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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悲哀：真宗的武举计划也未能改变北宋的崇文抑武

陈峰

2021-04-07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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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鉴于唐末及五代武人专权，北宋崇文抑武，使得军事积弱，最终导致灭亡。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峰在《武士的悲哀》一书中，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讲起，剖析了北宋崇文抑武的现象。近日，该书再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一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宋真宗赵恒（998-1022）

真宗登基之初，为了向天下表示朝廷的权威，曾通过下达诏令的形式对武备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随后，他又亲自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亲赴河北大名城坐镇指挥御辽战役，他还在做天子的第三个年头，下诏开设武举。这一切似乎都给朝野传达了年轻天子有重整军备的志向，这给关注国家军政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一线希望，尤其是武举更对有意通过投军来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不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

通过武科考试的办法为军队选拔武官的制度，最早出现于唐朝武则天时，以后该项制度逐渐湮没不闻，军官依旧从官员子弟，特别是将门之后以及军兵中录用。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文人“弃笔从戎”，加入了武臣的行列。太祖、太宗年间，由于经历过战场洗礼的武将甚多，加之朝廷开始提倡崇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扩大武人升迁的途径。至第三代天子统御天下之日，面对边患日益加剧的局面，才感到军队人才奇缺，昏老庸懦者充斥营伍，于是想到了恢复武举的办法。

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中旬，真宗令有关机构讨论举办武举的事宜。次年二月一日，又由御史台向全国各地转运司下达公文，要求各路在五天之内将员外郎级别以下文臣中“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职”者举荐上来，然后由朝廷安排这些人到边防前线做地方官。[1]不久，再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及馆阁儒臣等熟悉典制的文官考定武举、武选人做官的资序旧制。在咸平三年（1000年）四月间，河北路便推荐了三十名有武干之才的举人，真宗在宫中对他们的武艺进行了测试，将其中合格的十八人授以三班借职的低级军职。[2]

然而，以上措施作用毕竟非常有限，有关的讨论及命令虽然风行一时，却很快没有了下文。因为很多文臣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举措既不符合实际，又在时间上过于仓促，有失周密考虑。如吏部郎中、知泰州田锡就指出：昔日从朝臣中选出过多名有武勇之名的人，结果并无实效，而如今文官中尚武者既少，纵然有这样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愿转为武职，反不如从现有各级武臣中选用为便。至于录取标准，应以谋略为上，武功次之云云。[3]于是，一套选拔武官的制度便在酝酿过程中搁浅了。

正像喜好议论时政的田锡所说的那样，文臣有文化知识，却不愿转入武官之列；武将们虽不乏勇气，然则不通文墨，缺乏用兵谋略，这种现象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军队各级指挥员素质的提高。但假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将优秀人才吸引到军旅中去，势必就要在朝野上下树立崇尚军功的观念，也势必要抬高将领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在昔日并不少见。

在战国时代，秦国为了灭亡六国，推行了二十级军功爵制度，也就是说，一切地位财富的获得，都有赖于战场上的功业大小决定。这便使得国人乐于冲锋陷阵，以斩杀敌人为荣，遂使关东诸国望风披靡，视秦国为“虎狼之国”。汉王刘邦为了争夺天下，亲自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当时典礼之盛，无出其右，文臣谋士的待遇与其相比，便大为逊色。于是，便有了兵围垓下、项羽自刎的结果。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争雄岁月里，各方君王无不崇尚武功，俊杰之士也以从军为荣。诸如曹氏父子和司马家族以武力平海内、经学大师杜预以镇南大将军身份出征东吴、名士祖逖闻鸡起舞等，不一而足。此时还出现了《木兰辞》中描写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人故事。即使到了近世唐朝，李家天子也目将帅为擎天柱石。贞观之时，军界首脑李靖和徐世出将入相，如汉代大将周勃等人一样，在征伐之余以宰相的身份主掌国政。正因为如此，那时文士“投笔从戎”之风甚强，初唐才子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名句，抒发了自己向往博取战功的志向。张若虚在《从军行》中咏道：“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就连李太白也勉励外甥以军功立业，所谓“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多么豪壮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挥洒出诗人周身不尽的阳刚气息，也自然地反映出当时崇尚军功的社会风气。

