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字迹｜整理作为记忆支点的影像和文字（上）

城市空间里有种种印迹。我们拍下，再加工整理，又反复翻看。这一切都是为了认真对待自己的存在。以下内容，整理自作家赵松近期在宁波假杂志图书馆围绕《东北字迹》所做的分享，以及现场的交流回应。分为上下篇发出，这里为上篇。

宁波假杂志图书馆分享现场，王昀和赵松。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王昀（《东北字迹》作者之一）：感谢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我们一行五人，包括赵松老师在内（注：其他四人系《东北字迹》作者，即周平浪、厉致谦、姚瑶及王昀），我应该是摄影画册看得最少的。

我们刚在路上也聊到关于记忆的话题。这跟我一直在想的事情有关——文字跟图像应当怎样放在一起，来呈现同一件事。对此，赵松老师说，图像是记忆的支点。

大家应该有印象，总有那种老照片，画面是被拍摄的小朋友，带着很惊奇的目光看摄影师。被拍摄对象觉得，被拍下来是很可贵和有意思的，那时图像是相对稀缺的。现在图像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拍摄变得极其容易。这些照片在手机或电脑里，如果不是专业摄影师，很难想到去整理它。与很多年前对待家庭相册的郑重和多次翻阅相比，人们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

由此我想到，我们四人重新整理照片，这本身就有一重特别的意义：可以如何去看这些随手收集的零散记忆，又从中提炼出对自身以及所处环境的反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径。

下面请赵松老师说说，您记忆里的东北，是靠什么支撑的。您在观看这些图的时候，头脑里又浮现了哪些记忆碎片。

选图过程。姚瑶 图

赵松：最早王昀去做采访项目时，我是知道的。她要去抚顺。我当时也很好奇：她能去干什么，能拍什么？那边好像没什么新闻可拍。后来她做了一系列东西发出来，我觉得很特别。我回东北的频率已经很低，有时两三年回一次，都是去过年。匆匆忙忙又跑回来，没有太多时间再看我曾经生长的地方。

关于东北是什么，记忆是什么，以及我们借助的影像、文字等媒介，能够传达什么，跟记忆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话题牵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背景。每一个线条抽出来，都可以谈一本书。

国内刚引进俄罗斯当代作家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第一个记忆是动词。她认为，记忆很大程度上，不像电脑里静态的存储数据，而是经过后人不断重塑的结果。每次回忆都是重新塑造。同一件事，我和王昀重塑的方式不同，记忆的形状和传播途径不同，展现在后人眼中的状态也不一样。

2019年春，抚顺一位摄影师的工作室。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比如照片。当初我们的祖辈去照相馆拍照时，或是用海鸥相机拍私人化的风景照片时，会写在哪里留念，还要提上时间——那时老照片都要写上时间。人拍照还要摆成一个造型。

你会发现，和后来傻瓜相机流行时，以及数码相机和手机流行之后相比，拍摄行为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最初的拍摄行为，被拍摄者是主题。要留住时间中的某个瞬间，留住自己认为美好的时刻，或者记录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刻。总是指向一种人与世界和时间、地点的关系，有非常清晰的价值诉求。

但是，随着拍摄可以随时发生，奇怪的事也发生了。当在电脑里存下几千张或几万张照片时，我们很少打开文件夹整理，从头到尾看一遍。除非跟某个朋友聊天时突然想起，说你还记得那件事是在哪一年吗，我来找照片——这个情况发生的几率很低。如果你把照片存起来，可能很久以后才再看。拍摄者隐藏在照片后，但事实上，他自己变成了主题。

2019年春，一位单车徒步者路过抚顺，他一路直播自己的旅程。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这种当代的影像记忆，和传统影像记忆，有本质的不同。意味着，今天人的观看方式，因为传播方式的本质变化，也跟以往历代完全不同。互联网时代之前，人们普遍留下的唯一影像，可能就是照片。不像现在，拍摄影像随时随地可以发送、上传和保存。

