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族教之争的世纪恩怨：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

在关于中东政治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听到一些特殊的宗教政治组织，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穆斯林兄弟会为何长期与埃及政府对抗？在“阿拉伯之春”中，为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于2012年取得政权，但2013年又被军方废黜，并被塞西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又如，在巴勒斯坦，为何巴勒斯坦内部巴解组织与哈马斯之间冲突不断，双方为何在巴勒斯坦建国和巴以和谈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当然，还有更为特殊的现象，如1979年伊朗的革命为何称为“伊斯兰革命”，伊朗为何要“输出革命”，并由此导致伊朗与西方的严重对抗？

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中东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是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的斗争。近代以来，为回应西方的压力和挑战，拯救日趋衰落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改革与复兴思潮。从总体趋势上来看，各种思潮与运动不外乎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类。传统主义在提倡改革与复兴的同时，尤为珍重和留恋传统伊斯兰文化的价值，其价值取向是内向和历史的，对外来文化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现代主义在力主改革与复兴的同时，尤为重视时代精神，强调宗教应当与外部社会环境相适应，其价值取向是现实的和开放的，对外来文化采取融合和利用的态度。前者主要表现为伊斯兰复古主义，后者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改革主义（现代主义），并孕育了朴素的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开始沿着伊斯兰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两个方向发展。

进入20世纪后，民族主义成为穆斯林各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摆脱西方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伊斯兰复古思潮尽管受到世俗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挤压，但它们并未因此销声匿迹，而是发展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Islamism），西方学界也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或“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等，其组织化的标志便是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伴随民族主义的衰落，伊斯兰主义思潮与运动不断高涨，其高潮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当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内部根源在于中东国家现代化屡屡受挫导致的认同危机、精神危机、发展危机等，其外部根源在于在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下，伊斯兰国家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在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互动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推动了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并挤压了伊斯兰教的政治空间；而民族主义政权遭遇挫折尤其是现代化进程受挫导致伊斯兰主义不断挑战民族主义，进而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发展道路的斗争，这既是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困境，也是中东与现行国际体系矛盾困境的根源之一。

一、民族主义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摆脱外来殖民统治而得以完成的。中东民族主义主要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它们对于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因此，有学者把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中东的觉醒”、“中东的抗争”和“中东的巨变”。

第一，民族主义促进了“中东的觉醒”，揭开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在20世纪初，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都构成了中东觉醒的重要标志。

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地区出现了两次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一系列民族国家相继诞生。第一次高潮由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1919～1922）、阿富汗的反英斗争（1919～1921）、伊朗的反英民族运动（1919～1921）、埃及的反英独立运动（1919～1924），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爆发的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促进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化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

第三，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最终形成了中东民族国家体系。1952年埃及的“七月革命”、1954年叙利亚的“三月革命”、1958年伊拉克的“七月革命”、1962年也门的“九月革命”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取得了政权。在北非地区，利比亚（1951）、摩洛哥（1956）、突尼斯（1956）、苏丹（1956）、阿尔及利亚（1962）先后取得独立。约旦和黎巴嫩在1956年迫使英美撤军，海湾国家也相继在上世纪70年代初走向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除巴勒斯坦外，中东穆斯林各国均获得民族独立，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初步形成。

二、中东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冲击

民族主义在中东的萌芽肇始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西方殖民入侵以后。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忠诚与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忠诚不同，民族国家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和历史等。因此，蕴藏在中东历史中的宗教忠诚与民族忠诚的矛盾，开始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复杂关系为表现形式凸显于中东政治之中。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构成了中东民族主义的主要类型。它们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有一定的共性但又有各自的特性，但排斥、压制和利用伊斯兰教是主流。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在本质上具有贬抑伊斯兰教的思想倾向，但它力图通过强调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中的作用，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融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以协调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以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则更加强调本民族文化、排斥伊斯兰教，但其民族主义思想仍留下了伊斯兰思想的深刻印记。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经历了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主义的思想争论，最终转变为凯末尔的世俗民族主义，并最终缔造了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最为彻底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近代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而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关系逐渐展开，并埋下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伏笔。