五代时期无疑是武夫跋扈的年代，当时，大小军阀为了壮大个人势力，都拼命招兵买马，无不以能征善战者为时代英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方诸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又开始推行刺字制度，即在士兵面部鬓角位置或者手臂上刺下所属队伍番号名称，如后梁太祖朱温对部下“皆文其面以记军号”。这样一来，士兵一旦逃亡，便很容易被识别、抓获。[4]刺字在五代时作为约束军兵的一种办法，可以说已含有某些歧视的成分。然则在武风烈烈的岁月里，骁勇的武士常常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刺字倒未受到世人的过多议论，从军也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险途。如当时就有像前述焦继勋、辛仲甫等那样的弃文从武的文人学子，在军营中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5]

《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北宋时，皇室每年都要在京城汴京的宣德楼前举行盛大的车骑演象活动，以示与民同乐，普天同庆

然而，到宋朝建国后，经太祖后期，特别是太宗一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宋朝的尚武风气迅速收敛，不仅往昔“出将入相”的现象不再出现，而且将帅们还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从而受到文臣的压制。像深谙世情的大将曹彬，在街上与文官士大夫们相遇时，就主动为对方让路。[6]至于士兵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可以与罪犯相提并论。按照当时司法制度规定，大部分重罪囚犯在发配到外地服刑前，必须在面颊上刺字，以防逃亡。而这种刺字的形式竟与军人相同，正如后世小说《水浒传》中描写的林冲、杨志等人刺配的情景。与此同时，朝廷有时也将某些犯人刺为下等军人，如厢军中的牢城营士卒之类，所谓“牢城指挥，以待有罪配隶之人”。[7]如此一来，军兵在世人眼中便成了“行伍贱隶”。宋朝人就曾这样说道：朝廷沿袭五代刺字旧习，使之成为常法，士卒竟无法与齐民相等。[8]于是，在太祖后期，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开宝九年（976年）初，各地奉命向朝廷推荐了四百七十八名举人，其名目为“孝弟力田”及“文武才干”等，其中仅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北）一地就推荐了二百七十名之多。太祖对此感到奇怪，就将这些举人召入宫中询问，结果发现他们都大不如意。举人们眼见天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又不愿放弃入仕的机会，遂纷纷声称自己可以操练兵器。太祖听罢，便下令让他们演练骑射。然而，情况却依旧令人失望，表演者不是坠落马蹄之下，就是将箭镞不知射到何处。看到眼前可笑的场面，太祖生气地对众人说：你们只能到军营当兵。举人们一听，都不觉号哭起来，一再请求天子开恩，免去自己兵籍之苦。太祖最后下令将他们遣散，对地方官追究了滥举之罪。[9]

太宗朝以后，武人地位日渐下降，更受到文臣的明显轻视。真宗登基初，就有朝士向天子上言：当今主将仅有一夫之勇，在边防上少有功勋。因此，这位文官建议朝廷任用儒臣管辖军兵。[10]据记载，景德初还出现了一件颇为古怪的事：尚书左丞陈恕在临终前由于对长子极为不满，遂向天子诉说其长子常与无赖交友，平时又唯独喜好习武，所以请求将其黜为外州军校。不过，真宗并没有答应陈恕的要求，因为天子认为军校仅仅是管理镇兵之职，如何能让丞郎以上的文臣子弟去做？所以，朝廷还是授给陈恕长子某州司马的文职。陈恕何以会有如此举动？事后经知情人反映，才真相大白。原来陈恕生性极吝啬，其长子私用了他的钱，于是他大为光火，为了惩治眼中的不肖之子，他便想出将其打发到军职上的办法，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11]不承想，天子对文官大臣极为礼遇，不愿让他们的子弟湮没于军营之中，这便使陈恕教训不肖之子的意图落空。