大概可以把2000年之前，称作前互联网时代。以此为分界，就会发现，人们对待和整理记忆的方式和频率都不一样了。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待记忆，某种意义上仍带有对历史的诉求。家庭历史、个人历史，里面有潜在的历史观——要建立一种联系性。这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我的孩子，我把老照片拿给儿子看，这是我们家庭的历史，某年某月如何，会引发家庭亲情意义上的共情。

但2000年后，人的记忆方式经历着越来越大的改变，记忆本身的历史效应逐渐弱化。越来越被重视的，是当下的记忆。因为记录方式的丰富，和随时可以记得的状态，导致大家长线记忆非常少，能记住的都是眼前的东西。好像随时在记，其实随时在忘。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在回忆过去时，跟老一代比起来，能力差多了。今天人的脑海，每天通过手机终端，被海量信息不断洗刷。不管愿不愿意，你的记忆都在被不断清理。要腾出空间，接纳新的新闻。有时你主动被刷屏，但实际是屏在刷你的脑子、刷你的记忆。留给个人记忆的东西，变得非常少。

这就导致，今天人的存在感，远不如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人清晰。那个时候，人的存在感，依托于紧密的家庭关系而来。不管家庭对个人来讲，意味着限制还是束缚，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团体性或平台性，总归意味着相对紧迫的联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伦理观，还有一代一代人之间的所谓传承和道德约束。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种理念被迅速消解。进入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加速发展。在互联网基础上，手机终端变成非常普及的工具。手机跟人分开的几率非常低。从没有过一个工具，跟人体有这样深的联系。

同时，手机也把人变成自己的工具。手机作为工具，当它被超强度应用的时候，反过来会把主体变成手机的附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基本背景。

2019年春，抚顺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以“网红打卡地”为广告语。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交流的日常化和过度频繁，导致人对记忆需求的弱化。慢慢地，中长期的记忆就逐渐被短时间记忆淹没。

这时我们发现，当代人的存在感在减弱。存在感就是，我是谁，在怎样的他者视野下存在。那么，谁在关注我，我因什么而存在，我为谁而存在？这些就变成一个问题：我何以称其为我？

这时大家发现，对网络、手机依赖的加强，意味着，通过这个工具，才能获取来自他者、来自外界的信息，确认自我的存在。我是存在的，而不是不存在的。但事实上，来自虚拟的验证，又是不可靠的。对每个人来讲，通过虚拟空间验证自我存在，越频繁就越显得不可靠。这种不可靠的性质，会延展到日常生活中，大家极度缺乏安全感。对人的认知、世界的认知、对所有信息的认知，都带有一种不确定性。

这反衬出的是，记忆消失的后果极其深刻。大家说，我有记忆，怎么会记忆消失？其实是，你记忆关联性的消失，跟你有共同记忆的人越来越少。

随着独生子女这一代成长，还会有很多亲属关系消失。叔叔、阿姨、舅舅这些称谓，慢慢都会消失。等到00后这代人长到30岁，“亲戚”可能都不会被使用了。这是从没有过的——人的记忆，仅限于个人记忆，而不是一个延续的家庭的记忆，包含着家庭历史的记忆。

2019年春，抚顺老火车站附近，桥洞的涂鸦。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回到王昀这个拍摄项目。我是最早看到第一批照片的，是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她拍的是我的家乡，是我长大的城市。我看的时候，感觉是蛮陌生的。这种陌生感，我自己分析，有几种原因。

一种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不会去拍，或者说我不会太注意，但被王昀拍下来了，就是说，它进入我的视野时，我有一种突兀感，知道这是真的，但又觉得很陌生。

还有一种是，我很熟悉的东西，进入她的镜头后，仍有某种陌生感，某种意义上，跟我记忆中的存在，形成了重叠状态——就是我看到了，但和记忆中的东西有了差距。

这里涉及一个微妙的问题，视觉记忆和文字记忆，能触及的点究竟有什么不同？

人的主观记忆、被动记忆和潜意识记忆，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主观记忆常有某种系统性错置，随着时间推移、记忆力的减弱，或记忆力本身的障碍而来。比如说，我把一个人和一件事记忆在错误的时间和场合，但我以为是真的，这种情况发生后，就会产生类似虚构的东西。我们在记忆，其实是重构记忆，当你每次描述自己记忆的东西时，都在下意识重新构建记忆。

