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回欧洲去：美国人会“脱光”吗？

我们无法想象美国会变成一个像瑞典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国家。但我们很快就要面对一个有强烈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美国。

新冠疫情的爆发暴露了各国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旦疫情缓解，所有国家都会把社会保障的改善作为首要工作，并会重点提升医疗和卫生体系，而这些举措无疑将加大政府的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将成为全球趋势，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美国的调整和变化与其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相关，值得关注。

去年4月26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疫情让大政府时代归来”的文章。文章称，历史表明全国性的冲击，如大萧条、二战、金融危机，能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扩大政府的作用。文章断言，此次疫情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哲学。

几周前，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万亿美元新冠病毒的纾困法案，并开始实施。我的一些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朋友都收到了一次性的1400美元的支票。

显然，这一大规模的救济计划具有相当程度的全民性，不仅使中下层广泛受益，还将提升政府在经济、社保领域的信誉。随着更多政策的出台，美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会更具全民性。当然，增加对大企业和富豪的税收也势在必行。

继此纾困法案之后，拜登政府上周三又推出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大基建计划”。虽然能否得到国会的批准尚在未定之数，但其“大政府化”的倾向可谓昭然若揭——通过财政投入而非私人投资、以政府而非市场之力，来重塑美国经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国家竞争力。

罗斯福：“新政”与“瑞典道路”

在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喊出“耶稣是我的救世主，特朗普是我的总统”的口号时，一些民主党人士则把拜登比喻为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称拜登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方向走下去，不仅可以连任，而且将创造一个真正“重新伟大”的美国。

罗斯福总统是现代美国福利保障体系的奠基人，也是引领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最强之国的领袖人物，他提出的“新政”（the New Deal）的思想基础中就有很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

早在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关注欧洲出现的社会改革动向，其中就有瑞典。一位名叫马克维斯·查尔德斯（Marquis W.Childs）的美国记者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写了一本书《瑞典：中间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建设性妥协的故事》（Sweden: the Middle Way――The Story of A Constructive Compromis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瑞典：中间道路》1936年在美国出版。

此书于1936年出版，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第一版重印九次，第二版重印五次，当年就成为政治类读物的畅销书。“中间道路”一词随之成为一个国际流行的政治词汇，瑞典的路径选择也由此被视为一种发展模式。

当时，美国正困于“大萧条”的泥沼，“瑞典道路”的出现适逢其时，《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将此喻为“多少年来从未读到过的最振奋人心的政治新闻”。很多美国记者注意到，当年民主党在费城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罗斯福总统参加新闻发布会，桌上就放着一本《瑞典：中间道路》。

1939年的罗斯福“新政”一改胡佛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加强和扩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及功能，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救济领域。

此后，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新政”也逐渐退出，但美国的福利政策始终带着“瑞典色彩”。比如，每月发放给低收入者作为生活补贴的食品券制度——数据显示，2018年全美大约有4000多万低收入和无收入者获得食品券的支持，就是以瑞典1938年的一项社会救济计划作蓝本的。

桑德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崛起

我不认为美国很快就会成为像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国家。但所有迹象表明，联邦政府的政策会转向这一方向。新冠疫情的蔓延加速了政策调整的速度，延续和扩展下去，就有可能给美国的福利体制带来结构性的变化。

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这一趋势就已经趋向明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步入低增长时期，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要求国家干预的政治氛围已经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崛起，可谓应运而生，而不是相反。当然，如果不是桑德斯——一个自称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重洋之外的我们可能还不会察觉，在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的美国，居然会有那么多人希望过上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的平等而舒适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小确幸”的生活。

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排行榜上，北欧五国一直位列前十。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就显示，如果去除社会保障体系，瑞典的贫困率为26.7%，甚至比美国（26.3%）还要高，但是加上通过税收而实现的社会保障，瑞典的贫困率就只有5.3%了，美国的贫困率是17.1%，在发达国家中算是最高的。这一数据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对消除贫困，并维护中产阶层的稳定生活的重要作用。

桑德斯与支持者

早在2015年11月，桑德斯就在乔治敦大学发表了一个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长期计划的演讲，其中提到使更广泛的中低层受益的福利计划，并主张对华尔街加大征税。桑德斯以其政策宣示，尤其是“三免倡议”——免费医疗、免费上大学、免费获得住房，成功吸引了包括许多千禧一代、Z世代在内的大量年轻选民。

而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些政策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支持。例如有关最低工资的讨论，根据 Quinnipiac poll的调查，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截止去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72%。