正是在开国以来天子及朝臣们的精心筹划与治理之下，大宋的军官日渐变得谨小慎微及恭顺谦和起来，其头面人物如傅潜、王超及次一级的王荣之流，已成为当时武将的集中代表。这样一大批将领虽早已被证明有庸懦无能的痼疾，但因为易于驾驭，没有非分的志向，所以仍继续身居高位。直到他们损兵失地、国人皆曰可杀之时，才被暂时解除职务，却终究不至于有性命之虞，日后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还有一些开国功臣的子弟，如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王审琦之子王承衍等，依凭父辈功勋而轻取显赫官爵，手握节钺，却同样贪图享乐，怯于作战。咸平二年（999年）天子亲征期间，石保吉任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和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州市）方面统军大帅，受命迎敌。但他却有意缓师而行，致使延误了战机。[12]这些贵胄子弟纵然在战场上有失职行为，也同样不会受到什么惩处。相比之下，那些不识时务、舍身沙场的将官，或难以升迁，或受到排挤，遂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武臣的悲哀，并且是真正的武士的不幸。

太宗朝抗辽名将杨业不幸战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遗业，继续投身保卫北疆的战场。在杨业的诸子中又以杨延昭最为著名，他同样以卓越的战绩而成为真宗朝名将。杨延昭本名延朗，自幼受家庭习武之风影响。稍长之后，他便随父亲出征代北各地，以勇武冠于三军。父亲遇难后，他被朝廷提拔为崇仪副使，开始在河北前线与内地担任军职。[13]

咸平二年（999年）秋，在抗击契丹大军南犯期间，由于河北主帅傅潜等人拥兵自守，致使辽军长驱深入，众多边镇失守。就在当时前线一片残破的局面下，唯有杨延昭与少数几个将领敢于顽强抗击，给辽军以重创。

这年冬，杨延昭以保州（治所在今河北保定）缘边都巡检使的身份防守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当时，遂城只是边境上的一座小城，城防条件极为有限。当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城内一派惊恐。面对强敌的围攻，杨延昭并没有畏惧，而是积极组织防御，他将所有的壮年男子都安排上城头，发给兵器和铠甲，他自己则往来各处亲自指挥。据记载，此时，契丹国母萧太后亲临阵前督战，一连数日猛攻不已。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天气骤转严寒，杨延昭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破敌办法。当天夜间，他命令所有人都到城中各井挑水，然后将井水泼洒到城墙的外壁上。次日天明，小小的遂城已被坚硬光滑的冰包裹起来，攻城的辽军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在敌军撤退时，杨延昭乘机率军出击，缴获了对方遗弃的不少甲仗。[14]此次守城之役，杨延昭能出奇制敌，以少胜多，足以反映大宋军队中仍不乏有胆识的将官。

杨延昭注水冰城

遂城之役后，杨延昭与其他一些将领一再要求主帅傅潜发兵反击，都遭到压制。傅潜被罢免后，杨延昭应召赴大名行营，向天子陈说了守边的各项建议，深得真宗赞赏。天子对随行的王公大臣们赞扬他身为名将之后，“有父风”，善治兵守边，又授予其刺史军衔。[15]

咸平四年（1001年）冬，杨延昭又与杨嗣、李继宣等勇将在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北）大败南犯的辽军，再以战功升任团练使衔。一时，杨延昭与另一将领杨嗣名扬北疆，被世人称为“二杨”。朝廷毕竟还是需要戍边将领，所以真宗对宰臣们说：二杨都出外守边，以忠勇效命朝廷，朝中嫉妒二人者甚多，朕尽力保护，才能使他们获得如此功绩。[16]天子一席谈，正反映了当时庸懦武官遭人蔑视，而功勋卓著的将领又受朝官嫉妒的事实。

第二年，杨延昭与杨嗣领兵增援保州时，因行动匆忙，受到辽军的偷袭，损失了不少士卒。自古兵书就有“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说法，而杨延昭在当时宋朝战将中已是失利极少的武官，但朝臣们却纷纷要求追究他的罪责。杨延昭与杨嗣遂被召至京师，面临问罪惩处。以后，真宗考虑到前线军情紧张，像二杨这样的骁将并不多见，才免除对他们的追究。[17]咸平末，杨延昭再度出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继续与杨嗣驻守前线。

