电影，《我的姐姐》彰显出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它既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控诉套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枷锁；但它对于女性出路的探讨，又不无妥协性。电影那个备受争议的开放式结局，就是它不彻底的证明。

枷锁与套娃

虽然这几年文娱消费领域迎来“女性向”时代，女性题材影视剧崛起，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大部分女性题材影视剧，导演都是男性。女性虽然获得了更多呈现自己的机会，但执掌镜头的仍然是男性。导演的性别与作品的质量并无直接关系，但这还是从侧面上反映了女性在影视创作中话语权的相对匮乏。

我们之所以欢迎女性执导的女性题材创作，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绝对），同为女性，更便于从女性生命本质出发，表达女性的生存经验和情感世界，对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男权思维进行批判和颠覆，并以此展示女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我的姐姐》就体现出了这一点。虽然是个成年人都知道“重男轻女”这个概念，但《我的姐姐》则将它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呈现得丝丝入扣、触目惊心。

18岁以前，安然是个独生女，但她并未得到父母的太多宠爱。重男轻女的父母，一直想要一个弟弟。为此他们不惜让幼时的安然假装残疾，以获得一个生育二胎的名额。在计生干部上门家访时，安然故意穿裙子，导致父亲的计谋未能得逞，安然遭到父亲一顿毒打。甚至在安然的梦境中（难以断定真假），父母想制造事故让安然“消失”，如此父母就可以再次生育。

高考志愿填报，安然想到北京的高校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篡改志愿，只能就读本省大学的护理专业，毕业后成了一名护士。父母的理由是：女孩子早点毕业出来挣钱。

张子枫饰演姐姐

安然曾经在姑姑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轻描淡写”地说出在姑姑家的遭遇：“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这是让人惊惶的一刻。安然的身上，浓缩了一个女性成长中可能遭遇的种种掠夺和伤害。这给安然带来深重的精神伤害：她不知道父母是否爱自己，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她对亲密关系（广义上的，包括亲情、爱情、友情）有怀疑，只能以攻击的姿态做自我防御。

编剧一个高明的处理是，以朱媛媛饰演的安然姑姑，作为安然的镜像；从姑姑到安然，为我们呈现了女性遭遇的伤害的“重复”，女性身处无所不在的枷锁中。不同于安然的反抗，姑姑始终默认“姐姐”这个角色，默认这一角色背后的无条件的付出和牺牲。

姑姑曾考上大学俄语系，那一年弟弟——也即安然的爸爸考上中专，她放弃就读大学的机会；工作后，每个月工资不多，拿出三分之一给弟弟；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俄罗斯闯荡事业，安然出生，她又回来帮弟弟带孩子……“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

朱媛媛饰演姑姑

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俄罗斯套娃，它既代表的是姑姑未遂的梦想，姑姑被掐灭的人生之光；它同时也是女性出路的隐喻，“套娃不是都要放进同一个套子里。”

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从女性生命体验出发、讲述女性真实感受的女性创作。《我的姐姐》让观众看到了束缚住女性的种种身份底下，比如“妈妈”“妻子”“姐姐”，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女性的委屈、疼痛与牺牲。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对女性的额外苛求都是枷锁；女性从来也不是只有“贤妻良母”这一模板，套娃不只有一种套法。

男人与男权

《我的姐姐》原来的名字叫“踢皮球”。皮球是弟弟的心爱之物，也象征着弟弟。父母意外离去，未成年的弟弟何去何从？

电影的前半程，安然像刺猬一般，她以刺面对周遭人——这是她的自我保护。一开始，她跟弟弟是“相互伤害”，但慢慢地，弟弟的无辜、天真、可爱，以及一声又一声“姐姐”的信赖与爱意，慢慢融化了安然的内心。原本弟弟从来不在安然的人生规划里，但电影给出开放式结局。当领养家庭要求安然签下不与弟弟来往的协议时，她牵着弟弟的手奔跑离开。电影在她与弟弟的拥抱中结局。观众不知道姐姐做何选择。

这遭到很多女性观众的反对。她们认为，如果姐姐选择抚养弟弟，那么姐姐又重复了姑姑的老路，姐姐又成了“扶弟魔”。弟弟再可爱，可弟弟也是在“吸姐姐的血”。

不过，无论是法理还是情理，姐姐做出抚养弟弟的选择，都有她的合理性。从法的角度看，民法典有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从情理的角度看，诚如前文所言，安然在亲密关系中是受到严重伤害的，她对世界、对他人的姿态是攻击式防御——因为害怕被伤害，所以始终在斗争。这当然不是安然的错，但安然值得被人爱，她有权利去体会那种无防备、被完全信任、被充分接纳的爱。而在与弟弟的相处中，她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亲情带来的温情与幸福。

姐弟感情升温

这是一个让女权主义者左右为难的诘问：女性的独立、自主，与女性为家庭、为家人所做出的付出和牺牲，是不是相悖的？难道一个独立女性，为家人做出妥协，她就不独立了？恐怕不是。诚如女性学者张之琪所言，亲密关系“不是教条的平等”，而是“可以索求也有能力提供爱，是可以被照料也有能力提供支持……是能掌握也愿意出让一些主动权”。女性的独立，不代表着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不代表着女性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说到底，反对者与其说反对姐姐抚养弟弟，毋宁说，她们反对的是“男人”——弟弟是一个男人，弟弟是既得利益者。如果电影将弟弟的身份换成妹妹，恐怕批评者就会认为这是“姐妹情谊”，是女性的互助。