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叫乔治·赫伯特·米德。他曾在一本很薄的小书《现在的哲学》里，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大致的意思是，我们说，过去、未来、现在，好像在一条不可逆的时间轴上，好像它们都是清晰的存在，但其实所谓的过去，不是在我们身后的时空意义上的过去。因为，我们要通过记忆来复苏和重构这个过去——我讲过去，不可能像放电影，把它给大家重放一遍。不是这样的，要通过语言重新组织，过去几十二十年前干了什么，要给它一个时间点，然后描述，重构过去。

这意味着，所有过去都是在此刻重构的。没有对此刻存在的认知，就不会发生对过去的重构。所有的过去和未来都建立在今天。只存在今天的过去和未来，而不存在单纯的过去或单纯的未来。这就是今天的意义，这就是此刻的意义。

当然，图片可以向我们展示不同时间拍摄的场景。就像给城市做一些切片，我们在墙上用刀跄下一些碎片，既属于它，又不再属于它——当切片脱离了抚顺这个城市时，本身又生成了自己存在的一个状态和语境。

当我们在展厅里看到这些照片时，它已被剥离了原有的语境。照片本身的潜在语言表达意图，会因不同人的观看而发生扭转。拍摄者不会给它赋予一种清晰的动机描述，要干什么，要抓住什么——有些东西可能是下意识地捕捉。

从假杂志图书馆窗外，看见叠影中的设计师厉致谦。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而当这些画面以剥离的状态呈现在陌生人眼中时，这种交织就非常有意思，也是耐人寻味的。

它是记忆吗？它当然是过去时，或许属于拍摄者记忆的一部分。但如果让拍摄者回忆拍摄时的场景，又会和这个照片发生偏离，或说某种透视一样的并置。如果用语言描述，会发生很多衍生，让人觉得像描述另一件事。这就是图片跟文字之间天然不同的一个属性。

文字试图以更有组织性的方式，传达存在的状态。视觉图片尽管可以标识时间和空间、地点和人的属性，但当它被剥离那个语境时，对异地的他者就是完全陌生的，甚至去网上搜关于这个城市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助于理解这些照片本身。

这就是视觉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天然不同。比如，我所写的《抚顺故事集》，所有人物都是真的。很多人说，那不就是散文吗？我说不是，是小说。他说，你用了真人，为什么还叫小说？我说，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人的事，只有我知道，而你根本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它跟一个小说有什么区别？因为无法核实。我讲的细节，甚至连这个人本身都不知道。因为是我看到的，他看不到。

什么是小说？很多时候，小说是一种空间叙事。我们通过观察、想象，甚至梦境，所有直觉的、见解的、听到的、记忆中的，所有这些混杂，重新塑造才生成小说。当我说，用我妈的两个学生作为素材，写了两个小说时，我妈妈被我骗到了。她以为她忘了，其实这些事没有真发生在她的两个学生身上，因为掺杂了其他真实的事，她就完全接受了这是真实的——但是，是小说。

用来包装《东北字迹》小册子的报纸。言由 图

文字是一个间接的工具，无法用图片一样去传达你看到、听到、知道的东西，比如我拍一个王昀的照片，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假的。但如果我用文字描述王昀，她就坐在我旁边，我没告诉大家描述的是她，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个人，而是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文字的间接性，导致小说的语境完全不同于其他方式。它的微妙处在于，借助于语言这种暧昧的工具，构建一个可以让你不停想象的空间。这跟视觉的习惯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到今天还能活着，而不是被影像世界，电影、电视剧、短视频这些，彻底杀死。作为一个古老的记忆，这是文字本身提供的一个余地和可能性。推到最日常的层面，用打字跟别人交流，和用语音的交流不一样。有时打字产生误会，可能用语音就不会产生，有时用语音产生误会，打字可能就弱化很多。这些都提示我们，信息的转化和传播，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