景德元年（1004年）秋冬，辽军大举南犯期间，杨延昭与另外几位将官受命领精锐骑兵牵制对方，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当澶渊之盟正在酝酿之际，杨延昭上书天子，指出辽军孤军南下澶州，远离其后方千里，人困马乏，故其虽然数量众多，却极其脆弱，况且对方掠夺的财物、人口也在军中。所以，他希望朝廷能诏令各路兵马扼制敌军退路，寻找时机出击掩杀，一旦在内地消灭对手主力，则燕云地区可以乘势收复。杨延昭的建议不可谓没有道理，假若真正得以实施，完全有可能取得抗辽战争的重大胜利。但这需要何等的胆魄和勇气，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这些在文弱的真宗皇帝及其大臣们眼中，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疯狂想法，其所冒的风险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朝廷把杨延昭的上奏压了下来，不予答复。杨延昭送出奏书后，久久得不到回音，他不愿失去机会，遂乘辽军后方空虚之际，率领自己的部属深入北境，攻破对手一座城池，也抓获了许多敌军的战俘。[18]

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军职，官衔则迁至防御使。从此，他驻守于城镇之中，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地方，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对于处理案牍吏事，杨延昭既无兴趣，也不精于此道，日久天长，遂为手下奸吏蒙骗，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他因此受到过真宗的训诫。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杨延昭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七岁。史称杨延昭舍身报国，从不过问家事，“智勇善战”，严于治军；又能与军兵同甘共苦，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将朝廷赏赐的资财都分给部下；每次获胜，他都推功部属，所以人人都乐于听命。杨延昭前后戍边二十余年，声名威镇塞北，辽军也颇惧与其交手，称他为“杨六郎”。[19]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名将，在仕途上却没有像傅潜、王超及石保吉等一大批无能之辈那样得意，至死不过是防御使官衔，离授以节钺尚差两道鸿沟，而且最终的结局也如呼延赞一样，不得死于向往的沙场，而是默默无闻地病故于平静的家中。这对于那些慷慨骁勇的武士来说，实在是壮志难酬，如同一场悲剧。至于杨嗣的结局，则与杨延昭几乎如出一辙。[20]

值得一提的是，杨延昭去世后，其子杨文广继续从军，在仁宗和英宗年间屡次出征，南讨北伐，战功卓著。杨文广官至防御使，出任过侍卫步军都虞侯兼定州路副都总管等军职。据记载，他也像先辈那样献过攻取燕云十六州的策略，但同样未得采纳。[21]

与杨延昭、杨嗣的结局相比，马知节与高琼要幸运得多。但此二人也屡受文臣压制，难以在国防重大事务上有所作为。

马知节本为太祖朝武将马全义之子，幼年时父亲亡故，他度过了孤苦的少年时代。以后，他以父萌补官，并获得了太宗皇帝赐名。年轻的马知节从军后，与当时许多粗野的武将不同，他喜好读书，颇有谋略。雍熙三年（986年）冬，就在第二次北伐失败不久，大将刘廷让又在河北君子馆惨败。当君子馆战败的消息传来后，正以东头供奉官身份任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监军的马知节，为了防止敌军来犯，便火速动员当地军民修缮城垒，准备军械和刍粮，前后花费了十余天时间备战。当时，地方官民都认为他无事生非，对其所为表示不满。然而，正如马知节所预料的那样，各项城防守备措施刚刚完成，辽军战士便抵达城下。敌军因见无机可乘，只得撤走。于是，众人对马知节都感到叹服。[22]

在太宗朝后期，马知节先后在河北、陕西及四川等地做官带兵，以严于治军、勇于进攻而出名，颇得天子奖赏。

真宗登基后，马知节又在西北的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和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等边镇任职。在秦州期间，他释放了被拘押两年多的羌族人质，感化了边陲少数部族，化解了冲突。到延州任知州兼驻军指挥官后，他除了加强守备力量之外，还以过人的胆识震慑了党项人。据说，在某次上元节（即元宵节）之日，西夏军队准备来犯延州城。马知节闻听后，下令在当晚照常张灯，并将城门大开，“累夕宴乐”。结果，兵临城下的敌军惧怕城中有埋伏，遂仓惶撤走。[23]