因此，有必要厘清“男人”与“男权”的区别。毫无疑问，男人是男权的受益人（当然也有男性深受男性气质的压迫），很多男人也是男权的维护者和帮凶，但这不意味着，男人就是男权，所有男人都该被打倒。

电影中其实也揭示了一点：女性虽然是男权的受害者，但有些女性无形中也成为男权的维护者。姑姑这个角色，或许会让有些观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对自己的苦难没有自觉，并且一度要求安然也为“姐姐”这个角色而活；她是伟大的，可她起初对安然的态度，也是愚昧的。

电影中还有一个插曲。安然曾经工作的医院，有一个产妇妊娠子痫，生命垂危，这时终止妊娠对于产妇才是最安全的。家属坚持要给产妇转院，选择了“保小”。安然极力阻拦，她质问家属：为什么生了两个女儿还要生，儿子就那么好吗？她拦不住产妇的丈夫，便试着将生产的危险告诉产妇，让产妇自己做选择。产妇却告诉她，“我要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性别议题的复杂性：男权思维根深蒂固，不仅仅是因为很多男人是“敌人”，也因为“敌人”里包括女人。与之相对的，也有一部分男人，是女权主义者。如果将女性的独立、自主，理解为排斥男性、否定男性、厌恶男性、贬低男性，那么这是在切割女权主义的重要支持力量。甚至有一些极端女权，连带攻击那些选择与男性保持亲密信任关系的女人（比如攻击已婚女性为“婚驴”），更是走向女权主义的反面：以一种单一价值剥夺女性的其他选择。

假若安然最终选择抚养弟弟，并非不可理喻：她得到爱付出爱；而弟弟也很可能成长为女权主义者——小小年纪的他就懂得为姐姐换位思考。男女的协作互助，由此变成两个女权主义者的一次联盟。

99%与1%

《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局的争议性，不在于姐姐可能抚养弟弟，而在于它的“不现实”。它的剧情只导向一种结果——一种现实中最不可能的结果：弟弟近于“完美受害人”，姐姐被弟弟“感化”了。

现实生活中，男性（尤其是一个在重男轻女家庭中长大的未成年男孩）像电影中弟弟那样的概率，或许就是1%；像安然父亲、舅舅、姑父、表哥的概率，可能高达99%。1%与99%只是一种形容，想要强调的是，电影中弟弟形象的“虚假”。他真的会成为男性里1%的例外吗？凭什么家族里的男性都那么猥琐，他“出淤泥而不染”？

弟弟一出场，是娇生惯养、不谙世事的土霸王，他连父母去世的概念都不知道。但跟姐姐相处一段时间（姐姐还常常没给他好脸色看），他就迅速成长了。害怕被姐姐抛弃，会用曹植的《七步诗》来劝说姐姐，姐姐经期来了会给姐姐泡姜水，害怕拖姐姐后腿自己给领养家庭打电话……

一开始弟弟有些蛮横

如果说安然和姑姑的遭遇是现实主义，那么弟弟的形象刻画是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电影以一个理想的男性形象，让姐姐为弟弟的付出和牺牲变得合理了，让姐姐不沦为“扶弟魔”，而仍然能够保持独立女性的定位。

电影不呈现99%的普遍性，却偏偏呈现了1%的个例。编剧这样处理，带来了误导和遮蔽。这“误导”了男权主义者，给了他们指责女性的借口。要知道，很多男权主义者是普通且自信的，他们一定会以为，自己跟电影中的弟弟一样可爱、懂事、善良，一旦女性面临类似的困境、拒绝为男人付出和牺牲时，他们就会指责女性“自私自利”，胁迫女性继续牺牲。

它同时遮蔽了一个事实：大部分男人还是秉持着男权思维，他们根本就不配要求女性付出和牺牲。女性为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切割他们（在不违法乱纪的情形下），那是理所当然，也不必有什么负罪感。电影未能清晰厘清这一点。它把弟弟塑造成弱小、无辜、可爱的“完美受害人”，加大了女性拒绝付出时的道德压力。

姐姐本来就是受害者，但电影最后还是把难题、把考验丢给姐姐。无论她是否抚养弟弟，她都需要付出代价。事实上，需要反思和检讨的，是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得好好想想：为何他们会遭到女性的抛弃。但电影中，弟弟以一己之力把其他猥琐男性的罪给“淡化”了。电影的焦点从前半程的控诉男性，变成了后半程的女性煎熬。

这是《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局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姐姐控诉了，但男权主义者仍然不会真的反思和觉醒，比如安然的父亲。因为姐姐与弟弟相亲相爱，姐姐还是在为弟弟做出牺牲，虽然姐姐是出于爱，而非姐姐这一身份的规训。可是，当电影只挑出这1%的个例浓墨重彩地渲染，各种放大姐姐选择的两难，还是可能给男权主义者一种错觉，“重男轻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被男权伤得那么深的姐姐还不是放不下弟弟；这也会给女性带来压力，虽然她们面对的99%的普遍性，却要因1%的个例遭受道德审判。

因此，《我的姐姐》结局何妨更大胆尖锐一些。“完美”的弟弟固然让安然的亲情空缺得到补偿，但电影也失去了直面女性普遍性困境、痛击男权社会的现实力度。最舒爽的一刻难道不是，当男权维护者以亲情、伦理等绑架女性时，女性头也不回地离开吗？当一个女性未曾真正得到过这些，又凭什么要求她们为此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