进入当代以来，以埃及纳赛尔主义和叙利亚、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并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当代中东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土耳其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而伊朗巴列维王朝也奉行世俗民族主义，开始了以“白色革命”为形式的剧烈现代化改革。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及其现代化探索，严重冲击了伊斯兰教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根基，伊斯兰教传统政治文化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而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位。

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了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并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

其次，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俗化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目标，宗教被置于从属于国家政治的次要地位，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再次，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体制、政党组织、议会制度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架构都是以世俗化为基本方向的，伊斯兰教的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作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补充，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同时，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也都发生了趋向世俗化的变革。

最后，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大都开始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经济体系，经济现代化改革使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传统的伊斯兰经济伦理和经济原则都遭到了强烈的冲击，中东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

三、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思想

在近代以前漫长的伊斯兰社会发展史中，伊斯兰教一直发挥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政治功能。近代以来，外来的意识形态开始动摇伊斯兰教的政治根基，突出表现为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对传统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解构、冲击和侵蚀。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伊斯兰主义思想正是在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产生的，并力图通过回归传统回应现代意识形态的挑战。

伊斯兰主义是指主张按照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法律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西方影响制定的世俗法律体系；在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

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改革主义的代表人物、叙利亚思想家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里达作为伊斯兰改革主义的代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驱，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复合体。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哈桑·班纳（Hasan Bana）、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人物。而在南亚次大陆，另一位伊斯兰思想家、伊斯兰促进会的创始人艾布·艾阿拉·毛杜迪（Syed Abul Aala Maududi）则构成了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当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非霍梅尼（Ruhollah Mussavi Khomeini）莫属，他不仅在理论上对传统的伊斯兰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而且奇迹般地成功领导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缔造了当代世界第一个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而苏丹的哈桑·图拉比（Hussan Abudulla Turabi）无疑也在当代伊斯兰复兴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领导的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一度曾取得对苏丹政府的控制权。

在现行国际体系下，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独立处理内外事务的基石所在，但在传统伊斯兰文化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在强调信主独一的伊斯兰政治哲学中，一切权力、权威和权势都归真主安拉，世界和宇宙的统治权和主权全部在安拉的掌握之中，安拉是最高的主权拥有者。这种观念在学界通常被称之为“真主主权论”。

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从“真主主权论”衍生出的“先知权威论”和“代行主权论”。伊斯兰教认为，安拉虽然拥有“终极主权”，但并不直接干预人间的世俗事务，而是派真主的使者实施真主的法度。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往人间代行真主权力的先知；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承人哈里发成为代行主权者，哈里发制度也成为伊斯兰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伊斯兰主义思想中，“伊斯兰国家”有严格的政治含义，其基本内涵是反对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主张重建政教合一、贯彻伊斯兰教法，体现“真主主权”的国家。

巴基斯坦伊斯兰思想家毛杜迪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强调“伊斯兰国家”必须遵循四项原则：（1）真主主权原则，即真主安拉为最高权力的唯一所有者；（2）先知权威原则，即先知穆罕默德作为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有权代行真主的权力；（3）代行主权原则，真主设代理人代行权力，但代理人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权；（4）政治协商原则，代理人经集体协商产生，代理权不为某一个人、某一集团、阶级、部落所专有或世袭传承，而是属于全体穆斯林。

苏丹的哈桑·图拉比则从否定的角度对“伊斯兰国家”的属性进行了界定：首先，伊斯兰国家不是世俗国家；其次，伊斯兰国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超越民族、种族、地域、语言界限的开放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第三，伊斯兰国家不是绝对的主权实体，只是“代行”真主主权的工具；第四，伊斯兰国家不是国家的原型，在穆斯林社会，国家的初始形态是乌玛，“伊斯兰国家”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因此，任何国家的形态和性质都具有暂时性，而先于国家产生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则具有永恒性。

由此可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以伊斯兰教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即体现真主主权的国家，而不是现行国际体系下体现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

四、伊斯兰主义对中东民族国家的冲击

从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真主主权论”及其政治实践对当代伊斯兰世界造成的消极影响，突出表现为多数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尤其是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方面，始终存在宗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乃至矛盾冲突，并破坏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稳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出现了两次伊斯兰力量崛起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即上世纪70～90年代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对现行政权的挑战。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在政治上主张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在文化领域反对一切非伊斯兰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活动方式上或以合法的方式公开活动，直接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力图建立伊斯兰政权，或开展秘密的非法斗争，威胁和破坏现政权。在此过程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提供了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推翻现政权的一个成功范例，“缔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神权政体”。