景德初，真宗亲征澶州期间，马知节正在河北前线的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任知州。当大批难民向城内逃亡时，他为了防止因混乱而产生影响城防的后果，便对百姓公布了禁止偷盗的文告，凡有敢于违令者，即使仅偷盗一文钱，也格杀勿论。不久，一个窃取两百钱的犯人被当众斩杀，“自是无敢犯者”。他还颇为心细，看到宦官手持天子诏书出没边镇，认为这样既不安全，也容易被敌人利用，便每次将出使到自己辖区的内侍留在城中，而另外派勇健者走小路向各处传达朝廷旨意。当真宗从澶州征召驻兵于镇州的王超增援行营时，王超因畏战而迟迟不敢行动，马知节遂屡次催促大帅出师。王超不得不答应出兵，却又以途中河道无桥梁为借口，继续逗留不前。于是，马知节调集大批人力和工程材料，在一个晚上就将大桥建成，使王超再也找不到滞留的理由。[24]

宋朝与辽国议和后，马知节历任知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枢密都承旨等官职，于景德三年（1006年）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几年之后，他又转任枢密副使。在此期间，以知枢密院事、枢密使王钦若为首的一大批文官大臣迎合天子厌战心理，从事各种大规模祥瑞活动，从而忽视国家武备发展，使将帅进一步受到冷遇。作为军人出身的马知节，深知长此以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对王钦若的做法颇为不满，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并向天子表示自己年齿未衰，尚可以拼杀于战场，一旦边防有警，愿领兵出征。真宗对他尽忠报国的志向表示理解，特下令为其打造了一副钢铁锁子甲，[25]但没有改变朝廷的大政方针。

性情耿直的马知节眼见自己无力回天，遂将一腔怨恨发泄到正得宠的王钦若等文臣身上。史书称，马知节极为轻蔑王钦若表里不一的品行，每每发表与对方不同的意见。在宫中议事时，他常当着天子的面揭发王钦若的虚伪言行。如某年冬日，真宗即兴赋《喜雪》诗一首，赐给近臣。大臣们拜读御诗时发现其中有一处用韵不当的小毛病，宰相王旦打算反映给皇上，王钦若则说：天子的诗，岂能按科场的要求更改！不承想，王钦若退朝后却私下将错误报告给天子。真宗素来重视文翰，便马上修改了失误，并传谕二府大臣：前次所赐之诗，如果不是王钦若发现了问题，几遭他人耻笑。厚道谨慎的王旦只能默不作声，但马知节却向天子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真宗并没有因此怪罪王钦若。[26]据说，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东封泰山期间，为了表达对上天的诚心，真宗与随行官员在饮食上都绝去荤食。封禅典礼结束后，真宗向王旦以下臣僚表示慰问：你们久食蔬菜，不容易啊！大臣们自然都拜谢一番。谁知，马知节却不顾众人体面，对天子说：素食者仅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大臣和我同行，我知道众人无不私下吃肉。他转身对大臣们问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王旦只得承认：诚如知节所言。[27]

发泄怨气虽能稍平心中不快，但终究无济于事，而文官大臣们更以武人粗率、不通世情看待马知节，遂使他在当时朝中愈加郁郁不得志，受到众人的冷遇。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夏，一批武将在平定南疆叛乱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枢密使王钦若与陈尧叟仅仅商议给予转一官资的奖励。马知节深知作战的艰险，对高卧京城内的文臣的决定强烈不满，要求行重赏激励武臣。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行赏的事久议不决。马知节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积愤，便在朝堂上当面揭露王钦若的各种问题。随后，也许是心虚的缘故，王钦若在未奏明天子的情况下，又擅自超迁立功将领。结果，真宗闻知此事后勃然震怒，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时罢免。马知节从枢密副使的要职上下来后，仅授以防御使官衔，被贬到地方做知州。[28]王钦若、陈尧叟这两位文官大臣则被暂留在开封城，不久又官复原位。[29]

此后，马知节在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淹留了三年之久。天禧初，他才被召回京师，重新进入枢密院。但此时的马知节已心灰意冷，不久便以生病为由向天子递上了辞呈。于是，在重返中枢半年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河北地方官兼管当地驻军，其军衔被提升为彰德节度留后，却仍未获得节钺。马知节赴任前夕，真宗看到他憔悴的面容，动了怜悯之心，遂让他到本镇赋闲休养。据说，当朝廷发布有关他的任命诏令后，彰德节镇所在地的上党（今山西上党）和河北的老百姓都争着来迎接他。[30]