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党内部支持“福利国家”的声音也日益强烈，一些共和党人提出的福利方案更为激进，和民主党的方案形成了竞争。可以说，疫情促使两党在如何提升福利体系的问题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弥和，这给了拜登政府更大的运作空间。

比如，美国参议员罗姆尼(Mitt Romney)2月提出的一项家庭现金福利提案，要为每个家庭提供现金福利，每个幼儿每月可以得到350美元，每个学龄儿童每月可得到250元。

这让我想起30年前我在瑞典工作时，媒体讨论的一个案例——一位来自中东某国的移民因为有六个孩子，全家都可以靠政府给孩子的福利金生活，还可享受住房等其他补贴。当时瑞典已经实施类似家庭福利的政策，而且更为慷慨。

脱美国化：美国人会“脱光”吗？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面临“脱美国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都面临这一挑战。

简单地说，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作用下，资本力量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管理体制、民众的价值观、传统文化以及分配体系产生强烈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迅速拉大的贫富、城乡差距和环境恶化。

新兴经济体必须从经济发展的初期就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通过加强对资本垄断的调控，尤其是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就业保险和其他相关福利分配制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美国本身也面临“脱美国化”的挑战了。

建立更公平、更普遍的社会福利体系，提升政府在社保领域的管理权力与能力，其实已成为21世纪美国的国家治理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美国学者Steven Klein 在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上的文章中说，上述罗姆尼的提议本质上是一种按照欧洲基督教民主的路线重塑美国福利国家，并将之延伸到重塑共和党。这里的重回基督教民主，可以视作美国向其本源，亦即传统欧洲价值观的某种回归。

美国人有一则笑话。美国人进澡堂，进去前是美国人，出来后还是美国人。那么在澡堂里面他是哪里的人呢？答案是：欧洲人。美国人“脱光”了就是欧洲人。这则笑话想说的是，资本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其实并没有使那些原本从欧洲而来的美国人“脱胎换骨”。

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保体系是从基督教的慈善救济演变过来的，一些国家的政府从19世纪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

其思想背景是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早期盲目发展的资本主义（也被一些人称为“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较正。

当然，自“五月花”号启程那天起，美国与欧洲就不在同一个路线图上前行了。福利在欧洲通过多种多样的立法而成为每个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基本权利，北欧国家的福利体制都包含着“一个都不能少”的普惠原则；而在美国，福利仍然在一些方面被视为是一种对穷人或中下层的救济，是在经济困难时的临时补助。接受政府救济与享受公民权利的感觉不会是一样的。

之所以有此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甚于平等。美国人最看重的，是个人、家庭能否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的机会，美国社会因此要远比欧洲更能忍耐贫富之间的差距。特别是根基坚实的保守派一直都坚决反对任何欧洲式的全民福利政策，每一次趋向于全民福利的改革都要经历反复的折腾而最终要么夭折，要么被大打折扣。

上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造成严重衰退，尼克松总统曾提出一项家庭援助计划，该方案设定家庭或个人收入标准线，一旦低于标准线，政府将向其补贴差额部分，并对有能力工作而不工作的人不发放补助。该方案显然与北欧国家的一些全民福利政策有相似之处。但最终它在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辩论之后，在参院遭遇强烈阻击而流产。当时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会不会使贫困者产生福利依赖？

奥巴马总统的医改也是一个例子。因此，最近又有媒体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里根总统的名言：“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单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更难的是，与欧洲一些福利国家相比较，美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起步晚，是在经济已经有了较快发展和积累之后才不得不逐步改革提升的。而北欧国家则是在更早的阶段就确定了以公平为核心的全民或普惠型的社保体制，这既保障了民众在经济衰退时期的基本福利，同时也能在经济发展之后继续按照公平的原则来划分“蛋糕”。

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的美国是在蛋糕已经做的比较大的基础上来修改原来的划分规则，或者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原来在社会福利分配领域的差距，这势必牵扯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

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平等”的不同理解

最近爆出的一则新闻是，奥克兰市市长被当地舆论称作是“种族主义分子”，因为市政府打算给年收入低于59000美元的有色人种的家庭，每个月发放500美元，而且没有任何花费这笔钱的限制。与此同时，贫穷的白人家庭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不久的总统选举中，人们把美国的分裂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之争”。

德国学者考夫曼的话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回归是有相当大难度的。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考夫曼说：“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中产生。”

接下来，在一个已经被撕裂的美国，不同“部落”的人们能否就社保体制改革达成共识，也就成了决定美国人能不能，或者说愿不愿“脱光”的关键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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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美国脱美国化”系列的第二篇。作者丁刚，原为《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曾驻欧洲、美国、拉美以及东南亚。有《脱美国化——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定位》、《中国方向》等著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