第二次高潮即2010年底以来在阿拉伯大变局中大起大落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中东变局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十分活跃，但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也并未在这场地区性的变革中创造出成功的伊斯兰发展模式。埃及作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宗教与世俗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埃及政局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

穆兄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从大起到大落的过程。总体而言，从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并掌握权力；从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对立加剧，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时任总统）政府，并在此后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压。

穆兄会在埃及政坛的沉浮不仅改变了埃及国内的政治生态，中东地区力量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政治博弈，也对中东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间的关系，以及2017年6月以来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背后则是地区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博弈。在此过程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领导的亲穆兄会力量和沙特领导的反穆兄会力量的对抗。

五、现行国际体系下伊斯兰主义的困境

当代伊斯兰国家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突出表现为早期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和后来借民主化进程崛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以及取得成功后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如伊朗）。穆斯林兄弟会对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影响深远，它们主张对内重建伊斯兰社会、对外重建伊斯兰秩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将之付诸实践。宗教共同体（乌玛）观念、真主主权观念构成了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被积极付诸实践。

伊斯兰主义对伊斯兰国家和现行国际体系弊端的批判都有其合理性成份，但它在本质上的复古、保守及其非理性倾向，以及部分极端派别的暴力行动，在国家内部、地区格局乃至国际体系层面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国内层面，伊斯兰主义与现行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的对抗加剧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动荡，导致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异常艰难；在地区层面，伊斯兰主义力量对阿以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叙利亚危机的广泛介入，加剧了地区冲突的烈度和政治解决的难度；在国际体系层面，伊斯兰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与西方“伊斯兰威胁论”、“伊斯兰恐怖主义论”的恶性互动，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伊斯兰主义组织在伊斯兰国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温和力量尤其是在中东变局中崛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在调整其内外政策主张，出现了积极变革的倾向。

从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角度看，伊斯兰主义崛起导致的政治伊斯兰化，被西方视为反世俗化、反现代化、反全球化的反体系运动。伊斯兰主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及其与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复杂联系，直接导致了“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伊斯兰恐怖主义论”等论调的甚嚣尘上，以及西方在战略层面对“伊斯兰威胁”的围堵、打压和防范，严重恶化了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处境。

抛开西方恶意妖魔化伊斯兰的问题不谈，从本质而言，追求真主主权的伊斯兰主义政权和势力之所以成为现行国际体系内的异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体系的世俗性本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1991年已经取得选举胜利但被军方镇压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2006年在巴勒斯坦大选中取得胜利并已经取得对加沙控制权的哈马斯，它们之所以无法得到西方的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它们一旦掌握政权，国家的世俗化根基就会遭到颠覆，并由此扩大由伊朗革命在世俗化国际体系上所打开的缺口。在西方看来，“1979年在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对西方文化和世俗政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即使是在所谓“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浪潮中合法崛起的埃及穆穆兄会等势力，西方对之同样充满了忧虑和不信任。这也是西方对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表示默许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伊斯兰主义在经历严重挫折和内部分化后，其内外政策主张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改革与调整的发展趋势。在近几年的中东变局中，在阿拉伯国家最具影响的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而不是极端保守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均属于温和伊斯兰力量。

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上，温和伊斯兰主义更加强调伊斯兰的理性精神，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加努西早就明确指出，伊斯兰应该是“活生生的伊斯兰”，而不是“博物馆中的伊斯兰”。在政治目标上，它们已逐渐淡化重建“乌玛”的政治目标和否认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立场，其主要关注点已转向民主、民生等问题；在政治参与方式上，它们更注重民主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逐步放弃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激进道路；在对待西方的立场上，当前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尽管强调自主性，但并未采取盲目对抗西方的做法。在突尼斯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伊斯兰复兴党还对世俗政党进行妥协，这是突尼斯政治转型相对顺利、平稳的重要原因。

当然，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能否找到伊斯兰特色的发展道路，并成功融入国际体系，尚需要实践的检验，仍然存在的保守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也依然不容小觑。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