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中，马知节终于在极其郁闷的心情下病死于上党，时年六十五岁。消息传到皇宫，真宗表示了悼念。有关机构会商后，报请天子批准，追赠其“侍中”的荣誉官衔和“正惠”的谥号，却唯独没有援引昔日对待功勋老将的惯例，追授他节度使的军衔。真宗或许也没有注意到文官的这一失误，好在世人并没有忘记这位抱恨而亡的高级将领。南宋人修史时，便依据当时的公论对马知节做了如下评价：习兵事，善方略；涉猎诗文，与名士相交；抑制豪强，抚孤弱；性刚直，敢言无讳，并无自卑之心等等。最后，史家总结道：马知节身上所拥有的以上品质在当时武臣中颇为罕见。[31]

真宗朝另一位著名大将高琼，在仕途上虽比马知节顺畅，但同样受到文臣的压制，壮志难酬。高琼早年本为乡里恶少，因盗而被捕，行刑前逃亡，从此投军。太宗任开封府尹时，听说他骁勇异常，遂将其召入麾下。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关系，高琼在太宗称帝后迅速获得升迁。但是，高琼与藩邸同辈傅潜、王超等人风格有所不同，他性格外露，遇事敢言，驭下颇威严。太宗朝后期，他屡迁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大军节度使。[32]

高琼像

真宗登基后，高琼继续负责河东北部防务。咸平时，亲征大名的真宗皇帝因傅潜畏惧避战，派高琼单骑赴河北大营取代了傅潜。此后，高琼升任殿前都指挥使，调回京师典军。景德初，他代表军方主战将领坚决支持宰相寇准，在促使天子御驾亲征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为了坚定真宗进驻澶州北城的决心，高琼怒斥了许多文臣的消极退让的主张，还说出了令文官难堪的话语。事后，真宗让寇准带话给他：你本是武臣，不要强学儒士说那些经书语言。[33]由此可见，真宗皇帝对高琼当时的表现并不很欣赏。

高琼没有马知节那样高的见识，也没有资格进入二府议事。然而，他在恪守武官职责方面还是做出了努力，使君臣在景德初年的抗辽活动中听到了不屈军人的呼声。另外，高琼作为军队代表人物，也为维护武将的名誉和利益呼吁过。如在景德二年（1005年），因为与辽方议和成功，李继迁之子、西夏新首领李德明又归顺，所以朝廷开始延长一部分禁军军士的升迁期限。后来，经过高琼的呼吁争取，这一规定才被取消。

但是，在边防形势缓和以后，天子与大臣已在思想上放松了对武备的重视，高琼和马知节等将帅自然受到冷遇。景德三年（1006年）年底，高琼身染重病。据史书记载，真宗为了表示对忠心耿耿担任多年禁军大帅的安慰，曾打算亲临其家探视，然而却遭到了宰相的劝阻。[34]史籍没有提到这位宰相的姓名，但通过其他文献的记录，不难知道当时的宰臣只有一名，即王旦。[35]王旦为什么要阻止天子幸临高府，其原因不得而知，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史实的解释便是：高琼乃一介武夫，皇上大可不必屈尊探望。也许是真宗被宰相的话语说动了，便中止了这次行动。于是，高琼在期待中死去，时年七十二岁。[36]值得一提的是，咸平时，故相吕端病死前，真宗曾亲临吕府慰问。景德初期，宰相李沆和毕士安亡故前后，真宗也亲自去两家探视，[37]朝臣们并无人劝阻皇帝，反而视此举为天子贤明慈爱的一种表现。以后，王旦自己病重之际，真宗又亲至其家抚慰，并一次赏赐给五千两白银。[38]但对武人而言，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便过分了。

注释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二月辛酉，第992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四月甲寅，第1010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丁未，第1002-1003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十一月甲申，第8687页。

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一《焦继勋传》，卷二六六《辛仲甫传》，第9042、9178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82页。

7.（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类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册，第275页。

8.（宋）苏洵：《嘉祐集》卷五《衡论下·兵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4册，第874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正月癸未，第363页。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第977-978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203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五月壬寅，第1237-1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